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去天津视察工作。当时有一部分同志不能正确理解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进入城市以后，不把发展生产放在第一位，不去联合愿意同我们合作的资产阶级，而支持工人的过高要求，强调和资本家作斗争，企图消灭资本主义。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是当时恢复和发展城市经济的严重障碍。
刘少奇在天津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针对这种“左”的倾向和资产阶级的疑惧心理，根据二中全会的精神，反复阐明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政策。
刘少奇说，城市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实现这个任务的路线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我们站在一道，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革命胜利后，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只有斗争而不联合，是犯“左”倾错误，只有联合而不斗争，则犯了右倾错误。但今天的重点是放在联合上，斗争是为了联合，把自己的朋友作为敌人来打击，是错误的。并说，立即消灭资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的路线，是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农民社会主义的倾向，是错误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
刘少奇还在职工代表大会和党员干部会上做大家的工作，说，为什么要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我们朋友中间呢？因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也压迫民族资产阶级。所以他们也要反抗，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他们可以做我们的朋友，不要把他们看做敌人。并说他们不是革命的对象，而是统一战线的对象。
刘少奇还提出，在城市发展生产，第一是发展公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第三是发展手工业生产。为达此目的，要照顾四面八方，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他强调，对资本主义要加以限制，劳资两利、公私兼顾就是限制，税收、市场、价格，都是限制。如果有些资本家只图私利，不愿同我们合作，要搅乱市场，不服从国家协商，不顾人民利益，则予以经济上的打击。
针对当时资本家不敢大胆经营的顾忌，刘少奇对资本主义剥削进行了历史分析，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在中国，他们在生产上是进步的。他们这种剥削对发展生产是有功劳的，是进步的。
刘少奇的这一系列讲话完全符合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因为二中全会提出的中心任务就是在占领国统区后，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要尽快恢复生产，避免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
以后，党内出现了“左”的论调，认为对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是一种阶级调和。刘少奇严厉批评了这种“阶级调和论”，他说，我们为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采取对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是无产阶级的极其肯定的政策，同阶级调和政策没有丝毫相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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