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薄一彼刚从监狱出来，阎锡山便邀他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因薄一波过去长期做党的秘密工作，没有做过上层的统战工作，感情上也难于接受同阎锡山这样的“老军阀”打交道，于是婉言谢绝了。
但当薄一波将此事报告北方局时，刘少奇当即指示：“机会难得，要去！”并指出：不想去，大概还是认为我们不能同阎锡山合作抗日，只应当做基层群众工作，不应当作上层工作，这也是对形势认识不足。一定要看到，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大的变化，日本要灭亡中国，蒋介石继续搞不抵抗主义，阎锡山也在动摇。当前，党的任务是，既要搞好基层群众工作，又要搞好上层统战工作。阎锡山找上门来，是个好机会，不要失掉这个好机会！
于是；薄一波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回到了山西，通过多年的老关系，进一步了解了山西各方面的情况。
阎锡山是个老奸巨滑的封建统治者，是个地方实力派，在山西统治了20多年。但这时他处境艰难，经济破产，民怨沸腾，日本人虎视眈耽，蒋介石又在挖他的墙脚。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寻求共产党作暂时的盟友，以渡过难关。于是，阎锡山打起“守土抗战”的旗号，用了一批共产党员，仿照共产党的办法，采取某些暂时性的进步措施，扩充实力，去对付日本人和蒋介石，同时和共产党周旋。阎锡山还曾解释说：“现在我只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都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
但阎锡山却打错了算盘，他的对于刘少奇才不会上他的当，乖乖地听他的指挥，让他来削弱共产党。刘少奇的方针是：与阎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戒备他来反对我党和群众；要尽可能通过阎的组织形式，例如“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去进行工作，但又不受他的框框限制。
经分析研究，北方局认为山西大有可为，决定加派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与薄一波一道先期开赴太原开展工作。行前，刘少奇指示：一、这次到山西去。首先要争取站稳脚跟。不要搞“左”倾冒险主义和空谈主义，不要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要怕到上层机关去和戴“官办团体”的帽子。二、要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能做“清高”，不要“抬轿子”，要争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领导权。三、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完全分开，公开工作要为党组织的发展创造条件。
薄一波等到太原后，即按照刘少奇提出的抓实权、做实事、反对空谈的方针，接过了阎锡山任“会长”的“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制定了“牺盟会”的行动纲领，在工厂、学校和农村，广泛发展组织，为了迅速培养干部，又在“山西军政训练委员会”的名义下，办起了“临时材政协助员训练班”、‘浑政干部培训班”、“牺盟会特派员训练队”、“民政干部训练团”和“国民兵与官教导团”等，把山西当地和全国各地来太原的成千上万进步青年吸引进来，加以培养训练，造就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具有战略意义。
薄一波在山西与阎锡山的合作经验成为统一战线的典范：我党既与他合作抗日，又戒备他来反对我党和群众；既利用他组织的牺盟会，又不受他的限制，使牺盟会在我党的领导下，在拥护阎锡山抗战的口号下，发动群众，扩大新派的力量；并组织新派同旧派的斗争，使；日派投敌和企图把山西造成反共局面的阴谋不能得逞。山西经验得到党中央的多次表扬，认为“值得
注意”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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