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有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陈云也曾说过，“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刘少奇也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要求党的各级干部在制订经济政策前一定要作深入细致的调查，必须更好地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少走弯路。
刘少奇不仅要求全党注重调查研究，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即使身为国家主席，日理万机，仍然带头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亲自作调查研究，直接听取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和要求。
1961年四五月间，刘少奇去湖南调查，在湘潭、长沙、宁乡等地蹲点，44天中有32天住在农村。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一个普通农舍里，他就住了18天，开了11个座谈会，并亲自到社员家里问寒问暖，同老党员、老贫农促膝谈心。他看到了广大社员深受浮夸风、瞎指挥风、“共产风”之害：过去的鱼米之乡，现在农民靠挖野菜充饥，所到之处都有饿死人的事，真是触目惊心！这次调查，刘少奇对6个生产队作了详细解剖，写了数万字的调查笔记，向当地干部、群众作了20余场即席讲演，与干部社员促膝交谈近百次，从而获得了真实反映农村情况的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湖南调查结束后，刘少奇及时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提出了关心农民疾苦、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意见。其中最急迫的一条就是撤食堂，办公共食堂被党内某些人视为“社会主义的阵地”、“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要“积极办好”。但刘少奇蹲点的天华大队共有20个生产队，378户人家，办了15个公共食堂，没有一个食堂办得让群众满意，全大队百分之九十的社员要求解散食堂。刘少奇通过解剖农村公共食堂，得出“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的相反结论。
首先在他蹲点的地区解散了公共食堂。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党中央根据刘少奇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结论及时对《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作了修改，正式规定取消了分配上的供给制，停办公共食堂。这次农村政策的重大调整，对全国范围内农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召开，系统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全党思想得到基本统一。刘少奇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和讲话，他根据中央大多数人的正确意见，以及自己在农村蹲点调查得出的结论，对当时的经济形势作了客观的、正确的判断，他说，1959、1960、1961年三年里工业、农业连续减产，整个经济出现了一个大马鞍形，“在全国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想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在分析造成困难的原因时，刘少奇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引起的。”某些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根据农村调查中看到的情况，分析一些干部犯错误是因为骄傲自满，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缘故。
刘少奇还经常深入工厂、部队、学校、林区进行调查研究，以获得第一手材料。由于他注意联系群众，深入实际，因而对国家建设提出了不少符合
客观情况的意见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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