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来，中国不少有识之士认为中国之所以总是落后挨打，关键在于没有自己的工业，面对欧美强国船坚炮利，只有屡战屡败，所以他们对于建立中国工业体系寄予无限希望。但旧中国政治腐败，经济凋敝，长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没有余暇发展自己的工业，促进中国的工业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自然就提到了日程上来。
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阶段，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主要是完成原始积累，在帝国主义阶段则是资本上义的扩张，这两个阶段都不是和平完成的，都是伴随着战争和掠夺，带着血与火来到人间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有三个特点：一是牺牲本国劳动人民的利益，竭力剥夺剩余价值，以扩大再生产；二是侵略其他落后同家和民族，掠夺原料和市场，并获得战争赔款；二是资本主义国家瓜分世界，由于利益不平衡，而导致世界大战。
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仿效西方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道路，而必须采取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在这方面，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富有创见的探索。这就是他设想的“三步走”。刘少奇设想在恢复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经济事业，并使那些不能独立进行生产的工厂尽可能独立地进行生产的基础上，工业化的三个步骤是：
第一步发展经济的计划，应以农业和轻工业为重心（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
第二步在第一步卓有成效之后，集中最大的贤金和力量去建设重工业的基础井发展重工业。
第三步在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生产机械化。
这就是刘少奇生前未发表过的原稿《国家的工业比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已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中提出的观点。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步骤呢？刘少奇基于以下分析。
旧中国极其落后。由于长期遭受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封建地主、官僚买办阶级的反动统治，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不高，近代化的机器工业、运输业和农业很少。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闰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上仆占10％左右，农儿和平工业占90％左右，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成社会主义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阶段，以解决恢复和发展生产力以及改造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两大问题，而新民主主义经济基本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1）国营经济；（2）合作社经济；（3）国家资本主义经济；（4）私人资本主义经济；（5）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其中落后的经济成分相当大。
农业是中国的基础。中国人口多，大部分人从事农业，是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只有农业的发展，才能给工业以足够的原料和粮食，并为工业的发展扩大市场。如果不首先把农业发展起来，势必要拖工业化的后腿。
轻工业的发展是个中介。只有轻工业的发展，方能供给农民需要的大量工业品，交换农民生产的原料和粮食，并积累继续发展工业的资金。同时农业和轻工业的优先发展，可以提高人民迫切需要提高的低下的生活水平，赢
得人民的信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重工业的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和人力的投入，而这需要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后的筹集，相应地，重工业建立之后，才能更快地发展轻工业，使农业走向机械化，大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刘少奇还基于中国国情提出了处理工业化过程中的三个关系：
一、工业化的规模取决于农业提供的商品率。刘少奇说：“工业的发展规模，必须同农业能够提供的农产品（包括粮食、工业原料）和能够腾出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相适应。”
二、工业化的速度必须考虑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刘少奇说：“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很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必须立即调整这种不协调的现象。
三、必须协调工人与农民的消费比例，个能牺牲农民的利益，刘少奇认为，如果城里人与农民争饭屹、争肉吃，争油吃、争鸡蛋吃、争棉花、争麻，等等，很多东西统统被收购起来，农民就会不满。这样一来，就使工农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不解决是很危险的。
对于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刘少奇认为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们既不能对外掠夺殖民地，也不能对内剥削本本国人民，而只能采用中国人民自己节约这一办法，即在保障人民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后，尽可能减少开支，集中财力支援国家建设。
刘少奇还说明了节约筹资的可能性，他说，由于中国人民已经取消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避免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掠夺，由于实行了土地的改革，免除了农民向地主交纳的地租，又由于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使之成为国营企业，再加之以劳动人民生产热情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各种节约制度的建立和降低成本等，中国人民在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之下，是能够用节约的办法由自己逐步地筹集起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的。当然，人民的这种节约不是要每家每户直接节省，而是由国家的税收，国营工业、商业和银行的利润，以及发行建设公债等办法来实现。
刘少奇提出的“三步走”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一条稳定的持续发展的路线。这种协调处理农、轻、重关系以及生产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关系的方式较之苏联建设初期过度牺牲农民利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要高明得多，更富有战略眼光，留下的后遗症也更少。遗憾的是，由于中国政局动荡变比，刘少奇的这一想法未能完全讨诸实施，就含恨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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