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多米犹如一只青涩坚硬的番石榴，结缀在B镇岁月的枝头上，穿过我的记忆闪闪发光。我透过蚊帐的细小网眼，看到她微黑的皮肤闪亮如月光，细腻如流水。
十九岁半的日子像顺流而下的大河上漂浮的鲜艳花瓣，承受着青春的雨点呼啸而过，闪电般明亮而短暂，那个无处可寻、永远消逝的十九岁半，雷声隆隆，遥远而隐秘，每个夜晚开放在我的蚊帐顶上，我的蚊帐就是水面，十九岁半的往事如同新买的皱纸花，一次次被一只无声的手置放在清澈的水中，它们吸收水分，缓缓张开，一层又一层，直至花朵的最中心。它们的颜色和筋络，那些十九岁半的细节，一一显形、聚拢，我手中的硬皮本有时被我弄得像秋风一样飒飒响，王在下铺说：小林，你还不上厕所，要黑灯了。
王的声音使我想起一种并不柔软的丝绸，这种丝绸细致、光滑、十分漂亮，但是并不柔软，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丝绸，也许是为了形容王的声音我臆造出来的。
王已经三十岁，但仍然非常美丽，很有风采，她出生在杭州，父母都是高级干部，她二十岁的时候去了北大荒，四十岁的时候去了美国，我保存着一张她从美国的Denton寄来的照片，照片上的王穿着一身黑毛衣，脖子上系着一条玫瑰红的长丝巾，风衣搭在胳膊上，长发剪成了短发，风采依旧，更见年轻。她的照片是通过她在国内的妹妹转寄给我的，她妹妹附了一封短信，上面写着王的美国地址，她说王让我先给她写信，我立刻照着地址寄了一封信去，但两年过去，王却杳无音讯。
此刻我十分想念她，我大学时代的主要记忆就是王，在整整四年的日子里，在王的上铺，我日复一日地沉浸在多米的故事中，对身边的事情缺乏知觉。现在十年过去，回首遥望，大学时代黑暗而模糊，就像大雨来临之前的天空，看不见真正的蓝天和太阳，有时候阳光从浓黑茂密的乌云的边缘射出，如同一道金光闪闪的镶边，这就是王。
王的面容凸现在大学女同学的前面，男同学的面容更为模糊和暗淡，他们是中景，在他们之后，是明亮的樱花大道、法国梧桐蔽天的大上坡、绿色和紫色琉璃瓦闪闪发光的屋顶、大落地玻璃窗的西式建筑和东湖珞珈山的湖光山色。
我一直睡在王的上铺，一年级的时候十二个人住一间屋子，在楼层和山顶的最高处，一只圆形的窗口日夜吹送着室外的气息，用红旗代替的窗帘猎猎作响，给这个房间带来了不安定的气氛。
我的床铺在这只圆形窗口的左侧，几乎伸手可及，落日时分太阳从这个圆形窗口长驱直入，进到我的床上。我的床如同舞台上的布景，被这束光线照得一览无余，能清楚地看到下垂的蚊帐里悬挂的东西，被子、枕头的形状和颜色，以及靠墙放着的一溜杂乱的书籍。细小的浮尘在这束硕大的圆形光线中缓缓旋转。
这往往是晚饭时分，我不在蚊帐里头。
我端着我吃饭用的大搪瓷碗在食堂通往宿舍的漫长的道路上边吃边走，然后我把碗放回宿舍，到平台或者草坪或者林荫道上，以背英语单词为借口散步，或以散步为借口背英语单词。
在某些夜晚，月亮会像太阳一样从这个圆窗进到我的床上，月色冷而狰狞，只在我的床上停留，在黑暗的室内把我的床单照亮。在这样的夜晚我感到恐惧。
在我童年时期，也有着这样一个圆形窗口，那是农业局的一间大屋子，住着从遥远的省城下放的父女俩，后来父亲一九六七年被吊打死了，小姑娘不知去向，她的外地口音在我们的游戏中时隐时现。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被放在这种反常的窗口跟前，圆形窗口，肯定是不正常的。
二年级是四个人一间房间，我还是在王的上铺，我被一只亲切的手放在王的上铺，她像我的母亲和大姐，在我们班上，王出类拔萃，美丽、热情、聪慧，但她总是竞争不过另一个女人L。L比王还大两岁，三十二岁才上大学，L锐利无比，即使是体育课百米测验、游泳、铅球，也必须是第一。
王跑不过她，王连我也跑不过，她生完孩子刚刚满月就来上学了。看到同样是年过三十的L身轻如燕跑了一圈又一圈，我感到心情压抑。
L比王善于跟老师打交道，每次课间休息总要跟老师交谈，每次提问总要第一个举手，每次小组讨论总是最后一个发言（以便高屋建瓴），每次考试总是要比王得分高，入党比王早，学分制一来，比王早毕业，毕了业比王先去了美国。在同学中，王跟L到底谁更完美一直有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
最后的两年又调了一次房间，八个人一间，我仍在王的上铺，中午时分和晚上，我再也不到图书馆或者教室去自习，我日益躲在蚊帐里，透过蚊帐的网点看这个房间，王的忧郁和失意在她的下铺堆积，她有时靠在床上看书，有时给她的女友写信，有时独自想念她的儿子，我从未真正靠近过她，我沉浸在我的故事里，漠然地看着她们在我的蚊帐之外来来去去。
这是令人痛心的岁月。
王是大学毕业后唯一给我写信的人，她在信中写道：亲爱的林。她的声音像丝绸一样掠过我黯淡的外省日子，带着往昔珍贵的情谊，来到我的窗前。
有一年，王特意争取到一个到我所在的N城开会的机会，当时她在上海的一家高校教书，我在N城的图书馆当分类，她事先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我，这真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以N城的偏远，高校的清贫，出一趟差是多么的难。
