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白区工作时间很长，对于怎样做秘密工作有自己行之有效的一套办法，为了更好地指导党的地下工作，他曾使之形成文字，为党的地下工作做出了贡献。
1929年10月18日，在刘少奇主持下，满洲省委制定了《满洲省委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明确指出根据客观环境的必要与可能，必须坚决的尽可能的采用公开活动的策略（但须防止合法的公开主义的错误），同时与党的秘密工作发生很好的联系。刘少奇提出要尽可能利用客观上一切公开的机会来做出各种活动。公开活动的同志尽可能脱离党内一切秘密的工作。公开团体内及群众不许谈党的事，不许有秘密文件。在形式上公开与秘密工作完全分开，必须使敌人从公开活动的方面，不能找出党的任何证据和组织关系，同志的被捕必须是为群众利益而斗争的被捕，不是为党的工作而被捕。公开群众工作的发展，须与党的秘密工作同步地进行。
刘少奇还非常重视党的机关和日常活动中的策略问题。1929年1月27日，在他的主持下，省委专门就秘密工作问题发出了通告，规定对党的秘密工作机关要严格检查：（一）是否有秘密文件保存处？（二）机关与同志的职业、服装、行动及来往人是否符合？（三）在机关内作文字工作时是否能在警察检查时将一切文件及秘密用具很敏捷地收藏？（四）该机关的来往人是否过分？是否经过党的有计划的规定？（五）该机关之所在地是否适当？是否合乎该机关之性质？对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提出了必要的具体要求。
30年代初，上海工人运动的形势非常恶劣。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影响，加上一些人的分裂活动，使上海的工会组织遭到惨重的破坏。刘少奇在这种极其复杂而又困难的环境中，正确地估计了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明确提出了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以防御为主，尽可能利用合法的机会开展活动，以便在群众工作的基础上，使党的组织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1936年7月，在《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一文中刘少奇指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分裂及其联系的问题，是我们自区工作方法上的中心问题。任何同志如果他不能正确的熟悉的了解这个问题，他在现在的环境下就不能很好的工作。”
刘少奇认为过去白区工作的主要错误：一是没有尽量利用一切公开的机会与可能来活动，束缚在狭小的秘密工作范围；二是许多可以公开进行的工作，也拿到秘密的机关和组织中用秘密的方式去做，结果使秘密工作扩大，客观上帮助了敌人的侦探；三是有些该秘密提出的口号，该秘密进行的工作，却冒险地公开地去提出，公开地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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