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件很好，实际地而又理论地总结了合作社工作的经验。请合作社总社印发给各级党委及财委、贸易部和合作社党组一阅。
华东合作社一九五一年收棉
工作基本总结
一九五一年秋，华东合作社曾接受了国家委托包收新棉的任务，在共产党、各地人民政府财委和全国总社的正确领导下，在各级合作社和棉区全体社员的一致努力之下，不仅做到了保证完成而且提前和超过了国家的购棉计划。
一九五一年华东全区的棉产量，按政府争取增产丰收的努力目标来说，原预定为五百二十万担，但由于苏北和苏南沿海的部分棉产区，曾遭受风灾，山东德州的部分棉产区，曾遭受水灾，致减产六十余万担，而实际产量约四百六十万担左右。一九五Ｏ年民用棉为一百二十万担，估计一九五一年亦当不少于此数，如此国家可能收购的工业原料棉（包括赋棉[98]在内）当在三百三十万担左右。
按华东合作总社与华东区花纱布[99]公司所签合同规定：自一九五一年九月初开始，至一九五一年底，应收皮棉为一百七十万担，按全国合作总社和中贸部[100]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下旬的指示，到同年底，包括代征赋棉，应完成二百二十五万担。实际上至一九五一年底，全区合作社共收皮棉（包括代征赋棉）二百六十七万五千五百八十八点五一担，占实际产量百分之五十八点一七，占可收购量百分之八十一点零九，超过合同规定百分之五十七点三九，超过全国总社和中贸部规定百分之十八点九二。预定一九五二年一月至八月，再收购皮棉六十五万担，据四月底不完全统计，已完成五十三万九千一百七十三担（山东至三月底止），连前累计为三百二十一万四千七百六十一担，占实际产量百分之六十九点八九，占可收购量百分之九十七点四二。
自一九五一年九月至年底，各省、区、市合作社完成原定收棉任务的程度如下：山东完成百分之八十七点九，苏北完成百分之一百七十一点二，苏南完成百分之一百三十四点四，浙江完成百分之一百三十一点四，皖北完成百分之一百二十三点一，皖南完成百分之一百一十八点一，上海市完成百分之一百四十点二，南京市未分配任务，却自动完成了三千三百担。应特别指出：由于九月底、十月初，工厂原棉很缺，收棉任务很急，同时对各地棉花成熟的时间，调查不足，误以为山东棉花成熟较早，故对山东收棉的要求一开始就很高，再加上我们对山东棉区因水灾减产的情况，估计不足，未能适当削减其原定任务，以致山东在完成任务的程度上，尚差百分之十二点一，这是不足为怪的，而实际上，山东党政和合作社，与各地一样，都是尽了最大的努力。
至一九五一年底，全区实际的收购进度如下：九月份收进皮棉三十二万二千担，十月份收进九十一万担，十一月份收进八十七万六千担，十二月份收进五十六万七千担。十和十一月份正是棉花大量成熟的时间，也是群众大量出售的时间，这充分证明：四快（快摘、快晒、快轧、快卖）的号召，曾成为广大群众的实际行动。
一九五Ｏ年国家的购棉工作，除小部分是通过合作社和公司直接收购外，大部分是通过私商进行的，如以一九五Ｏ年九至十二月份各月的收棉数量为一百，则一九五一年的各个月份都是超过的，计：九月份超过九十四点九，十月份超过一百四十三点四，十一月份超过一百四十点一，十二月份超过一百二十四点三。
一九五一年合作社所收的棉花，不仅在数量和速度上，远远超过了一九五Ｏ年，要重要的是在质量上也远远超过了一九五Ｏ年。根据华东纺织纤维检验所关于“检验棉花水分、杂质结果月报表”的资料，一九五一年所收棉花的水分、杂质，比一九五Ｏ年，则有下列显著的不同：
关于含水方面：一九五Ｏ年九至十二月被检验的皮棉为五十九万零五百五十二担，一九五一年九至十二月被检验的皮棉为一百一十三万五千九百八十四担。如以百分之十点零一至十一点零为标准，则含水量在此标准以下的，一九五一年占百分之八十二点八三，一九五Ｏ年只占百分之十七点四四，反之，含水在此标准以上的，一九五一年只占百分之十七点一七，一九五Ｏ年则占百分之八十二点五六。
关于含杂方面：一九五Ｏ年九至十二月，被检验的皮棉为五十七万九千七百五十五担，一九五一年九至十二月，被检验的皮棉为一百一十三万六千六百九十八担。如以百分之一点零一至一点五Ｏ为标准，则含杂在此标准以下的，一九五一年占百分之九十一点七三，一九五Ｏ年则只占百分之四十四点九四；反之，含杂在此标准以上的，一九五一年只占百分之八点二七，一九五Ｏ年则占五十五点零六。（附表略）
