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相争时，刘邦长期处于下风，常常守住城垣不出。有一次，项羽攻到城下，对刘邦说，“天下生灵涂炭，怨声载道，皆因我二人之争。我们不妨在城下来个单打独斗，以决胜负，以解生民倒悬之苦。”刘邦不为所动，拉着胡须不慌不忙地笑道：“吾宁斗智，而不斗力！”正是这个斗智而不斗力的刘邦最终兵围该下，逼得那个好勇蛮狠、没有头脑的项羽自刎乌江。
两千多年前中国高明的谋略家就知道在自己处于劣势时只能与敌人斗智（计谋）而不能斗力（实力），两千多年后，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第一流的谋略家继承了这一好的传统，在与日寇和国民党的斗争中运用各种巧妙办法，从而引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22年中，绝大部分时间内处于劣势，甚至于极端的劣势。因此，同强大的敌人进行斗争的要诀是：不仅要善于消灭敌人，还要善于保护自己、发展自己，搞革命当然会有牺牲，夺取政权当然要付出代价，但那种杀敌三千，自损八百，与敌人拼消耗、拼实力的做法是不行的，只是正中敌人下怀。“左”倾冒险主义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不懂得革命不仅要讲原则，更要讲策略，他们只知道“御敌千国门之外”，只知道“以碉堡对碉堡”“不准敌人深入红区半步”，结果是把整个红区都搞丢了，拿自己的几条破枪与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对攻，无异于“叫化子与龙王比宝”（毛泽东语）。
刘少奇深感“左”倾冒险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他就是因为白区斗争无法继续下去而与中央一起撤到苏区的（中央无法在白区呆下去而撤到苏区实际上已证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失败）。在苏区，他目睹了红军怎样在艰苦的条件下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目睹了“左”倾冒险主义怎样不讲斗争策略，最终把中国革命几乎完全葬送。他懂得革命斗争不仅要对敌人狠，还要善于保护自己，所以，他在遵义会议上极力支持毛泽东，支持不仅富有斗争精神，更讲斗争技巧的毛泽东，他知道毛泽东的道路才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作为一代大谋略家，刘少奇非常注重与敌人斗争的策略、方法，不论是在白区、红区，不管是在抗日前线，或解放战争初期出兵东北，他总是教导部下不要与敌人硬拼，那种把自己的家底全押上的做法是愚不可及的。革命是长期的任务，不但要学会消灭敌人，更要学会保存自己。革命有进有退，有高潮，也有低潮，要学会迂回、学会包抄。在自己处于优势时当然要努力消灭敌人，但在自己处于劣时则不要碰硬，要勇于退却，主动退却绝不是逃跑主义，而是为了以后更有力地消灭敌人。
据张爱萍将军回忆，刘少奇在华中抗日前线时，曾多次教导他们不要只同敌人斗力。刘少奇说，我们是打游击战，不仅要学会歼灭敌人，还要学会保存自己，只有这佯，才能更多地消灭敌人，不然，自己都没有了，拿什么去消灭敌人呢？游击战更要把同敌人斗力和斗智结合起来，只同敌人斗力是不够的。
一次战斗中，张爱萍亲到前线侦察，结果被敌人打中，幸亏穿的羊皮短袄护着，背上只受了一点挫伤，刘少奇知道后，非看看伤口不可，又叫医生上药，未了严肃而含蓄他说：人家要你当指挥员嘛，哪里是叫你当一个侦察兵！在一次战斗里，指挥员的伤亡对战斗胜负的影响是不同于一个战士的。
羊皮袄是不能经常保险的。
刘少奇不与敌人斗力的谋略不仅运用于战役、战斗的指导上，而战略的指挥上更是如此，1945年出兵东北的过程体现了他这一谋略的思想。
当解放军以东北人民自治军名义在东北活动时形势非常好，苏军即将撤走，而国民党军还未到达。党内当时从上到下都有独占东北的企图。但三个月后，即1945年11月，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海军空军的帮助下蜂拥而来，而苏军根据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许解放军在东北各大城市活动，必须把沈阳等大城市让与国民党军队，如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开火，则苏军将向解放军发起攻击。东北局有些领导还不愿退出大城市，当时代毛泽冻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再一次运用“吾宁斗智而不斗力”的谋略，坚决指示东北解放军不与敌人决战，应迅速撤出大城市，转移到中长路外围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刘少奇形象地将这一战略思想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了这一弱者先让一步的正确，因为在一个小小的四平，中共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国民党悍将陈明仁的一个师居然阻止了林彪的七个师！可见东北我军在武器装备、人员素质上有待进一步提高，如此时即与国民党对攻，打消耗战，无疑正台蒋介石之意，而刘少奇让出中长路沿线大城市拉长了蒋之战线，分散了蒋之兵力，利于我在日后将敌各个击破。
蒋介石也可称是一个枭雄，他在控制地方军阀实力派方面是成功的，但在与共产党较量中却处处陷于被动，之所以如此，不是蒋之将士不卖力，而是因为中共领导人战略战术高明，非蒋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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