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就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一直存在着“左”倾和右倾两种错误倾向。“左”倾错误思想认为，在经济建设中可以不顾实际的可能，可以不掌握客观经济规律，只要主观上愿意采取怎样的办法、手段，就可以使经济得到发展，就可以使社会发展达到某一理想阶段。而右倾错误思想则认为，建国后的经济发展方向，是在全国范围普遍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因此，他们不敢也认为没有必要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增加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他们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满怀希望，甚至把经济发展完全寄托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上，向资本家、小资产阶级迁就、妥协、退让。
刘少奇坚决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早在1949年6月，他就说：“今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反对以下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资产阶级的倾向，另一种是冒险主义的倾向。”①刘少奇所指出的这两种错误倾向，实际上也就是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
刘少奇认为，“左”倾冒险主义是经济建设中的主要危险。因为它“在我们的经济计划和措施上超出实际的可能性，过早地，不适合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因而使共产党失去农民小生产者的拥护，破坏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这就要使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走向失败。”而右的错误倾向将“自觉或不自觉地要把中国建设成为资本主义共和国，这就必然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统治的复辟。这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路线。”刘少奇要求全党在经济建设中经常不断地进行两条路线斗争，防止和反对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从而“保证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的贯彻、执行。”①
50年代初，由于我党注意在经济建设中防止和反对有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因而使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为大规模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铺平了道路。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发生了性质上的根本变化。1956年的统计资料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包括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已占国民经济总收入的85.6％，公私合营占7.3％，个体经济占7.1％，可以说，我国已经建立了新社会主义制度。
但巨大的成绩也使党内一些同志出现了头脑发热。特别是自1955年下半年开展反对保守主义的斗争之后，“左”倾急躁冒进情绪便在实际工作中严重泛滥起来。刘少奇敏锐地意识到“左”倾情绪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与周恩来等一道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削减开支、压缩基本建设等，为了不给群众的积极情绪泼冷水，他们提出了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刘少奇还组织一篇反对急躁冒进的文章，列举急躁冒进的表现，分析产生的原因，提出纠正的办法，鞭辟入里，实事求是，对纠正当时的急躁冒进情绪，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刘少奇进一步坚持和重申了党中央的经济建设方针，并告诫全党：在经济建设中要坚持反对“右倾或者‘左’倾的错误”，
①刘少奇《关于新中国的建设方针》。①刘少奇《关于新中国的建设方针》。要坚决地拒绝和批判这两种错误倾向。否则，“我们将不能建设社会主义，或者不能如同今天这样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
1962年，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和讲话，针对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坚决主张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同时提出和采取了一系列反对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和稳步发展国民经济的果断措施。
在经济建设中，坚决反对“左”的和有的两种错误倾向，特别是反对“左”的错误倾向，这是刘少奇的一贯主张，历史一再证明了他的主张的正确。只可惜，直至80年代，中国的经济建设才真正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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