结果我回家了，回B镇。王没有在N城看到我，她十分十分失望，回去之后给我写了一封十二分失望的信。我不能把我避开她的原因告诉她，但是除了这个原因其他任何别的理由都无法成立。
那是一个隐秘的事件，多年来我一直隐藏在心，当时我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是一个异常严重的事情，我惊慌失措，神经紧张，我日日夜夜都想着这件事，最后我决定必须由自己来把它处理掉。
我匆忙请假回B镇，在驶离N城的火车上，我想到了王，我想到在那一刻，王正坐上了另一列火车，从那个我从未去过的大都市向着N城奔驶而来，她美丽亲切的脸庞随着列车轰隆隆的节奏在我的眼前晃动，我的不可告人、自私、封闭等等被我自己真切地感觉到，这使我产生了一种揪心的疼痛。
火车就这样离N城越来越远。
王把我看成是没有长大的孩子，她说她也没有长大，她三十多岁了还说她没有长大，我一直匪夷所思。这使她原谅我的一切缺点，在她出国之前的日子里她一直给我写信。有一段时间，她从别人那里知道我心情不好（我很奇怪地从不向她倾诉），她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让我到上海找她，她陪我玩，然后再陪我到杭州散散心，她正好要回杭跟母亲告别，她马上就要去美国了。
我没有去。
就这样我跟王已经十年没有见面了。
我现在已经能面对过去，十年的时光使我渐渐增长了勇气，我开始需要把自己的一切一一梳理，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我将永不会厌倦回忆。我想王总有一天会从美国回来，她说过她要回来，我们将重温往日。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在长大，我认识到有一样东西很重要，这就是缘分。从前我觉得这是一个俗气的字眼，只有小地方的女人才会对此津津乐道，有一年元旦我收到一位不太熟识的朋友的贺年片，上面简洁地写着：相识是缘。
这四个陌生的字使我浮想联翩，我忽然想到，世界之大，我为什么认识这个人而不是那个人，为什么我会跟这个人结婚而不是跟那个人结婚，这里面一定有一种玄妙的东西，我们不认识它，但是它的气流缓缓吹来，迎面笼罩着我们。
我的一个会算命的女同事告诉我，我的前世是一只小松鼠，对此我半信半疑，不过我想，假如我真是那只松鼠变的，在今生，所有我的爱与仇、敌和友，任何一件好事与坏事，大概都在前世跟这只松鼠有纠葛。
肯定就是这样。
如果在一九七六年，有人告诉我，两年之后的某月某日，我将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和另外五十五名我素不相识的人在同一间屋子里，然后我们将在一起相处达四年之久，我会觉得这是绝不可能的。
即使到了一九七七年四月，在偏远的B镇，我也想不出这个跟陌生人聚集的契机。
事实上，这五十六个人确实是在某一个日子，从互不相干的遥远的地方赶到那个城市来了，乌鲁木齐和银川，云南的个旧和广西的北流，想想这些地名吧，奇迹确实在出现，这帮人在出生之前就被一阵大风吹散，现在又被这阵神秘的风吹到了一起，这帮人最大的有三十五岁，生了三个孩子，最小的十七岁，刚刚高中毕业。
这帮人，这个班级，在到齐的第一天，就自己组织起来在那个最大的、墙上有一只圆形窗口的屋子里开了一个会，每个人谈谈自己为什么要报考图书馆学系，互相介绍一下自己。结果缘分这个东西一再顽强地在我们中间浮出，本想报考古专业的，想来想去却报了图书馆学系，本想要报外文系的，考虑到年龄太大，一闭眼填了图书馆学系，更有那热爱文学的，心里想着中文系，不知怎么也报了图书馆学系。也有本来要报北大的，一转念却报了W大。
于是在一九七八年春天的某月某日，这些人们，就来到了这间有着圆形窗口的屋子里。
有一个女孩，她不能告诉人们她为什么会报这个学校和这个系，她的原因比所有的人都远为复杂，这个原因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秘密，背负着这个秘密使她从一开始就远离了人群，她本来已是一个十分孤僻的孩子，正需要一个全新的环境，一些新鲜的面孔，一片新生的声音来助她一臂之力，帮她投入人群，使她成为一个正常的孩子。
这个机会却白白地浪费了。
逃离B镇的女孩惊魂未定，小小年纪怀抱着一个硕大的秘密在陌生的人群里重新开始。她不知道这个秘密她将永远也甩不掉，它将要决定她的一生。
这个女孩就是多米。
小小年纪这个词使我想起了电影《卖花姑娘》，凄切和缓的旋律越过二十年的时光像一片草席向我漂来，既雪白，又淡青，散发着月光般朦胧的亮泽。
小小姑娘
清早起床
提着花篮上市场
就是这样一些歌词，此刻像一些小小的柔软的手，从草编的花篮里伸出，舞动着各种令人心疼的手势，在我的怀想中，它们有时是明确的吐字，一个字一个字，带着圆润，滚动成珍珠，有时却是一种无言哼唱，像意大利影片《美国往事》和《西部往事》里的主题曲，华美的女声在弦乐中滑动，时而游出，时而潜入，时而漂远，时而浮来，它没有歌词，令人心碎。
