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2年8月，在长沙清水塘一栋普通的农舍里，刘少奇认真地握住了毛泽东的大手，感受到了他那火一样的热情。尽管他们完全可以早一些相会——不仅是地域的原因，也因刘少奇受《湘江评论》的影响而对毛泽东所产生的渴慕——但毕竟他们长达40余年的友谊与合作开始了。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出生于湖南落后的乡村，两人都受过较好的教育，酷爱读书，喜欢接受新事物，爱好运动，但刘少奇更具理性思维，原则性强，踏实而严谨；毛泽东则颇具诗人气质，气魄宏大，激情澎湃，富有感染力。
由于共产国际的影响，以及个人经历的差异，在最初近20年的革命生涯中，两人的革命方向侧重点是不同的，毛泽东热衷于农民运动，并最终走上了当“革命的山大王”的道路；刘少奇则迷恋于职工运动和城市斗争，成为“白区斗争的一面旗帜”。
但这并未扩大他们的隔阂，相反，他们一步一步走近了，因为他们都靠近了真理。这样，他们便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左”倾路线在批判毛泽东“右”倾时，同样给灵活而务实地主持城市工会工作的刘少奇贴上“右倾分子”的标签。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史的一大转折点，毛泽东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三军团政委的身份与会的刘少奇坚决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抨击“左”倾路线。毛泽东是非常需要这种支持的。1966年10月，当刘少奇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毛泽东仍动人情地回忆说：“在遵义会议上，他表现是不错的。在那个时候，这还是很宝贵的。洛甫非常顽固，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
在那个时候，毛泽东被凯丰（何兹全）讥笑为“一个村夫”，“不知马列主义，只知《三国演义》。”博古和李德对他也嗤之以鼻。所以，刘少奇的支持就非常宝贵了。因为刘少奇的支持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刘少奇属于留苏学生，号称党内的理论家，二是他长期进行白区斗争。这两个方面恰恰是毛泽东所缺乏的。
从遵义会议开始，刘少奇就紧跟毛泽东，紧跟他的正确路线。从瓦窑堡会议到洛川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刘少奇都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支持他的正确主张，并开始宣传毛泽东，宣传毛泽东思想。
抗战初期，毛泽东和王明之间的“磨擦”很厉害，刘少奇要求他领导下的北方局“不仅成为抗日的根据地，也是支持毛泽东同志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作斗争的根据地。”刘少奇号召大家“要学毛泽东，不学王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有了真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问题有了金钥匙，王明是披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招摇撞骗，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的，唱来好听，用了不灵。”
1940年，刘少奇向淮河以北地区地下工作同志作报告时首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一词，他说：“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鼓舞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是全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领袖。”
此时，刘少奇完全被毛泽东所折服，他师从过陈独秀，听命过李立三，服从过翟秋白，也崇拜过共产国际，但无情的革命洪流淘汰了书生政治家陈独秀和瞿秋白、教条主义者王明和博古、冒险家李立三，从而把毛泽东推上了领袖地位。
刘少奇极力拥戴毛泽东，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刘少奇几乎用尽了一切赞美词汇来歌颂毛泽东，据统计，七大的报告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105次。其中有些话语在今天看来难避谀词之嫌，但联系到当时那波澜壮阔的斗争，在时代呼唤巨人的时代，人们对于高瞻远瞩的毛泽东的崇拜是可以理解的。基于此，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怀疑刘少奇歌颂毛泽东的一片诚意。
七大以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已无可动摇，毛泽东思想也成了全党的统治思想，在这一过程中刘少奇可说居功至伟。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曾私下对她的女儿说：“在七大以前，毛泽东还没有这么高的威望，是你的父亲和其他领导人协助他建立了崇高的威望。”确实，威望的建立除了需要自身实力外，别人的“协助”也是不可或缺的。
七大后，刘少奇入选书记处，成为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之一。刘少奇，这颗新的政治明星冉冉升起，中共开始了长达20余年（1945—1966）的毛刘体制。
1967年，当刘少奇带着困惑，非常迟钝地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是要革他的命时，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但就在即将成为对手的俘虏时，刘少奇仍激动他说：我绝没有反过党，没有反过毛主席..我一直是拥护毛主席的。我永远不反毛主席，永远不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历史应当相信刘少奇的忠诚，因为拥护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思想乃是刘少奇政治生命的“通灵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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