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工农劳动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也不一定罗)成为一种特殊的阶层，特殊的“统治阶层”。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想了一下，看是不是妥当。列宁讲过，在英国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中，有一部分成了工人贵族阶层。那是在帝国主义条件之下的工人阶级，因为帝国主义剥削了殖民地，拿一部分利润来收买一部分工人，使这一部分工人成为工人贵族。因此，这一部分工人就不愿意革命了，脱离他们的下层工人，而且成立他们的党，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了。在帝国主义国家有这种可能，那么在工人阶级执政的国家里面，就是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面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也有一种条件，产生工人贵族这种阶层? 如果我们不注意，让其自流的话，在我们这些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在工人阶级里面可以产生，在共产党里面也可以产生。我想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但是如果我们注意了的话，如果我们采取一些办法的话也不一定产生，是可以避免的。
因此，我个人想了想，昨天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也谈了一下，对这个问题，我们要采取一些办法，采取一些措施，要提起注意，在党内、在人民中间进行教育。此外，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种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
在教育问题上，毛主席讲，在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教科书里面都要有进行这种教育的内容。在干部中间要用整风的办法进行教育。要批判特权思想、站在人民头上的思想、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思想、官僚主义思想。列宁讲过，社会主义国家里面也会产生官僚主义者，官僚主义一下子肃清不了，搞不好就可能危害国家。现在的经验更多了，我们应该在列宁之后，更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考虑不讨论这样的问题，我们就不是列宁主义者。
要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的监督，订出一种群众监督的制度，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接近人民群众。因此，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怎么做，如何监督政府、监督我们的领导人员，报纸如何监督，都要认真研究。当然，党委和党代表大会的监督，这是最主要的。还有党的纪律。脱离群众，违反党内民主，违反人民民主，就算作违反纪律，不能只是反领导才叫做违反纪律，领导者压制民主就不算违反纪律?
昨天毛主席还讲了，我们国家有两种最基层的单位，一种是工厂，一种是农业生产合作社，此外还有交通单位、商店、文化机关和学校。在工厂里面，应该组织工人代表大会，组织工厂管理委员会 (合作社有社员代表大会和管理委员会)。 在八大上，李雪峰同志也讲了这个问题。工厂的厂长应该由工人选举，然后上面委任，或者上面委任之后由工人再选举，看工人同意不同意。这也是一种制度。应该考虑一下这些问题。
国家领导人员的权力应该有一定的限制，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权力，什么事情不准他做，应该有一种限制。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只能对反革命阶级、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对人民群众不能用专政的办法，在人民内部只能实行民主。当然，这是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有些人所讲的大民主、无领导的民主。对于这一点，恐怕有些干部在观念上不那么清楚，一说我们要控制局面，就要实行专政，对群众也实行专政。对人民群众不能采取专政的办法，只能实行民主的、说服的、教育的办法。
还有，我们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过分悬殊。最高工资同最低工资不要相差过大，过分悬殊，经验证明这是不好的，人民会不高兴，会脱离群众。最近调整工资，听说干部中五级以上的工资不加，我觉得是很好的。最高的不加，把最低的加上来，使他们接近。—些特殊的待遇，也可以叫特权，应该取消。例如，我们坐的汽车上面有一个喇叭，可以不听交通指挥，这也算作特权嘛，最近把这个喇叭取消了。配给制度，从乡村到城市，全国人民都实行了。陈云同志讲，群众反映猪肉都不给吃，他们没有猪肉吃。有个合作社主任他自已是养猪的，半年只吃了两顿猪肉。我们在座的同志这半年吃了几顿猪肉? 北京和其他城市的猪肉铺，一早就排队，到天亮的时候猪肉就卖完了。我们的机关不用排队，就可以买到猪肉。而我们根本不了解这些情况，没有这个感觉。再如油不够吃，我们的油到底吃了多少? 还有，花生米是买不到的，而我们是买得到的。这些事情我们不注意，不知不觉地享受了这些特权。人民没有提出来还不要紧，你们这些人有功劳，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吃点花生米算什么呢。一闹起事情来，一上了马路，这个问题就大了。因此，这些特权原则上应该取消。从我们起，从中央的人员起，到各级领导干部，配售的东西基本上应该跟人民一样，不要特殊。对民主人士，对外国的来宾，可以特殊一点。
今天还讨论了警卫制度，有些措施也是在人民中间引起不好影响的，应该取消。
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些其他的办法。毛主席有一次讲过，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我也曾经讲过，据说瑞典，它还是个王国，它的内阁首相是手上拿一个皮包，搭公共汽车到首相办公室去办公的，经常是这样，也不要什么汽车，也不要什么特殊的喇叭这些东西。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曾经听说，华盛顿在革命之后，作了八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这件事对我们很有影响。华盛顿作过总统，他也是劳苦功高吧，比我们在座的同志怎么样? 他作了八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些人当过部长，当过总理，结果又去当教员，当教授，当律师，当经理，当校长。 (毛泽东：我们如果那样，就叫受处罚。)艾森豪威尔当过总司令之后， 又当过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然后才去竞选总统。马歇尔当了国务卿之后，又去当红十字会的会长。当然我们不一定完全照那样办，但恐怕有些东西，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
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国家的积累、社会的积累应该是多少? 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发展的比例是否恰当? 我们工业建设的速度要放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呢? 就是群众不至于上街游行，不至于闹事，还比较高兴，能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和积极性。昨天陈云同志也讲，宁愿慢一点，慢个一年两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慢个一年，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一些，还是“左”倾一点好? (毛泽东：看什么右，这种右可以。) 是快慢的右，不是对敌对阶级的右，对敌对阶级右了，人家就进了，那个右不许犯。快一点慢一点不是失掉阶级立场的问题。昨天有同志讲，慢一点，右一点，还有一点回旋余地；过一点，“左”一点，回旋余地就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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