我热爱它们。
所有的电影和它们消散已久的主题曲都是我的所爱。
我爱《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沈阳》、《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桂林》、《万紫千红》、《科学养鱼》、《宁死不屈》、《森林之火》、《第八个是铜像》、《回故乡之路》、《火红的年代》、《第二个春天》、《艳阳天》、《创业》、《闪闪的红星》、《渡江侦察记》以及样板戏种种。
在B镇的平淡岁月里，彩色影片就是节日。在多米的中学时代，最兴奋的日子就是包场电影的日子。此刻我凝望B镇，看到多米的眼睛里掠过的第一道霞光就是美丽的莫尼克公主。
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了沈阳又访问桂林，美丽的莫尼克公主穿着一套又一套的漂亮衣服倘佯在飘荡着鲜花和歌声的地方，失去了祖国的公主浅浅地微笑着，她的微笑从那远不可及的天边穿越层层空气，掠过花朵和歌声，颤动着形成一道又一道波纹，一直来到多米的面前。多米在黑暗中全身布满红晕和梦想，手心出汗，默不作声。
多年以后，我还在黑暗中等待电影的那一道开始的铃声，我们在黑暗中屏息凝神，等待这道神秘的铃声，这是一根时空的魔杖，又长又细，悬在我们的头顶，它的声音在空气中颤动，在黑暗中打开了一道隐秘的大门，铃声一停，我们就进到了一处更为黑暗的处所，我们丧失意识，不知身在何处，我们只有听任黑暗的指引，我们不禁直起了腰，收缩了毛孔，我们紧张地等候着事物的降临。
这时我们脑后的上方突然亮起一道灰白的光柱，它毫不犹豫地直抵我们的眼前，我们的眼前顿时就有了四四方方的雪白的空间，我们紧盯着这空间，这是我们的新世界，唯一的幻想，唯一的天堂或梦乡，我们无限信赖地仰望这个前方。这时候音乐骤然响起，梦乡的大门隆隆启开，我们灵魂出窍，我们的身体留在黑暗的原地，我们的灵魂跟随着这道银白的光柱，这唯一的通道，梦乡之舟，进入另一个世界。
赶快上山吧勇士们
我们在春天里加入游击队
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
这歌声永远缭绕在我的少年时光。
现在我们来说多米。多米十八岁的时候在距B镇二十多里的地方插队，有一天黄昏收工的时候，多米听到从公社回来的人说晚上在公社的操场上放新片《创业》，多米立即决定独自前往。
多米是一个无法与人分享内心快乐的孩子，她无法忍受熟识的人与她一道看电影，越熟越不能忍受，最怕的是跟母亲一起看电影，她或他们会妨碍她走进梦幻，他们是平常的现实的日子的见证，多米看电影却是要超拔这些日子，她要腾空进入另一个世界，他们却像一些石头，压着她的衣服，他们的眼睛紧紧盯着她，使她坐立不安。
后来多米在大学里每到周末就独自一人提着小板凳到露天放映场看电影，她风雨无阻，在雨中举着她的折叠小花伞，在雪地里跺着脚搓着手，她的身边是不相识的外系同学。
多米曾跟王一起看过一个外国片《冰海沉船》，多米看到船正在汹涌的大海中下沉，一个瘦削的男子在已经倾斜的甲板奏响了最后的小提琴。多米感到冰海里的水正漫向她的胸口，她泪眼婆娑地望着那个小提琴手，倾听着那最后的琴声，她感到自己就要沉到海底，就要与这个世界永别了，无限的哀恸堆积，多米绝望地抽泣起来，竟哭出了声，她正回肠荡气地等待着黑暗的海水覆盖她的头顶，王却关切地抚着她肩膀，说：多米你怎么了？
现在多米一个人去公社，她拿着手电筒走在漆黑的乡道上，她既害怕又亢奋，她想起了种种可怕的人的传说和鬼的传说，这些传说隐身在黑暗中尾随着她，多米甚至听到了它们隐隐的脚步声，黑暗在黑暗中变化着种种形状在多米的面前起舞，多米的手心出着汗，腿软着，这使她有点像在梦中走路，她想她就要死了，她想她坚决不怕死，她想她主要不是要看电影，而是要锻炼自己的意志。她不顾一切地行走在乡道上，狗远远地吠着，田野的稻穗散发着淡淡的香气，不太远的村庄的暗影里有星星点点微弱的灯火，多米看到了它们，它们就像一只手，把黑暗赶走，多米定定地走路，她想起小时候在B镇，晚上一个人从少年之家回来的时候就吹口哨壮胆。
多米的口哨声细小、漏气，根本不成形，毫不像她所要伪装的男孩，根本就如一个胆怯的女孩吹了壮胆的，多米根本不知道她恰恰暴露了自己，她的小而漏气的口哨声和她那同样微弱的电筒亮光如同两只小小的虫子一前一后跟随着她，她紧张的心放松下来，听见自己吹的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在大学宿舍的上铺的蚊帐里，我在多米的口哨声中看到了B镇的体育场，在我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无论是大城市W城的大学，还是偏僻小镇B镇，或者是多米插队的公社，露天的电影放映场却永远相同。
这让我在回忆多米的故事时常常把它们混为一谈。
我的眼前永远是一片空阔之地，白色的四方布幕在空地的中间高高竖起，既像船帆又像旗帜，场地的四周是高大的柚加利树，它们紧密围绕，风从树干的空间长驱直入，像无形的波浪涌向空地中间的布幕，布幕呼应着鼓荡起来，鼓荡起来的布幕又加倍召唤着四面的风，如同召唤着四面走来的人，人们从空地下面的斜坡上升，他们走上平地，一眼就看到了高高鼓荡着的银幕，他们亮着眼睛仰着头，朝这面旗帜快步走去。人们围绕在银幕的正面和反面，如同上了一艘大船，等待启锚远行。