如以相同的地区，相同的棉花，来比较不同的年度，不同的含水和含杂比例，其差额更为显著：同是十月份在安庆地区所收的次中级粗绒，一九五Ｏ年含水为百分之十四点五二，含杂为百分之三点七九，而一九五一年含水则降至百分之九点五Ｏ，含杂降至百分之零点七四；在南汇周浦地区所收的同级粗绒，一九五Ｏ年含水为百分之十三点七三，含杂为百分之一点六一，而一九五一年含水则降至百分之九点八五，含杂降至百分之零点三Ｏ。同是十一月份在浙江所收的中级细绒，一九五Ｏ年含水为百分之十二点四，含杂为百分之二点五四，一九五一年含水则降至百分之九点一三，含杂降至百分之零点一二。同是十二月份，在滁县地区所收的次中细绒，一九五Ｏ年含水为百分之十三点三五，含杂为百分之四点一九，而一九五一年含水则降至百分之九点八Ｏ，含杂降至百分之零点九二。
仅以一九五一年低所收的二百六十七万五千五百八十八担皮棉来计算，在价格不变、水分杂质比一九五Ｏ年平均减少百分之三点零六的条件下，国家可以少损失八万一千八百七十三担皮棉，或者可以节省七百七十七亿零四千三百三十五元[93]人民币。至于衣分率的普遍提高（平均每担籽棉约增百分之一至二），国家在人力和行政开支上的节省，为数当亦可观。
再从价格上来看：一九五Ｏ年由于私人行庄居间，不仅使国家的牌价不能与棉农直接见面，而且造成人为的、恶性的棉价波动。一九五一年则恰恰相反，合作社在各个棉产区，不仅坚决做到以国家的牌价直接与棉农见面，而且保证了牌价的主动和持久稳定。
全区每担皮棉的平均价格，一九五Ｏ年第四季为八十二万五千元，而一九五一年第四季则为九十万六千八百一十四元。以一九五一年九至十二月合作社所收的二百六十七万五千五百八十八担皮棉，乘以九十万六千八百一十四元，棉农的实际所得，等于二万四千二百六十三亿元，反之，如乘以一九五Ｏ年第四季的八十二万五千元，则棉农的实际所得，等于二万二千零七十四亿元，差额为二千一百八十九亿元。由于私人行庄的投机倒把，富裕棉农的惜售居奇，一九五一年八月份，全区每担皮棉的平均价格为九十五万三千一百零三元，如以二百六十七万五千五百八十八担皮棉与八月份平均价格相乘，则国家的实际支出，将为二万五千五百零一亿元，即比二万四千二百六十三亿多付一千二百三十八亿元。
棉花市场的组织化，棉花价格的稳定化，与一九五Ｏ年相比，棉农在价格上多收了二千一百八十九亿；与一九五一年八月份比，国家在价格上少支出了一千二百三十八亿，这就是华东合作社在一九五一年秋后的收棉战线上，所提供的最值得思索的优越性之一。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了下列各点：合作社经济，无可辨驳地优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散布在广大棉区的合作社组织，应当而且能够保证完成国家的收棉计划；在为社员服务与为国家服务一致的基础上，合作社为社员包销和为国家包收的途径，不仅适用于棉花，对其他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无疑的，同样也可以适用。
为什么一九五一年的收棉工作能获得以上的成就呢？关键不仅在于从私商经手转到合作社包收这一点。从私商经手转到由合作社包收，这点确实很重要，然而这只是新的途径的起点，还不等于胜利的实现。在收棉问题上，合作社之所以能走在私商的前面，其关键还在于合作社采取了与私商完全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作法。
在棉花成熟以前，坚决配合社员群众为争取增产丰收而奋斗；在棉花成熟以后，坚决为贯彻国家的棉粮比价[62]政策而奋斗，将准备收棉和实际收棉的过程，与反复进行抗美援朝[101]爱国教育的过程相结合；这就是华东合作社对待一九五一年收棉工作所持的立场和作法。
不少同志以为，只要等棉花成熟以后，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收到棉花，这是非常错误的。实际上，在棉花成熟以前，即已有目的、有计划地在国家有力的支持之下，为秋后的收棉工作创造了下列各项基本条件：
