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要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还要争取那些愿意抗日的地方实力派。因为他们有人，有枪，有地盘，有一定的号召力，得到他们的支持就可以减轻许多阻力，工作要顺利得多。所以中国共产党非常注意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刘少奇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36年春，在刘少奇主持下，北方局领导成立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这是一个以学生、上层知识分子为主，包括工人、妇女、商人及各界人士在内的统一战线组织。就是从成立救国会开始，刘少奇策划争取地方实力派，以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
随着中国共产党放弃“抗日反蒋”的口号而改为“逼蒋抗日”的策略，刘少奇领导北方局积极开展了对宋哲元、阎锡山、傅作义的工作。
1936年8月25日，北方局给各级党组织发出“关于华北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应该用党的名义给各党派、备团体写信，并设法派代表和他们接洽谈判。
争取宋哲元的工作，是从改变策略口号开始的。在“一二·九”运动中，宋哲元曾动用军警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当时，学生的口号是，“打倒卖国贼宋哲元！”天津“五·二八”抗日示威游行后，宋哲元开始转向同情爱国学生。刘少奇指出“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中下级官兵与学生民众关系改好。宋哲元的态度亦有进步。”北方局研究了宋哲元及其冀察政务委员会，认为他们虽是日本培养起来的代理机关，但在全国救国运动不断高潮的情况下，还皇动摇的，还不甘心做汉奸卖国贼，有转向抗日的可能性。
因此，在北平“六·一·二”抗日大示威中，刘少奇引导学生改喊“拥护宋委员长抗日！”“争取二十九军抗日！”的口号。口号一变，就稳住了宋哲元及其二十九军，避免激化与宋哲元的矛盾，将之推向日寇一边，也为今后群众的抗日救国活动取得了进一步合法的可能性。
刘少奇又指示北平地下党和学联通过各种途径在二十九军中开展宣传组织工作。如，组织进步学生参加二十九军在西苑的军事集训，同中下层军官交朋友；与二十九军官兵联欢，宣传抗日救国。1936年秋，当二十九军穿过北平城时，又动员数万民众夹道欢呼。11月，二十九军先后在北平红山口和河北国安举行军事演习，北平各校学生组织了参观团去参观慰问，通过这些活动争取了二十九军官兵，他们纷纷表示，要维护领土主权，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
刘少奇还亲自起草了主张抗日救国的三条意见，通过二十九军的一位参谋处长作为自己的意见，拿给宋皙元看，宋看后觉得很好，便拒绝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开始与共产党接触。
1936年8月，宋哲元派代表刘子青与我党接洽。党中央即派张金吾（即张经武）为宋皙元处联络代表。刘少奇又指派张友渔协助张金吾开展工作，争取中上层军官。
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则是采取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多种渠道同时进行的。1936年10月，北方局决定由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等组成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专门做阎锡山及其军政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直接受北方局领导，不与中共山西省工委发生横的联系。行前，
刘少奇指示簿一波等人要站住脚跟，不敞“清高”，不搞“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不做山西省当局根本不能接受的事情；踏踏实实地做上层统战工作，不怕戴“官办团体”的帽子；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积蓄力量；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按照这些指导原则，薄一波等以公开合法的身份，积极而又慎重地运用阎锡山提出的或他能够接受的口号和工作方式开展工作，首先接办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然而创办新军，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
与此同时，刘少奇和北方局通过华北联络局系统，委托朱蕴山以民族革命大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去太原和阎锡山接触。最终达成三项协议：取消山西的反共组织；取消对陕北苏区的封锁；组织抗日民众团体，积极开展抗日运动。随后，党中央派彭雪枫为我党代表去太原，专门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刘少奇还派人与傅作义、韩复榘、刘湘的代表联系，商谈联合抗日问题。刘少奇指示，在争取和他们合作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坚持原则，坚持抗战，不能妥协；另方面，也要照顾到他们的利益，不能要求太高。
刘少奇在领导北方局与这些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中，加强了彼此的联系，为迎接全国大规模抗战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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