也许一切就是从这个晚上开始的。
多米快到公社的时候远方雷声隆隆，天快要下雨了。多米挤在操场的人堆里看《创业》，王铁人说：井无压力不喷油，人无压力轻飘飘。
在荒野和篝火中一个女声唱道：青天一顶星星亮，荒原一片篝火红……
雷声从天边一直滚到了头顶，人堆中的多米既振奋又不安，眼前的银幕里的荒原和头顶的惊雷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将她从凡俗的日常生活中抽取出来，多米无端觉得她奋斗的时候到了，她必须开始了，奋斗这个词从她幼年时代起就潜伏在她胸中，现在被一场电影所唤起，空荡荡地跳了出来。
她不知道她要奋斗什么。她在生产队里不会联系群众，谁也不会推荐她上大学，她又没有后门可走，大队支书的老婆倒是找过多米的母亲看病，但多米一点儿也不认为母亲的后门能走成功。
但是多米不能一辈子当农民，这是一个意志，插了一年队的多米又加倍地把这意志炼成了钢，磨成了铁。她一定要自己找到一个出口。在返回生产队的墨黑的路上，打着惊雷闪着电，多米高度亢奋，她空前地进行着好运设计，她想她日后一定要写电影，她诅了咒发了誓，生着气地想，一定要写电影，写不了也要写，电影这个字眼如同一粒璀璨的晶体，在高不可攀的天上遥遥地闪耀，伴随着闪电来到多米的心里。
这是一个多么石破天惊、异想天开、胆大包天的念头，多米深深地为自己的念头震撼着，这是最最边远的G省的遥远的B镇农村，有一个女孩想到了要写电影，这是多么的了不起。神秘的铃声骤然而起，一道大幕拉开了，多米日后的经历就是以此为开端，半年之后多米奇迹般地差半步就到了电影厂当编剧，正是源于这个夜晚。
这是一个人间神话，这个神话使我相信，有一个神在注视着多米，并选中了她。
现在，神话尚未开始，天下起雨来了。
雨点迅猛地落在多米身上，她的脸和手背迅速被雨水打中，水的感觉立刻从指尖末梢传到了心里，在一片冰凉湿润中写电影的念头像雷声一样远去，而一些坚硬、有力的字句却迈着雄健的步伐，越过雷声，像雨水一样自天而降，这些句子在到达多米的那一刻由冰冷变为灼热，发出咝咝的声响，变成一片大火，顷刻燃遍了多米的全身。
这些字句排列起来就是一首诗。
多年来这首最初的诗深藏在我的心底，但是由于那个不可告人的事件，使我总是回避我早期的创作经历，这首诗和那件事被我一起掩埋着，我一面要雪耻，一面又掩埋着要雪耻的这件事。
我忌讳别人提到我的处女作，这个阴影是如此沉重，也许不止这些，也许还有别的。
也许正是想要摆脱它们我才选择了这个长篇。
年初的一天，我把一部小说集整理好。然后着手写一篇序，我本来想写一个女人远离了自己的故乡，在陌生而干燥的北方都市茫然失措地生活着，她的心灵日益枯萎，在夜晚，她自幼生长的那个亚热带小镇如同一些已逝的花瓣从黑暗中鱼贯而来，缭绕着她。
我打算写的正是这样一篇东西，在我下笔之前，华美的词句正分散着在暗中一闪一闪，我向来喜欢把它们连缀在一起，这是我惯用的伎俩。
但我却陷入了回忆。
我写出的是一篇完全不同的序，在这个序里，我从第一句话起就掉落到了往事里，我不由自主地叙述起我的处女作的写作及后来的事情，往事汹涌而来，我把它们一一按落在我的纸上，十五年过去，它们变得陌生、不真实，我拼命吸附它们，力图找回从前的时光。
从前的时光我是多么年轻，曾经多么骄傲。
十九岁。
有一天我从大队学校回生产队，刚拐出大路就听到有人在后面叫我，同队的大队会计从单车上兴冲冲地跳下来说：多米，上面叫你去N城了！
什么？
上面叫你去N城了，要你改稿。会计很兴奋，他有个哥哥是省日报的通讯员，曾经有过去N城改稿的经历，经常把改稿一词放在嘴边。
我说：是谁说的，是真的吗？一面心里狂跳着。
会计说：是真的，N城来的长途电话，打到县里，县里又打到公社，公社又通知大队，让大队及时讲给你听，知青的事都很打紧，我就骑车出来喊你了。
正说着又有一个大队干部从路上过来，也说：多米，让我通知你去N城，路费你先出，到了再给你报销。
会计想起来说，是叫你去《N城文艺》改稿，多米你写了什么？会计有些兴犹未尽，很想讨论一番。
我在混乱中听见他说他哥去改稿一年发了三篇新闻，心里已是一片光明。
我一下乡就被公社的宣传干事（人称陈记者）召去开了一次会，宣布为公社的通讯员，有任务向县广播站、省报、省广播电台乃至《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报导本地的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春耕生产、狠抓阶级斗争这根弦、大割资本主义尾巴、计划生育、踊跃参军等等新闻。
陈记者对自己的行当十分尽责，在这次招兵买马的会上推心置腹地对我们说：我了解过了，你们，在学校里都是好笔杆，我相信，你们都很关心自己的前途，你们写报导吧，有好处，把成绩报导出去，领导高兴，就会重视你们，他们会记住你们的。
你们想不想上大学？
大家在心里用力地说：想。
陈记者说：想就努力吧，不会埋没你们的。