自一九五Ｏ年冬至一九五一年春，在土改胜利的基础上，根据以经济作物区为建社重点的方针，首先抓紧以以棉产区为主，一面整理原有的基层社，一面大量发展，至开始收棉以前，一般棉产区的集镇，都已建立了供销合作社的组织，社员平均占棉产区人口百分之二十五以上，高的则达到百分之四十左右。
一九五一年春耕开始以前，根据以服务社员生产过程为经营重点的方针，首先抓紧了以供应肥料为主，并以无比的兴奋，坚决接受了国家委托办理一千二百七十亿肥贷的任务，在全国总社“三大区物资交流”的有力支持之下，以约二千余亿总值的肥料，及时保证了经济作物区（主要是棉区）基肥和追肥的供应，对缺乏现购力量的新翻身棉农，合作社则以百分之七十左右的肥料，对他们实行优惠的赊销。当棉苗发生虫害的时候，各地合作社不仅及进供应了各种虫药和器械，而且与社员群众一道深入棉田进行实际的除虫斗争，也有的是直接援助社员群众进行防旱和防涝的斗争。当年六、七月间棉区最缺乏粮食的时候，合作社又及时调剂了总值约三千余亿元的粮食（包括财政死角粮和预付粮），帮助社员群众克服了日常生活上的困难。正因合作社坚决站在支持生产，帮助克服困难的地位，所以很快被社员群众称作“我们的合作社”，并赋以空前的信任。
与供应和赊销肥料、药械、粮食的同时，通过回忆、对比、诉苦和抗美援朝爱国教育以后，即以互助小组和社员小组（不少地区两者是一致的）为单位，广泛签订了预购合同[102]。合同不仅是合作社与社员群众间互相信托的契约形式，同时也是社员群众为实现自己增产计划而斗争的誓言，因此，社员群众分别以最庄严的举动（如捺手印），表示对合同的高度负责。至七月底止，通过预购合同运动，全区已预购皮棉二百三十多万担，占产量百分之五十左右。
七至八月间，以棉区为重点进行了整社运动。在运动中，通过召开农代会、社员大会，检查生产成绩，说明以爱国增产的精神争取棉花丰收是光荣的，进一步以爱国支前的精神，开展售棉竞赛，更是当前的紧急任务，反复说人民政府的棉粮比价政策，既要照顾农民利益，又要照顾工人利益；既要照顾种棉的利益，又要照顾种粮的利益。因此，投机商杀价收棉是破坏人民利益的，拾价收棉也是破坏人民利益的。在社员群众自觉拥护人民政政府粮棉比价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修订爱国公约，民主改选基层社的领导，并进一步深入爱国售棉的宣传。
至于训练验花人员、会计人员、租赁和设置轧花厂等技术上的准备，各地都是早在四、五月间即着手进行的。很显然，没有以上在思想、组织、经营、合同、技术等方面一系列的、紧张的准备工作，而一九五一年收棉工作的空前胜利，是无法设想的。
不少同志以为，农民的棉花反正是要卖的，有钱不愁买不到棉花，这同样是非常错误的。实际上，当时为稳定纱布市场，也就是为了稳定一般的物价，急需大新棉，以保证工厂六天六夜的开工；另方面，棉农则以为奇货在手，看涨惜售，或顾虑重重（怕粮价涨、怕露富、怕变成分、怕强借等），不到用钱时不卖，而且是用多少就卖多少。这就表明：社员群众与合作社间，从生产与服务生产的关系，转到售棉与收棉的关系当中，已发生了新的、显著的变化；即小私有者的自发性与国家收棉的计划性、棉粮比价政策的统一性之间的矛盾，这时已变得更具体、更复杂化了，并一开始就出现和存在于收棉的全过程，特别由于投机商的存在，更随时在加深这个矛盾。很清楚的，对待这种性质的矛盾，既不能用资本主义的市场法则，更不能用单纯的行政手段来解决，那末，出路在哪里呢？
在华东局一九五一年九月购储新棉工作指示之下，一九五一年的收棉工作，不仅是合作社的紧急任务，同时也是各棉区党委、政府和各团体的中心工作。
自省至专署财委和县政府，均由领导同志分工主持，分别成立收棉办公室，区乡则建立收棉委员会或售储棉委员会，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通过总结生产经验，反复说明增产丰收与搞美援朝胜利的关系，通过与过去对比和算细帐，反复说明政府棉粮比价政策对棉农的实际好处，使群众在自觉的基础上，积极响应爱国售棉的号召。正如浙江棉农所反映：“过去一斤棉花（指籽棉而言）十二两米，匆卖饿肚皮，卖了流眼泪，现在一斤棉花三斤米，想想真欢喜。”
