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前夕，党中央派刘少奇到北方局主持工作是对他驾驭全局工作能力的考验。刘少奇到北方局后，立刻投入了紧张而繁重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在党的建设方面，他着力肃清“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恢复了各地方党的组织，加强了平、津二市的党组织，建立了山东省委、山西工委、河南工委，华北地区党员人数增加到5000多。他还派出少数领导干部到华中、华南，恢复党的组织。他积极营救了一批立场坚定、经验丰富的干部出狱，派往山西等地开展工作。他还同曾在抗日同盟军中工作过的共产党员恢复了关系。
在统一战线方面，他以“K·V”、陶尚行、胡服等笔名，发表了许多文章，阐明党的政策和观点，引起了很大反响，使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迅速广泛地传播开来。他通过多种渠道和关系，同华北各实力派、社会名流和学者接洽，联合一切愿意抗日和可能抗日的力量，他与国民党中某些爱国的高级将领联系，发展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注意做国民党二十九路军将领的工作，促使其同情抗日。经过刘少奇等人和各级党组织的艰苦工作，华北各界救国会、学生救国会、民族解放先锋队，相继组织起来了，城市工人、市民、学生的示威游行、罢工罢课、抵制日货等群众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了；还有大批学生下乡宣传，发动农民参加抗日救国斗争。由华北一些救国团体发起，在上海召集了全国各救国团体代表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华北大规模的抗日救国浪潮，为党和八路军以后在华北的独立抗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七七”事变爆发，全国燃起了抗日的烽火。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刘少奇不失时机地指出：华北今后反对日寇的主要斗争形式，应该由事变前的非武装斗争迅速转变为大规模的人民武装斗争。华北党组织今后的中心任务，就是广泛地组织、领导和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把八路军扩大到数十万人枪的强大集团军；就是要武装自己、武装人民，独立自主地坚持华北抗战。
但当时少数人不同意这个方针，认为华北不致全部沦陷，没有必要在华北准备抗日游击战争；把八路军扩大到数十万人枪，一是做不到，二是会刺激国民党，引起统一战线的“大破裂”；至于建立根据地和民主政权，那更是“不能允许的行动”。还有些人不善于随着形势的转变而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习惯于秘密工作的方式，满足于一点一滴的做法。
刘少奇表现了驾驭革命形势的魄力，又有掌握全局，推动形势向前发展的能力。他批判了“一切经过”、“一切服从”、把自己手足捆缚起来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同时又告诫人们，当着客观形势不利于前进时，要善于等待，积蓄力量，不可盲动和冒险，当着形势飞速发展和革命高涨时，就应该抓住大好时机，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朝着一定的目标大踏步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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