陈记者的话像一个真正的招生人员亲口所说，对我们起到了强烈的煽动作用，我们全都信以为真，我们在心里暗暗庆幸一下来就碰到了陈记者，他在我们忐忑不安混沌一片的心里打开了一扇窗户，使我们看到，要做出成绩并不难，只需做些我们本来就熟悉的，自以为得心应手的事情，这真是太好了。
我们一下子心情轻松了。
我们眼前出现了亲切的笔、可爱的纸和安全的桌子，想起了我们历次作文的优秀成绩，墙报上的漂亮文章和大会上的出色发言，它们像宠爱我们的老师、我们最好的朋友站立在我们的身后，在我们身后围成一溜凉爽的屏障，使我们又安全又轻松又自信，脸上悬挂着才华。
这是多么的好。
我从小体质差，最怕体力劳动，太阳一晒就头晕，体力的事总是令我恐惧，下乡之前学校统一量了一次体重，我只有七十二斤，听说在农村只挑七十多斤是很丢人的，是不肯出力气的表现，只有挑上一百多斤才能表现突出。
这使我心生沮丧。
临行前向语文老师梁振中道别，他一再嘱咐我，要量力而行，一定要量力而行，人只能挑跟自己体重相当的东西。
我心事重重地答应着。
从此我一路心事重重。
在七月份的B镇农村，公社的小会议室热气蒸腾，凉爽的前景从陈记者的身上发出，一阵阵地扩散到我们身上。
我们开始专攻县广播站，我们写稿，一式两份，另一份寄给省报，因为各地的投稿数字省报要统计。一时间，有线广播网回荡起我们新鲜的名字。
我们新鲜的名字像刚从河里捞上来的活鱼，在有线广播网里拼命跳跃，一个比一个跳得高跳得漂亮，在跃起的小小的空间里（这空间就是小小的B镇城乡）闪耀着白色闪亮肥美的鱼肚子。
这真是一幅好看的鱼跃图。有线广播事业在B镇十分发达，在县城，像月饼盒子大小的广播喇叭安放在每一个机关和家庭，在农村，每个生产队也都有好几个。我家门口骑楼的廊柱上就一直挂着一个，每天早上六点钟，县广播站一放《东方红》乐曲，所有上学的孩子知道该起床了。
有线广播网深入人心，是我们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们的报纸、电视、收音机、戏台和电影院。十七岁的孩子们下到农村，在夜晚，点着煤油灯写了一篇又一篇的通讯稿，其中有的被广播里那个亲切熟悉说着本地方言的女声读出，我们的名字也被随之读出，我们紧张地从广播里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我们兴奋得彻夜难眠，紧接着我们的亲人朋友熟人又一一告诉我们，我们装做脸无表情地听着他们的赞叹，我们是多么爱听赞扬声，我们在心里一再重复着那一片不同的声音组成的好听的赞扬。
每个人都得了一个县广播站“优秀通讯员”的称号，以及奖品：一本塑料皮笔记本，盖着大印。
是谁在一九七六年在B镇县的广播站任职，使我们得到了获奖的喜悦？我很想搞清楚这个问题。那个人是谁？我有时认为这是一个圆脸大眼脸上有酒窝的年轻男人。这个印象从何而来呢？
有一次我心血来潮，写了一篇题为《农业学大寨》的社论，我按照在学校写大批判作文的做法，摘抄了《人民日报》的有关句子，兴致勃勃地编写成一篇社论，我激动地认为这是我写的一篇好文章，若是在学校，梁振中老师一定会给我打一个“优”，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兴冲冲地连夜赶回B镇，到县广播站送稿。一个二三十岁的男人接待了我，他费尽了口舌才使我勉强明白社论不应该由我来写。我反复问道：为什么我不能写社论呢？为什么？
我灰头灰脑地从县广播站出来，脑子里却奇怪地想到这个男人的脸，他的眼睛又大又黑，双眼皮，他的脸上还有一个圆圆的酒窝，十分迷人。
迷人这个词是我上高一的时候听高二的女生说的，这本来是一个不好说出口的词，我从来没听人说过也从未使用过这个词。
有些词中学生是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比如爱情、恋爱，甚至结婚这个词也不大敢说，幸好有人发明了个人问题这个词，于是有个同学在请假条上就写道：因我哥哥明日要解决个人问题，特请假一天望批准。班主任在班上念了这张请假条，大家会心一笑。
有许多秘密的词、秘密的幻想掩埋在中学生的心里，这些词堆积得太多，其中的某个词总要伺机溜出来，比如迷人这个词，在某个下午，在会堂门口，被一群吃吃窃笑的女生放到了光天化日之下，它鲜亮的颜色充满了魅力，从此成为了那段时间里我的常用词。
我回忆起广播站那个人是因为广告。晚上七点半到九点之间，电视上会出现一位身着黑色西服的英俊男士，大眼睛，黑眉毛，脸上有一酒窝，他边走边说：不要让你的妻子为琐事烦恼。然后他的妻子在镜头前看书，美丽地歪着头，然后妻子又穿着天蓝色的制服微笑，等等。这是一个洗衣机的广告。
我坚决抵制这个广告，这是一个男权主义的广告，为什么没有洗衣机妻子就会为琐事烦恼呢，难道妻子是天生的洗衣机吗？简直岂有此理！
该广告对我唯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那位男士的酒窝，它使我回忆往事。
往事飘忽如烟，摸不着抓不到，它被岁月层层掩埋，我们找不到它，我们把它全都遗忘了。但是某一天，就是这一天，我们发现它悬挂在电视中的那位男士的酒窝里。
这酒窝里有我的一个奖状，一九七六年的县广播站的优秀通讯员。
这个光荣称号是我的通讯生涯的终结，是我文学生涯的开端。
