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半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相继解放。民族资产阶级中有些人不了解我们党的政策，纷纷向海外逃跑，许多工厂陷于停工半停工状态，工人大量失业。当时许多干部怕立场不稳，不敢同资本家接触，少数干部甚至用类似在乡村中对待地主、富农的办法来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有些工厂的工人提出一些过高的要求，资本家出于无奈，有求必应，准备关厂“。在这种情况下，这年的五月间，刘少奇到了天津。
刘少奇到天津时，天津刚刚解放，由于没有及时宣布有关工商业和劳资关系方面的政策法令，资本家普遍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顾工人利益；三怕管不了工人，无法生产。
刘少奇在天津同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谈话，宣传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宣布我们党不但不没收民族工商业，而且要保护他们，使他们迅速恢复生产和经营，并欢迎私营工商业能够继续发展。私营工商业发展起来，对国家是有贡献的，将要得到国家的鼓励。
刘说：工人和资本家是两个阶级，要从根本上调和使其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根本的解决，只有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革命。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和平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针对一些工人向资本家提出过高要求的问题，刘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朋友，工人要联合资本家使生产发展。但两个对立的阶级，必须经过必要的斗争才能两利。他还说：有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事实。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之后，资本主义剥削是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大多，工人受剥削大多，而是太少，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和人民有利，恢复和发展生产，除国家之外，还有私人的。国营与私营之间，可能有竞争，但政府的方针是使国营和私营合作配合。既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要采取限制政策，以避免旧资本主义前途。公私兼顾是限制，劳资两利也是限制。①毫无疑问，当时在特定的环境下，刘的主张是符合当时国情和民情的。
刘少奇在天津的谈话，某些言辞是不妥当的，但其根本用意，是想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城乡经济，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新秩序，支援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当时中共中央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把刘少奇的讲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认为讲得好，只是觉得“剥削越多越好”这句话不大妥当，不一定这么讲。他概括了十六个字，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并要薄一波转告刘少奇。刘少奇认为毛泽东这个概括很科学，说：主席这样提，当然好，讲得很全面，今后就照此阐述。这就是党实行“八字方针”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由来。
但刘少奇的讲话对稳定工商业资本家，恢复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许多资本家打消了顾忌，继续留在大陆开工厂，发展生产，减少失业，稳定了经济。邓小平对刘少奇天津谈话，曾作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他说：“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没有解放，我门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
①《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七）：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刘少奇回到北京后，又召集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谈了自己关于稳住资本家发展生产的意见，希望大家以此原则大胆地向资本家和工人作宣传，刘少奇认为，此时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要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当然这种存在和发展必须限制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刘少奇还有这样一个主张，那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对某些资本家及反动分子的破坏，必须镇压。但在必要与可能的范围内，协助私人资本家解决其复工与生产上的困难，也是需要的。对于旧职员，则应区别企业职员与政府职员之不同。企业中的职员，基本上不动。他要求干部记住“发展生产，公私兼顾”两句话，要贯彻到底。不可违背。
谁也不曾想到，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在“文化大革命”中竟以“鼓吹剥削有功”的罪名受到不公正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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