为确保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党很早就把“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确立为文艺的基本方针，为文艺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出现了偏颇，存在干涉过多、管得过死的现象，延安时期王实味因为暴露阴暗面而被打成叛徒，并最终予以枪毙。
针对以往党在文艺工作中的问题，1956年刘少奇提出要“放松一些”，不要干涉太多的主张。他说：党与政府采取政治上的干涉，有的是应当的，就是干涉得对的；但是也有些干涉是粗暴的，或者干涉错误了的，对于不同的文艺形式，党应该采取欢迎、帮助、支持的态度，对他们多做些政治思想工作。文艺团体也要多帮助他们。
本来，在广大文艺工作者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后，应该放手让他们去写作，不应该干预他们“是写人民，还是写敌人；是写人民的优秀品质，还是写人民现在正在改正的缺点；是写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还是写社会主义建设中正在克服的困难；是写现代人的广阔生活，还是写悠久的历史题材。”只要是符合人民的要求，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些都应该由文艺工作者去探索，去解决，党和政府不要横加干涉。
至于暴露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刘少奇主张，只要是善意的也要给予支持，因为批评本身就是一种爱护。何况社会主义并不完善，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和发展，消极的东西，不合理的东西，不健康的东西，令人不能容忍的东西，乃至于卑鄙龌龃的东西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虽然这些阴谋面相对于光明面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作家为了反映生活的真实，应该允许有所暴露。
当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文艺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党和政府对作家、艺术家从政治上加以引导，是完全必要的。刘少奇说，作家不能不让人家提意见，不让人家讲话。自由论争就是要让大家讲话。有的意见是负责同志讲的，这些负责同志的话，也应该看做是读者、观众的意见，看重他们的意见，是完全应该的，但作家不一定要按他们提的意见那样修改，作家如果不同意可以不改。
针对那些官僚主义的干涉，刘少奇主张不论他们是文化局长或是党委书记，都要他们来一个正式决议，不要口头讲，口头上发表议论不能算数，而作家、艺术家更要运用文艺创作的手段来揭露、克服官僚主义、特殊化。
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反思1957年反右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63年，在谈及文艺工作时，刘少奇不无遗憾地说：对那些反党的人，批判还是必要的..，但是反右派运动中，那种批判有些过头了。他还意识到“百花齐放”运动中没有创造出一种良好制度来改善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对“政府和人民之间矛盾”也未找到一种和平解决的办法。这就是反右悲剧发生的主因。
1964年，文化界开展了一场批判运动，对剧作家田汉、评论家邵荃麟，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的理论、史学家周谷城的“时代精神”理论在学术上开展了严厉的批评，好几部影片也挨了批判。
这场批判，引起了那些将中国的经济发展寄托在与知识界合作的某些领导人的担心。
1965年3月3日，刘少奇、邓小平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在会上他们
认为1964年的批判“有些过头”，妨碍了“创作上的繁荣”，“现在人们都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今天只收到两篇稿子了。”他们提出，对知名人士的批评必须经过“中央批准”，而且要按刘少奇提出的“和风细雨”的办法，不能用江青那种方式。会上，周扬规定了五条：一、不要乱贴标签；二、平等待人；三、不算旧帐；四、对事物作具体分析，不能搞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五、尊重别人在文艺领域中的特点，避免过去那种文人相轻。
这次会议对当时的文艺创作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很快就被“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席卷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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