我在知青会上被带队干部批评，说我写了点报导就骄傲自满，紧接着就是评选一年一度的先进知青，本以为凭我的突出表现不光大队能评上，公社也该评上的。
结果就是不评我。
这对我打击极大。一九七六年，一个知青要想有出头之日，带队干部是个关键，他的印象不好，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想这下我完了，再努力都翻不了身。
一时十分灰心。
我们大队的知青带队干部姓李，知青及农民均称他李同志，本来是水泥厂的一般干部，不知怎么被派来当带队干部，自一九七五年起，因为一个叫李庆霖的人给毛主席写了信，知青的状况有了改进，下乡的时候国家配发了被子和蚊帐，给所在生产队发了安家费和农具费，第一年每人每月发十块钱，粮油仍由国家供应，等等。
大家都感谢李庆霖。但从此我们就都戴上了带队干部的紧箍咒。
李同志理着花白的小平头，永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我们常常看到他推着单车走在通往大路的小路上，农民们大声问：李同志，回家啊？他就答道：回家。他家在邻近的公社，老婆孩子都在农村。再有就是竹筒水烟，在我的印象中，李同志每时每刻都在抽着竹烟筒，每次开会都看见他捧着长长的竹筒子，脚下一圈湿漉漉的水烟屎。
我天生不会讨好人，李同志到我们生产队来过几次，我都没有跟他汇报思想，他第一次态度还好，第二、第三次就冷淡多了，后来基本不到我们队来。
我最感震惊的是，我到N城改稿回来，听说李同志在知青和农民中散布说我被人拐卖了，后来电影厂人事科的干部通过组织来要我，他一边跟我说这是一件绝不可能的事，一边跑到公社找文书，不让文书在公函上盖章。
这是我的深仇大恨。
一个人，手里抓着几十个年轻人的命运前程，弄得像几十朵向日葵环绕着日头旋转，正如欢庆九大召开的歌中唱的：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但我没有做成向日葵。
这使我悲观绝望。有什么比文学更适合一个没有了别的指望的人呢，只需要纸和笔，弱小的人就能变成孙悟空，翻出如来佛的手心，仅凭一筋斗，文学就永远成了我心目中最为壮丽的事业。
许多年后我由省城回B镇，在地区火车站意外地看到了李同志，他仍像当年那样穿着一件发白的工作服，头发完全白了，他伛着腰从火车上下来，人很挤，但我还是一眼就看到了他。
我站在人流中，B镇的岁月从身边呼呼掠过，不远处的田野在阳光下十分耀眼，铁轨像一道利刃把田野分成两半，除了这金属的光芒，正午的田野十足像B镇农村的田野，这个情景一再涌来，使我有身在水田的感觉，铁轨的金属光芒再次刺激我的眼睛，使我重新置身于火车站。
我希望李同志能看见我，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打打招呼，这真是一个尴尬的场面。他最后没有看见我，也许是看见了装没看见，总之他很快就脱离了我的视线。
B镇岁月在火车启动中无声地飘逝。
N城的旖旎风光在我十九岁半的天空上永远盘旋，亚热带的阳光在两旁是棕榈的大道上笔直地流淌，只需指出葵扇大道和棕榈大道，就能想像N城是多么的妩媚。
有什么城市有这样的两条街道呢？
哪怕广州，哪怕海口。海口满城椰树，永远不能跟我的N城相比。
谁是自由而快乐的人？
在一九七七年的B镇，谁最自由而快乐？
正是多米。
有谁敢在一九七七年的高考期间当众宣布：即使考上了也不去。所有年轻和不年轻的考学者都在苦读，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天天去看电影，看粤剧。
这个自由而快乐的人是谁？
这个自由而快乐的人就是多米。多米长年生活在B镇，十九岁了还从未去过任何一个城市，多米在放了学的漫长时间里，走遍了全B镇的大小果园，县委会后园的那片遮天蔽日的杨梅林是多米心驰神往的好地方，粗大的树干，茂密、弯曲、婀娜的枝条，杨梅由青变红，闪烁在树叶中间，多米吃遍了B镇千奇百怪的水果，枇杷、杨桃、番石榴、金夹子、夹李子、牛甘子、黄皮，大园的荔枝、人面果，医院的芒果，民警队的葡萄，B镇河流里的鱼虾被我们捞了又捞，沙滩上的沙子被我们玩了又玩，我们一口气就走完B镇的主要街道，至于B镇周围的田野和山坡，我们在积肥的时候、农忙假的时候、学军拉练的时候，统统都去过了。我们有时走过桥，沿着对岸的河边一直走，我们看到一片又一片的萝卜地，萝卜的液汁在沙地底下簌簌流淌，河岸时高时低，我们已经走出很远了，但我们仍然在B镇。
B镇的孩子们从小就想到远处去，谁走得最远，谁就最有出息，谁的哥哥姐姐在N城工作（N城是我们这个省份最辉煌的地方），那是全班连班主任在内都要羡慕的。
谁走得最远，
谁就最有出息。
谁要有出息，
谁就要到远处去。
这是我们牢不可破的观念。远处是哪里？不是西藏，不是新疆，也不是美国（这是一个远到不存在的地方），而是
N城
还有一个最终极的远处，那就是：
北京
