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总结中国党内斗争的经验，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产生矛盾斗争的原因、性质和中国党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党内斗争所产生的偏向，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方针、政策。这对于提高党的干部队伍的思想水平，巩固与发展党的组织，保证党的事业的胜利进行都十分重要。
刘少奇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从产生起，外有敌人的进攻、破坏，内有多种旧思想、旧习惯势力及非无产阶级作风的影响，因而党内必然会产生思想观念和认识上的分歧与党内矛盾和斗争。
刘少奇认为党内斗争是原则的斗争，是为拥护这一个或那一个原则而进行斗争。为确立这个或那一个斗争目标而进行斗争，为选择这一个或那一个目标而进行斗争要正确解决党内矛盾，首先要分清矛盾的性质，刘少奇说：党内斗争，主要的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而在某种情况下，这种矛盾和斗争有可能发展为政治上的分歧和组织上的分歧，而产生“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但是它的实质和内容基本上还是一种思想斗争，其性质同党对阶级敌人的斗争是根本不同的。
刘少奇还从马列主义党的学说发展的历史经验中，看到了中国党在进行党内斗争时产生偏向的历史原因。他指出，中国党是遵循列宁的建党原则创立的。这有好的方面，但也有另一方面的问题，即许多同志把列宁的建党原则搞重化、绝对化。他们不了解列宁在创立他的建党原则中曾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组织路线进行了不懈斗争，而中国没有第二国际的影响，也不存在欧洲工人阶级贵族阶层。恰恰相反，在中国党内，农民，小资产阶级成分占相当大的比重，如果不注意中国党自己的特点，忽视中国农民、小资产阶级急躁、狂热思想情绪的影响，而抄袭列宁党由斗争中反对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的经验，在党内斗争中，机械、过火的现象就不可避免。由此造成党内家长制作风，民主生活不正常，并助长了宗派主义的发展，造成的损失极大，教训深刻。当然，在纠正党内斗争的过程中也容易走向另一极端，即遇到思想原则分歧采取自由主义、调和主义态度，息事宁人；或者不善于协商解决，而从个人和小集团利益出发，制造新的党内纠纷，无原则斗争，扰乱党内正常的生活秩序。
刘少奇从实际出发，深入地分析和批判了那种党内斗争越斗越凶，无端给人扣政治帽子的“左”倾态度。指出这种态度貌似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违背马列主义原则，对党对同志极不负责的态度。
刘少奇认为党内斗争是一种最严肃最负责的事，绝不可以草率，我们必须以最严肃最负责的态度来进行；对党组织、对同志的批评要适当，要有分寸；对待思想原则问题上的分歧意见，经过争论之后，仍未取得一致的意见，在多数决定后，少数要在行动上服从多数，但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要区分党内斗争同阶级敌人斗争的界限，不能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斗争，他主张，党内斗争，要求做到思想、原则上的对立，和组织上方式上尽可能的不对立。斗争和教育是一致的，是相辅相成的。
有关斗争方式方法，刘少奇觉得可以多种多样，但最基本的是必须站在党的立场，以维护党的利益、工作的进步；以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帮助同志改正错误为原则。刘少奇说：只有自己首先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才能纠正人家不正确的立场；只有自己是完全正派的，然后才能矫正别人的不正派。
刘少奇批评那种把党内斗争简单化、机械化、庸俗化的做法，他反对把党斗争只看作是一种组织上形式上的对抗，认为这样会产生错误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将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
为了分清是非，从思想上、原则上划清界限，刘少奇提倡在党内要养成讲道理的作风。他说：在党内一定要讲道理，..道理讲清了，一切都好办。讲道理的方法，即讨论的方法，说服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这是党内斗争的基本方法。
刘少奇认为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在十分必要的时候，“方可以采取对抗的斗争方式与组织手段”。唯有如此，才能严明党的纪律，维护党的统一。但即使给犯错误的同志以纪律处分，也是为了教育。刘少奇认为，如果不是说服教育，讲道理，启发党员的自觉性，而是单纯依靠组织手段、纪律处罚来实现党的统一，那就将是党的一种危机了。
刘少奇提出，在开展党内斗争时，必须从思想上、理论上和实践上，严格划清三个政策界限，即，正确与错误的界限；原则问题与非原则问题的界限；党内斗争与党外斗争的界限。
刘少奇还发展了列宁关于“左”右倾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思想，要求在开展党内斗争时，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应该有什么反什么。有什么反什么，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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