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那就是“阶级的部分的利益，应该服从整个民族的利益。”此文发表于1936年11月20日，文章发表不到一个月，西安事变发生。刘少奇在华北处理西安事变的影响中表现出的灵活态度，集中反映了他这一观点。
刘少奇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是下层的，而且是上层的。
早在1936年11月14日，他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就明确表示：“本来我早就感到反蒋与停止内战两口号矛盾的。我早和同志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在党内，刘少奇是较早认识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必须得到蒋介石的合作这一严酷的现实的，而当时党内绝大多数人对蒋介石仍然是义愤慎膺，不共戴天。也难怪，十年内战，蒋介石屠杀了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优秀干部和革命群众，仇深似海，与这样一个死对头合作叫人如何转过弯来？
但刘少奇站在全民族利益的高度认为，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必须实现全民族的抗战，必须与蒋介石合作，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否则于国于民不利，于共产党自身也不利，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经二万五千里长征，仅剩二三万人，被胡宗南大军压迫在陕北山沟沟中，缺衣缺粮，难以为继。不借天时，困龙如何入海？
西安事变后两天，也即1936年12月14日，刘少奇以北方局书记身份对新闻记者发表《北方共产党发言人谈话》，说明我党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出：只要南京彻底改正蒋介石以往对民族利益的错误政策和行动，对内实行民主，对外实行抗战，此事则解决甚易。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盾，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到南京，当时党内有种“左”倾看法，认为张学良投降蒋介石是一种无耻行动，刘少奇批评了这种错误看法，他认为张学良跑到南京请罪，不是表示张学良的无耻与投降，反而表示张学良为着团结全国抗日停止内战而不借牺牲个人的忠诚。刘少奇提出，对蒋介石及国民党与南京政府采取分裂政策是非常危险的，这样将不能争取国民党南京政府及蒋介石军队之大部或全部来抗日，而恰是使他们大部或全部去降日。张学良、杨虎诚始终不从南京政府、国民党中分裂出来，始终不和南京政府、国民党及蒋介石对抗，始终留在国民党内成为国民党中左派中坚力量，并以此力量来影响、推动与争取南京政府、国民党来抗日，“这是唯一正确与可能的政策。”刘少奇强调，一定要认定现在国民党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有全部或大部参加抗日战争的可能，因为日本的进攻，同时威胁他们的存在。
刘少奇主张，我们党在西安事变中还是采取国内革命战争的方针，同情西安是不恰当的，在西安事变中我们虽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但发生了很大的动摇，在政治上引起了极大的纷乱与广大群众对我们的误解。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生存危机，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阶级的部分的利益，应该服从整个民族的利益。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是我党策略上的重大转变，它是以民族的共同的利益和要求为基础的，是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的，是同日本要灭亡中国的形势相联系的。刘少奇说，在民族危机、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民族独立的思想和要求，是超过其他一切问题，在全国人民面前被严重的提出来，成为中华民族解放之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
民族斗争是首要的最高的任务，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挽救祖国免遭灭亡，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统一，对于中国各阶级，包括对无产阶级都是有利的。没有中华民族的独立，就不能有无产阶级的解放。只有摆脱民族压迫，才能为阶级解放创造条件。民族利益包含着无产阶级的利益，民族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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