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不仅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的实践经验，也有着高超的党内斗争艺术，不仅讲原则，讲党性，更讲策略，讲方法。如新四军处理项英问题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党内斗争技巧。
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同时组建中原局，任命刘少奇为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新四军后，主要任务是肃清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新四军中的影响，主要是纠正其代表人物项英的错误。
刘少奇首先向新囚军主要领导成员邓子恢、叶飞等人通报了中央决定，指出了项英所犯错误，意在首先在高层通气，使大家有所准备。为了使他们了解情况，刘少奇还拿出党中央与东南局项英来往的电报，叶飞等人向刘少奇提出一个问题：回去怎么办？过去的做法不对，可那是项英同志指示的，在江南也是这样执行的。现在要改变，就说明那是错误的。可是项英同志的错误又暂不公布，回去怎么讲呢？刘少奇说，你这问题提得好。并告诉叶飞：“你回去后，从检查自己活动地区来提问题。介绍这次到皖东来的所见所闻，说皖东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县长是新四军担任的，出布告明示减租减息，放手发动群众，然后对照你们自己活动的地区做得对不对。总之，是要贯彻中央的正确路线，但是不要去牵涉皖南，更不要去牵涉江南。”
黄桥决战后，苏北局面打开，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移至苏北盐城，与陈毅会合，除连续催促项英率部北上外，还预作警告：在华中磨擦日益尖锐的条件下，顽固派有可能利用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进攻，因此，军部及江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被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毅靠拢，再向苏北转移。而琐英却与顾谈判，屈从于顽固派“叶（飞）张（云逸）两部南下”的无理要求。项英电报中央，提出“在某种情况下，叶飞补允南调。诸叶孙部南调，以加驻皖南力量。”少奇坚决反对项英的错误主张。他在4月24日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我方如果同意叶飞部南调，还有什么理由去苏北？”
刘少奇和中央一直在争取项英，对于他的谈话，党内不予公布，以争取他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把江南1万新四军带至江北。后来中央决定东南局井于中原局，成立华中局，刘少奇为书记。项英在皖南迟迟不愿过江，终于导致皖南事变的发生。
刘少奇闻知事变发生后，对外痛斥反共亲日派的严重罪行，而在对内干部会议上则指出“皖南党内个别领导同志所犯严重错误”。以示内外有别，巩固党的团结。在以后处理皖南事变遗留问题时，作为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作出了这样的总结：在部队入皖南的最初一个时期，是客观条件最利我方发展的时期，因此，在皖南对部队的发展，及对部队的整训，是有成绩的，地下工作亦有显著的成绩。但是它的发展还未能达到应有的程度，在建军中亦未明白提出建设我军的口号，而只提出建设所谓统一战线的军队。又在执行北移命令中，则为亲日派所暗算，以致大部损失。
为什么被亲日派暗算呢，刘少奇分析有以下原因：一、由于皖南个别党的负责同志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最初就犯了类似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过分地将就大资产阶级，不与大资产阶级的反动动摇作斗争；过分地相信大资产阶级，以致失去自己的独立性，没有在党内部队内进行思想上组织上应付突然事变的充分准备。二、违背中央的战略方向，违背中央的指示，没有积
极向敌后发展，对敌后抗战信心不够，株守皖南，以致造成亲日派包围的恶劣形势。三、过早地提出精兵口号，没有充分发展部队，反对建立根据地，认为这在华中是不可能的，强调华中的特殊性，拒绝华北的宝贵经验。四、在北移中军事上的部置与指挥基本上是错误的。
刘少奇对项英的处理做到党内党外有别，分寸把握有度，有利于团结同志，打击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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