在党支部的掌握和推动之下，由党员、团员、妇女会员和社员积极分子结合一般社员和群众，普遍组成爱国售棉小组、爱国售棉互助组，或以行政村[95]为单位，按售棉的分工，分别成立各种小组，使售棉完全成为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以浙江余杭县的各村为例：宣传组，传播售棉消息，鼓动全村售棉竞赛的情绪；评议组，出售前在本村进行初评，出售时则帮助合作社定等定价；统计组，出售前挨户统计售棉数量，到售棉站后则帮助记码和算帐；检查组，检查各户摘了多少，卖了多少，是否晒干？是否拣净？卖时则负责监督过秤，监督算帐；联络互助组，负责同各户和收棉站之间的通讯联络，使大家事先有准备，在集体售棉时，帮助军烈属和缺乏劳力户挑送；保卫组，负责防火防盗，防止投机商破坏收购。其他各省市关于集体售棉的组织情况，亦大体相同。
基层合作社为了使收花和供应两不误，一般都是另设季节性的收花站，范围较大的基层社则增设一个至两个站（每站包括两个至三个乡）。各收花站再以行政村为单位，排好各单位售棉的次序，实行有准备地、主动地应接各集体售棉的单位。由于售棉有组织，收棉有计划，特别由于实行民主评级议价，并充分发挥村干部和积极分子的作用，所以在技术上很少争执（即便有了争执，也容易很快地得到解决），在秩序上不挤不乱，在时间上也最节省（每个售花户自验花至领款，一般只需三分钟左右就够了）。
各个收花站，不仅是坐收，而且带着应时供应物资，巡回地深入各村进行收购，这特别为农忙、路远的村庄与缺乏劳力的农户所欢迎。
收棉的过程，同时又是政治工作的过程，各个收花站不仅是收棉业务的执行者，而且是收棉政治工作的组织者。山东将地方宣传网与收花站结合起来，除了读报、讲政策、传达指示外，随时比较地宣布各村、各区售棉的数量、质量和各种模范表现，浙江在一个县的各站，在一个站的各乡或各村，开展爱国售棉的红旗竞赛，及时评模授奖，所有这些作法，都非常有效地启发了广大社员群众的积极性。在收棉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妇女积极分子的作用，太仓县召开“老婆婆会”，使动员说服工作深入到每个最保守的角落，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上海县北桥社将收棉的政治工作与收花站的招待工作相结合，并由主任亲自掌握，一面以谈家常的方式进行教育，一面听取社员群众的反映，求得迅速改进工作，可以说是最值得普遍发扬的工作方法。
因此，广大社员群众的售棉情绪和态度，完全呈现出空前的新气象：从过去的“留财神堆”、“打棉花铺”，一变而为“熟一朵，摘一朵，摘一斤，卖一斤”，“田里无白花，家里无存花”；从过去的“带露水摘，带露水卖”、“先摘根花和梢花，中盆花存起来”，一变而为“晒干拣净”、“黄花自己用，白花卖给国家”；从过去的“棉花十月瘟”更一变而为“集体售花摆成阵，红旗锣鼓走在前，优棉优价最公道，卖完棉花真开心。”
应特别指出，私人棉花商，在合作社开始收棉以前，确已伸手，并曾使部分地区（如上海郊区、太仓、济南等）出现超牌价的黑市，但在群众“一两棉花也不落在私商手上”的保证下，再结合各地工商行政部门对私人行庄实行登记管理的方针，很快即被击退了。
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在各地财委的具体掌握下，以合作社一个头与群众见面，将售棉与爱国运动相结合，将收棉与具体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相结合，对私人行庄由政府实行必要的行政管理，这就是华东一九五一年收棉工作之所以获得空前胜利的基本作法。
通过一九五一年的收棉工作，在华东合作社的思想上、工作上所发生的影响和变化，也是非常巨大的。