上大学之后我才知道，在城市里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场面十分悲壮，汪说她去送她姐姐，火车开动，站台上一片哭声。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夸张的成分。有一首著名的歌使我想到汪的描述：听吧战斗的号角……万众一心保卫国土，让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她们在大学里有时会满怀深情地唱起这首歌，但我并不知道它，在B镇，我既没有听到过这首歌，也没有看到过火车开动时分生离死别的壮丽场面。
B镇没有火车。现在还是没有。因此我是一个十足的井底之蛙，我的可取之处是想跳出此井，到远处去。
雷红在我从青苔满地的天井向上一跃的过程中担负了一个怎样的角色，我无法准确地说出来，她从N城带回来的歌、故事、笔记本和衣服，在我的眼前呈现了一个生动的目标，我想有一天我也到那里去。
雷红是我中学时代的邻居，她的舅父、姨妈、姑母、叔父均匀地分布在我们这个省份的四个城市，就像一个神仙撒下的四颗豆子，不偏不斜，令人赞叹。
雷红的父亲是个教育家，曾经在教育局工作过，在报纸上发表过关于教育的文章，后来被弄到供销社当采购员。但他衣着整洁，既在意雷红们的功课，出差时又能想到扯丈把花布给几个女儿做新衣服。
有这样的父亲真是福气。有这样的父亲，雷红姐妹总是高高兴兴地独自玩耍，她们不需要别人，她们穿着同样的衣服在门前的空地上跳跃，她们跳跃的绳子发出呼呼的响声，令我羡慕。
所以雷红永远对家庭负有责任，时至今日，她还常常在信中说她要为父母尽孝道。
雷红现在是一个家庭妇女，雷红至今一事无成，雷红常常说，等她到了四十岁，一定要把她的一生原原本本写出来。
我希望看到这本书。
现在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句子：幸福就是枷锁。雷红是一个幸福的女孩，无所作为不能怪她，但什么才是有所作为呢？写一本书就是有所作为吗？有所作为好呢还是幸福好呢？幸福是不是就是一切呢？有所作为是不是就会有幸福感了呢？等等，我不知道。
我还是宁愿要一个父亲。
谁不愿意要一个父亲呢？
我中学时代的日记由一些巴掌大小或比巴掌更小的塑料封面的笔记本组成，它们被我编成了号码，到现在，已经有几十本了，它们越来越厚，跨越的时间越来越多，记述的句子越来越短。我早年的日记本一本都不在身边，它们本来在B镇，几经反复，还是回了B镇。
B镇离北京十分遥远，我只能依稀地看着它们。
其中有一本，黑色的封面上有一朵难看的红色的玫瑰，这就是雷红从N城回来送给我的。
在中学的某个时期，我十分崇尚黑色，我对我的同学说，如果要别具一格，衣服的颜色要么是黑底白花，要么是白底黑花，再也没有别的颜色比这好看的了。现在想来，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若穿了那种我想像的刺黑刺白的衣服，是多么的怪异，多么的触目惊心。
我自己一直没有找到这样一种黑花白底或白花黑底的布料，倒是邻班有一个女生，托人从外地买到了这样一块布料，浓黑的底，惨白的大花紧贴在上面，那是一种变形的细细长长的花瓣，既像水母又像蜘蛛，狰狞地缠绕在那个女生的身上。从她的身上，我发现自己的眼光已经变得多么的古怪、反常，冷冰冰地失去了对美好颜色的感受力。
那本黑色的日记本从雷红的手上送给了我，如同N城的一个象征，一个暗示，是我与N城的一个预约。
于是这个黑色的日记本便记着从雷红那里听来的基督山的故事，这个故事只有一个开头，据说这是一本内部的书，需师级以上的干部方可阅读，雷红的表哥从他的同学那里偷来看的，雷红只来得及看一个开头。
雷红对她在N城的亲戚不大以为然，说她的表姐连《红楼梦》都没看过。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正大兴阅读《红楼梦》，我和雷红这些B镇上的精英少女也大读此书，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著名论断烂熟于心，我们背诵了所有的诗词，阅读了有关解释，成了年纪小小的红迷。
我想，我没有去过N城不算什么，我通读了《红楼梦》，又自学高等数学，我还买了一本厚厚的《宇宙之谜》，并逐期借阅月刊《科学实验》，我的各科成绩闻名于校。
你知道光消失后光子到哪里去了吗？
这就是我当时的问题。
多年以后我回想这一阶段，我看到这一切既没有老师的指点，也没有家长的引导，一切都是自发的。遥望B镇的那个少女，她穿着蓝色衣裤，在B镇钢蓝色的天空下纵身一跃，她坚定地从高处往低处跳，训练自己的胆量和意志。这是多么奇异的少女，她柔软的身躯和蓝色的弧线珍贵地闪耀在B镇的天边。
我常常对人说起这个姿势，这个姿势永远停留在我的少女时代。
东风吹
战鼓擂
现在世界上
究竟谁怕谁
没有去过N城实在算不了什么，肯定是要去的，那是一个早就预定了的目的地，我们将长上翅膀，乘风破浪，蓝色的风在我们的耳边呼呼鸣响，我们就是海鸥，就是船，就是闪电。
将乘风远去的少女就是多米。
这是一个轻飘飘的、狂妄自大的时代，如同天上的白云，轻盈、柔软、洁白。
此刻，我紧盯着的地方就是N城。
N城伴随着一阵亮丽的绿色进入我的体内，在我的心脏中嘤嘤作响。
我在B镇农村的田野中间站立着，太阳在流泻，一个声音越过太阳对我说：
你要到N城去了。
