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为了稳定局势，安定人心，企业用人基本上实行的是固定工制度。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就业人员不断增多，劳动力的统一介绍也逐步过渡为统一调配，这就实际上扩大了企业从业人员。几年之后，企业出现了职工过剩的问题。在人员原已过多的情况下，1957年3月，劳动部又明文规定编余人员不得任意辞退。这样，在劳动制度上便形成了能进不能出的情况，这种做法使职工从此无失业之虞，捧上了“铁饭碗”。而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开展，全国城乡大办工业，捧“铁饭碗”的人数也在激增，1958年全国职工总数一下子就比1957年增加2400万，不仅城市工厂从农村招收了大量的固定工，而且还把乡镇办的部分工厂的职工，农村的技术推广站、排灌站、畜牧兽医站、拖拉机站等等中的工作人员一下子都搞成吃国家粮的固定工，由国家发工资。其结果造成了劳动力的闲置、浪费，增加了国家的负担，最后不得不在1962年、1963年动员2000多万职工下乡。
单一的劳动制度还有诸多弊端，如企业没有用人权，劳动者没有择业自由，单位人浮干事，劳动纪律松弛，经济效益低下，等等。
凡此种种，使刘少奇敏锐地觉察到这种劳动制度将给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危害，从50年代中期开始，他便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研究，思考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刘少奇改革现行劳动制度的几点意见是：
一、“包下来”的政策在建国之初是正确的决策，它的好处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保证工人不失业。
二、实行“包下来”的政策，工厂里只进不出、人多了没法调出，会给工厂带来很多困难，国家觉得很难办。
三、已经包下来的工人只好继续包下去，只是，国家要保留这么一种权利，即在公平合理的原则之下，可以调配多余下来的人去做别的事。
四、今后工厂进入，一律都签订合同，合同工有期限，满期了如果需要可以再签合同，不需要就不签。这也是一种劳动制度，叫做劳动力的自由市场。
五、临时工也是正式工人，不必转为固定工。
50年代未，刘少奇曾多次找当时的劳动部长马文瑞谈话，同他研究改革劳动制度的办法。刘少奇指出：固定工制度弊病很大，造成了一些工人的依赖思想，反正有了铁饭碗，“干不干，两斤半”，没有责任心、进取心、竞争心，不努力钻研技术。合同工制度比较灵涪，订合同，规定期限，企业需要，干得又好，合同可以继续续订；不需要，工人可以另找工作，企业不背包袱。合同工为了续订合同，就努力工作，学习技术，有上进心，这就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刘少奇建议：把用工制度上老的一套挡住，搞新的一套。老企业、老工人实行老办法（老办法也要整顿）；新企业、新工人实行新办法。新办法的具体内容是：1.固定起来，这是少数人（大部分是老工人和老干部）；2.长期合同工，相对稳定；3.短期合同，没事就辞退。刘少奇主张，在一个时期内，固定工制度和合同工制度可以并存，逐步用合同工制度代替固定工制度。他还幽默他说：怎么能“固定”呢？就是国家主席也不能固定嘛，五年一届，要经人大代表选举，选不上也不能当嘛！
刘少奇试图改革劳动用工制度，用合同工制度代替固定工制度，主要原因就在于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国在用工制度上的经验教训。60年代初国家动员2000多万职工下乡时，刘少奇根据这一沉痛教训，指出：临时工转正，我是反对的，不赞成这件事，但是反对不了，还是转了。转了好啦，去年前年动员工人下乡，也算吃了苦头了，今后增加工人，不要增加固定工，或者少增固定工，大量地用临时工。另一个原因是根据一些工厂的生产带有很强的季节性，总结了旧中国一些地方的资本主义工厂用工制度的经验，他说：有些工厂，历来就是季节性生产的工厂。例如糖厂、烟厂、榨油厂、碾米厂、面粉厂、造纸厂，就是用季节性的工人，有工作就来，没有工作就回家。过去上海、无锡那些地方就是这样。根据乡村剩余劳动力多的特点，刘少奇提出要学习日本办工厂的经验，充分利用有些工厂不要办在城市里面，可以办到乡下去，利用乡下的剩余劳动力分散办。这样农民就有事做了，对工人有利，对农民有利，对国家有利。事实也的确如此，这样做不仅能充分利用我国劳动力资源，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而且也适合国家的承受力，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工扶农，促进农业的发展，有利于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
为给临时工、合同工争一份正式工的地位，刘少奇推翻传统的看法，明确提出：临时工、合同工，也是正式工，并深有感慨他说：为什么合同工就不可当干部呢？教育一下，一样能办。现在我们很多县委书记原来都是农民，我们军队的很多将军，原来也是农民。农民可以当将军，当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为什么当厂长当不得呢？这个问题我们要这么看，不要认为工人可以亦工亦农，干部就不可以亦工亦农。
刘少奇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各部门各地区根据中央和刘少奇的指示精神进行试点，到1965年6月底，全国实行亦工亦农劳动制度单位达2500多个，亦工亦农劳动者达58万多人。近十年我国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随着用工制度的改革，农村部分剩余劳动力进城进厂当合同工、临时工和乡镇企业的建立，农村中广大的剩余劳动得到了较好的利用。但正确的理论要被全党接受总有个过程，“十年动乱”中，江青一伙攻击刘少奇领导的劳动制度改革是“阴谋瓦解工人阶级队伍”，在江青一伙的煽动下，大批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包围和冲击国家机关，纷纷要求转为固定工。此后不久，几百万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便转为固定工。至此，十多年来劳动制度改革的成果随着刘少奇的被打倒而荡然无存。中国劳动制度的改革推迟了近20年。
今天，我们打破了许多“铁饭碗”，但成为国家重负的许多国有企业，还有许许多多的“铁饭碗”，中国真正全面打破“铁饭碗”的那天，一定会使世界都震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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