在合作社经济与国营经济的关系上，合作社方面，过去总是埋怨：“贷款太少了”、“优待太少了”，好象合作社的存在，就是在于分享国家的优待，很显然，这是非常片面的、错误的想法。一九五一年供肥和收棉工作的实际，却从另一方面教导了合作社：真正是群众经济组织的合作社，本身就蕴蓄有无限的潜在力量，只要合作社善于把这个力量发动起来，并与国家一定的生产计划、贷放计划和收购计划相结合，这个力量就会给予国家以最有力的保证。因此，这也是很显然的，国家所给予合作社的任何优待和便利，即使是很少的优待和便利，都只能作为深入发动社员群众潜在力量有利条件，而不是合作社的什么特权。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一九五一年的收棉工作业已证明：合作社对国营经济的狭隘的离心倾向，是必须而且能够克服的，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使合作社经济与国营经济结合为和谐的、牢不可破的整体，是必须而且能够做到的。
在合作社与社员的关系上，不少同志过去总是从恩赐观点出发，单纯依靠价格优待去联系社员群众，很显然，这也是带片面性的，降低合作社作用的想法。一九五一年的收棉工作，却从另一方面得一证明：只要合作社坚决站在整体利益的立场上，不怕疲倦地向广大社员群众进行切实的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社员群众不仅可以自觉的按照国家的脾价出售自己的产品，而且愿意以等于银行存款的利率或不要利息地给合作社以实物信用，一九五一年的棉花存实工作，就是这种信用关系的具体表现之一。在“听涨不听落、保本计息、凭折存取、零整两便、钱物两取”的方针下，仅山东和苏南部分棉产区的合作社，至年底前，即累计存进了三十余万担皮棉，约等于华东全区社员股金的总和，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当地合作社业务的发展。因此，将廉价供应与信托存实相结合，或将赊销预购与存实预售相结合，这正是今后在业务上进一步依靠社员群众办好合作社的重要门径之一。
在上下级社的关系上，过去由于都是围绕着利润打圈子，形成上下争利、互不信任，以致计划走不上轨道，合同流为乱帐，这很显然是资本主义思想带给合作社的绝症！然而一九五一年以供肥和收棉为代表的经营过程，却坚决沿着另一条道路前进了，这就是坚决跳出利润的圈子，将国家的委托与社员群众的要求，结合为一的变成合作社上下一致的计划，依照计划再变成合作社与国家间、与社员间、与上下级社间严肃的合同制度。在这样不可动摇的基础上，不仅达到自上而下的一致行动，而且自下而上的建立了统计和报告制度。更由于一开始就保证：将收棉手续费和加工所得的全部或绝大部分，坚决作为县以下合作社合理积累的基础，从而使下级社确信上级社并不是可怕的竞争对手，而是互相负责，互相依托的整体。
盲目追逐利润的错误思想，过去不仅损害了合作社与社员，以及上下级社间的关系，同时也分裂了推销与供应的关系。然而一九五一年的供肥和收棉工作却充分证明，农村社员群众为买而卖的特点，规定着推销与供应必须密切结合，这就是供应生产资料与预购产品的相结合，收购产品与供应生活资料相结合。生产过程中的预购工作，可以鼓励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收购过程中的供应工作，可以减少社员群众出卖产品的顾虑，这也是很清楚的，只要将推销和供应工作有计划的对准了为社员服务的目标，合作社的合理积累，也是有保证的。
因此，一九五一年收棉工作的胜利，也可以说是华东合作社内部为克服各种偏向，特别是为克服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而斗争的一个最实际的胜利！
不可否认的，一九五一年收棉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也是很多的，主要的是：一开始对民用棉的调剂注意不够，对检验分级的技术准备很不充分，供应回笼与收购投放的比例还很不相称。防特、防火的警惕性很松懈，特别由于领导成分不纯而发生的贪污和挪用专款等，都是值得进一步加以检查和彻底纠正的，然而一九五一年收棉工作在成绩仍是主要的！
充分接受一九五一年收棉工作的经验，进一步做好一九五二年几种主要物资（如粮、棉、麻、烟、茶和茧等）的收购和预购工作，这正是当前最艰巨的努力目标。
华东合作总社
四月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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