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是刘少奇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提出的至理名言，当时很受与会同志的欣赏，对大家总结1958年工作的经验教训启发很大。但刘少奇的话只对会议前期起到一定作用，因为后半段会议转向，毛泽东错误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大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和所谓“军事俱乐部”，纠“左”被这场台风扫荡得无声无息。
时隔三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重申他这两句话时，曾提出要记住庐山会议后半段否定前半段的教训。这次大会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发扬民主作风，没有重蹈庐山会议的覆辙，自始至终注意实事求是，比较重视过去凡年中的错误，初步地总结了经验教训。
刘少奇在这次大会上曾作了几次重要讲话，透彻地分析了当时严峻形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说“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他主要讲了第二句，每一句只是引子而已。刘少奇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两个“三七开”的观点：一个是对过去四年工作的成绩与缺点错误的估计，另一个则是对造成当时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的分析。
七千人大会开始时，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报告初稿中成绩讲得不充分，缺点错误讲得过多。这种思想状况严重影响了对四年工作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对于这一问题，刘少奇多次引用毛泽东关于我军打仗战果一定要真实的意见，反复说明：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两者都摆开来讲，有多少讲多少，既不夸大，也不缩小，都要实事求是。他说，成绩是跑不了的，错误缺点也是不能否认的，两者都是客观存在。当前的问题是不少同志不敢正视或者低估了“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缺点错误的严重性，刘少奇尖锐地指出，不能沿用过去的套语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来概括这4年来工作中成绩与缺点错误的关系。就全国总的情况看，“三七开”比较合乎实际。就是说，成绩是七分而不是九分，缺点错误是三分而不是一分。这两年大家饿肚子，心里都有数，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用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说法来掩盖实际情况，掩盖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只有实事求是的估计，才能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心服。
刘少奇还进一步分析，“三七开”是就全国总的情况说的。关于有些地方，也许工作得比较好，缺点错误比较少，那里可能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或者是八个指头和两个指头的关系。同时，也可能有些地方工作做得特别差，错误犯得特别多，那恐怕连“三七开”也打不住，甚至可能是倒“三七开”。各地情况不一样，要实事求是，由干部和群众去评析。
刘少奇还用“三七开”分析造成困难局面的原因，在会议上引起轰动。因为当时大家对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究竟是连续三年（1959—1961）的自然灾害还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弄清楚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不仅可以充分认识工作中缺点错误的严重性，而且可以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因为自然灾害是难以避免的，而缺点错误却是可以纠正的，由它们所造成的困难因而也是可以克服的。
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坚持尊重事实，坚持实事求是。他认为，农业连续三年遭灾减产是事实，但过去四年工作中的错误，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继续大刮“高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风”所造成的危害更加严重。他一针见
血地指出，当前严重经济困难主要是我们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造成的。用湖南农民的话来说，叫做“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是说，困难的原因，三分是自然灾害，七分是缺点错误。
刘少奇的这个结论不是信口开河，而是经过充分的调查得出的。1961年初，他到湖南等地做了几个月的调查研究。他家乡的农民对他说，这几年天灾有一些，但不大，困难主要是干部刮“三风”造成的，可以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后来又到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调查，这些地方也有同样的看法。
刘少奇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坚持两个“三七开”的观点，是很不容易的，“需要非常的胆略、卓识和韧性，又需要十分耐心和细致的说服工作”。（吴冷西语）这两个观点先在起草委员会、后在中央政治局得到一致赞同，只是在书面报告中委婉地写道：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上述工作上和作风上的错误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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