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党中央制定了总路线，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的提出，无疑是及时的，完全正确的，富有远见。
根据这个总路线，我党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政策，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采取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和组织起来的方式。如果按原定的设想，真的扎扎实实搞十五年或更长一段时间的过渡，不急于求成，大起大落，那建设就要顺利得多，取得的成就更大。
毛泽东虽说过，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国家，大概要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但由于一连串的伟大胜利，他头脑发热，思想认识上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实际工作中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失误。
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不适当地批判所谓“小脚女人”、走路，引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过早到来。在反右倾保守的气氛下，其他各条战线也都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左”的倾向，基本建设的规模过大、生产指标过高、信贷突破计划过多等失误相继发生。
当时刘少奇是反急躁情绪的，及时提出了反冒进，压缩空气，降低各项指标。
1956年2月17日，刘少奇在听取交通部汇报时说：脑子太热，提的指标大高，没有条件做到，这就是冒进，要防止。
同年6月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讨论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在听取了周恩来总理报告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不平衡情况之后，就议定了反冒进、压缩高指标和过大规模建设、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稳步前进的方针。
6月10日，刘少奇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4日中央会议提出的方针，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在刘少奇的指示下，中央宣传部为《人民日报》起草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发表在6月20日《人民日报》上。
反冒进对于当时纠正经济工作中已经露头的“左”的倾向，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正确的，但它却遭到了当时头脑发热的毛泽东的严辞批评，主张反冒进的几位领导人如周恩来、陈云等还不同程度几次做了检查。
但夭折的反冒进为党的“八大”的召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提供了正确的思想基础。
党的“八大”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上的战略决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强调指出：工业建设的速度应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不能搞得太快。搞慢点，错了，还有回旋余地；过快了，回旋余地就很少了。在建设速度问题上，快点慢点是个方法问题，不是阶级立场问题。
在谈到速度和比例关系时，刘少奇说，高速度必须按比例，有人要百废俱兴，结果什么也满足不了。过去几年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本不错，但工业搞得多了一些，重工业的比例也大了一些，失去了合理的比例关系。不久又为什么要下马？因此现在要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发展轻工业，同时搞重工业的方针。
可惜的是，当时没有多采纳刘少奇的正确意见，到1957年下半年，“八大”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没有能够继续贯彻执行，比冒进更冒进的“大跃进”发生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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