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把党培养成一个成熟的富有战斗力的马列主义政党，刘少奇非常注重党的理论修养和文化素质的提高。
早在1941年，宋亮（即孙冶方）就党校理论学习问题向刘少奇（当时华中局负责人）请教时，刘少奇回了封长达3000多字的信，这便是著名的《答宋亮同志》。
刘少奇在信中说：“中国党内最初一个时期——陈独秀时代及其以后——有些党员是有一种意见，反对党员对理论作比较深入的专门的研究。甚至在学校中，当许多党员专门学习理论的时候，亦强调反对‘学院式’的研究，指那些比较埋头读书的党员为‘学院派’，而强调在实际斗争中的锻炼。似乎认为只要有实际斗争的经验，而不要高深的理论研究，就能满足，就能指导革命达到胜利。似乎认为马列主义的理论，无须经过相当长期的埋头刻苦的研究，就能把握得到的。这种意见，与当时某些党员的另一种意见，即轻视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研究..都是错误的。”①
刘少奇又说：“在中国党内上述两种意见的对抗，当时是前一种获得胜利的，在党内造成了反对专门理论研究的风气，结果，阻止了党内理论水平的提高。这是必须纠正与反对的。这与我党直至今天在理论上的准备与修养仍然一般不够的现象，是有密切关系的。它给了党内以极坏的影响。”②
刘少奇进一步说：“中国党的组织能力并不弱。中国党的英勇牺牲精神亦是很好的。..然而中国党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理论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中国党只要克服了这个弱点，就能有把握地引导中国革命到完全的胜利。”①
刘少奇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近20年的失败与挫折归于理论上的失败、指导上的错误，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便投入到全民族的解放斗争中，斗志不可谓不坚，牺牲不可谓不大，之所以屡次惨败就在于它忽视理论学习，一味照搬苏联模式，不顾中国革命的特点，在实践中盲目蛮干。而由于革命队伍中主要由工农出身的干部和职业革命家组成，某些领导干部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低，文化素质差，满足于局部经验，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和无头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分不清是非，用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看问题，用强迫命令主义的方法去工作和对待群众。由于理论上的准备不够，中国党和许多党员在工作中吃了不少的徘徊探索的苦头，走了不少不必要的弯路。
40年代初的整风运动和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决议，批判了违背中国革命实际的教条主义思想以后，党的理论水平提高了。这对于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具有奠基作用。
但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理论水平仍然不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40年代的整风运动的主要锋芒是针对轻视实践、脱离实践的教条主义的。因
①刘少奇《答宋亮同志》，载《刘少奇选集》上卷，P218—222。②刘少奇《答宋亮同志》，载《刘少奇选集》上卷，P218—222。①刘少奇《答宋亮同志》。此，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上的另一种偏向，即过分强调实践，轻视理论的重要性，轻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的思想，却很少受到批判，反而还有所抬头发展，有不少人认为只要家庭出身好，本人成份好，革命坚决，斗争勇敢就行了，学不学马列主义理论，学不学文化科学知识没有关系。重要的是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仅仅是专家或领导人的工作，甚至被看作是“本本主义”的东西，这既妨碍了党员的理论水平的提高，也妨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在党员群众中的普及和提高。
刘少奇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不久，他重提了学习理论的重要性，要求全党都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文化知识。他告诫全党，不要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恰恰相反，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著作，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复杂，危险更大。他尖锐地提出，没有理论工作是盲目的，没有前途的，没有理论的人容易被“俘虏”，被人家天花乱坠所迷惑。干部要真正成为人民欢迎信任的人，就要做到既有理论，又有文化，又不骄傲，思想好，作风正派，这样就到处受人喜欢。学习马列主义就要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这些东西消灭掉。1958年大跃进，高指标、浮夸风的产生也是由于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缺乏理论修养，在思想上产生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产生了官僚主义的作风而造成的。刘少奇在总结这一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时，再次强调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为了有效地反对主观主义，必须进行系统的学习，提高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首先是加强高级干部马列主义的学习。
为了把党培养得更成熟，更有战斗力，少犯错误，刘少奇对党员干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求他们既要有实际经验，又要有理论知识；既要有中国经验，又要有外国经验，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跛足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说教条主义是跛足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经验主义则是爬行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得不远，迷失方向。他强调一定要提高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使他们具有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
但刘少奇这些正确的意见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使我们党在以后的工作中付出了更为惨重的代价。由于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不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不高，致使“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等人凭其花言巧语便迷惑了许多人，而中央又允许或默认了毛泽东凌驾于中央之上，全体党员又允许或默认了毛泽东凌驾于全党之上，终于导致党内民主生活的不正常，从而导致了国家的混乱。刘少奇对于这一结局似乎有不祥的预感，他曾恳切地说：我们并不需要盲目的信仰和盲目的服从，我们需要同志们真切了解党的策略任务，并会拿到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去运用。而恰恰是盲目的信仰和盲目的服从导致了“文革”悲剧的发生，不听智者之言，我们不知走了多少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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