N城N城，水晶般的N城长期以来囚禁在我的梦境中，现在它轰隆隆地响起来了。它的音响久埋于我的内心，它的旋律就是雷红那年从N城回来唱的那支歌子，是朝鲜片《摘苹果的时候》里的一个插曲，我一遍遍地把它唱走了样，这走了样的曲子就是我对N城的印象。
这段乐曲在那个绿色流淌的下午从天上流泻下来，N城的楼房和棕榈树鱼贯来到我的眼前。
我来不及跟任何人请假，当天晚上我们大队的文艺宣传队要到邻队去演出一台节目，我既是编导又是主演，有一个铁姑娘开山造田的舞蹈由我领舞，我的缺席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在那一刻我连想都没有想。
我匆匆回到队里，匆匆在印着“为人民服务”的黄绿色帆布挎包里塞进毛巾牙刷，以及一本蓝色封面的《现代诗韵》，在偷偷摸摸练习写诗的最初生涯中，这本诗韵和《新华字典》被我翻得像陈年的旧书。
我拉出单车，沿着门口窄而斜的下坡飞奔到路上，链盖被路面的泥坑震得砰砰响。
我在山道上呼呼地骑着车，下坡的时候也不抓闸，车体飞快地下坠，很是惊险过瘾。
我身轻如燕心如闪电。
噢，N城，你是如此爱我！
走上柏油马路的时候，我看到公路两旁的蔷薇在怒放。正是在怒放，怒放这个词发明得多么好！充满激情和活力，既像气体般自由，又像火焰般热烈，我从未见到过如此茁壮、繁茂、层层叠叠争相开放的蔷薇花，在B镇，哪里有这如云堆积的花朵呢？我第一次发现，粉红和粉白的颜色也是可以鲜艳的，它们白里透红，红中泛白，如同天上的花朵。
太阳正在落山，浓彩的金色光焰高高低低地跳荡在娇嫩的花瓣上，五月的风从大路的尽头一路吹来，仿佛来自一个不可名状的梦幻之所。
这蔷薇花多像梦中所赐啊！在我十九岁的时光中，遍布着它们的芬芳，我此前和此后，再也没有看到过如此灿烂的花丛了。
我回到家，母亲和继父都知道了此事，连母亲的同事也都知道了。当下决定，第二天一早就上路，由我母亲带我坐客车到地区，在地区教书的姐夫送我到火车站。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耳朵里灌满了各种叮咛，在排队等待进站的时候姐夫郑重地告诉我，在火车上有位子就坐着，没位子就站着。他又说：只要有位子，不管那头坐的是男是女，是香是臭，都要赶快坐下去，不然就抢不到位子了。
在黑暗中N城越来越近，一个巨大的幻影在我眼前变化着各种色彩和亮光，轰隆隆地走近我。我兴奋极了，无形的亮光与色彩，无声的喧响在我身边涌动，哦，N城，你使我相信，敢于幻想的，就能够得到！
火车快到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片灯海，真是辉煌之极，我睁大眼睛仰望每一处高楼和灯光，我一次次地想：我到一个大城市来了，这是一个省会。后来我在N城居住了八年，无数次到达过N城火车站，从出站口看N城的街道，客观地感到这些街道十分平淡，只不过是N城这样一个中等城市的普通的街景。
但我十九岁的时候，以后的日子尚未到来，一切的惊喜都未曾被剥夺，它们如同一个蓓蕾，牢牢地被包裹着，它们只在一个时刻绽开，那个时刻是如此短暂，这短暂的时刻已经一去不返了。
我在出站的栏杆旁看到了我的哥哥，这个唯一的哥哥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是我的继父带来的，但他天性善良，待我不错，我跟他并无隔膜。当时我哥哥被选送到一个中等专业学校学化工，家里给他打了电报，他就来接我了。
他像许多性急的人一样攀在栏杆的横杆上，以便使自己的头从众多的头中浮出。
我一眼就看到了他。我先看到了他，他正往人群中焦急地找我。
那是一个熟悉的、亲人的面孔，从那里散发着安全的空气。多少年后我想起第一次到达N城时看到我哥哥的情景，还是满怀感动。
一个十九岁的女孩，从未出过门，当她在夜晚到达一个陌生的偌大的城市，万灯闪烁，万头攒动，如果她看不到接车的人，她将怎么办？
我想，也许N城的全部辉煌都是在我看见哥哥之后才发现的。我跟在他的身后，迎面看到大街上的一座七八层的大楼，竟觉得十分巍峨。
在哥哥的女同学宿舍住了一夜，第二天他带我去找文联大楼。我们走过了一条又一条街道，无数的街道使我眼花缭乱，问了很多人，文联大楼还是没有找到，于是我们沿着红卫路伸出的一条树木很多的幽静小路往里走。
小路的两旁是围墙，围墙非常长，一直没有看到门，并且出奇地静，前后没有一个人。我们越走越远，还是那么静，还是没有人，我有点害怕，于是停了下来。
我侧过身，却很快就看到了一个人从后面走到了我们的跟前，吓了我一跳，刚才怎么空无一人？也许她是从树底下钻出来的。
这是一个老女人，脸上满是黑色的皱纹，身上却穿着黄绿色的军上衣，像一个穿军衣的女巫。
我哥哥问她文联大楼在哪里？
她看了看我，冷傲地说：文联大楼怎么找到这里来了？你们没看见这墙上全是铁丝网吗，这是关犯人的地方。
我哥又问：那红卫路在哪里？
她手一指，说：就是你们刚才过来的路。
这是那个兴奋和混乱的初夏中唯一的一个古怪的记忆，当我那件不可告人的事情曝光之后，我常常想到在N城碰到的这个女巫似的老女人，这肯定是一个不祥的符号，是命运中的一个征兆。
那件我迟迟不能说出的事是什么呢？
是抄袭。所有写作的人最鄙视、最无法容忍的抄袭。
很多年来，看到别人犯了同样的错误的时候，我总是十二分地义愤填膺，十二分地表示蔑视，我对那位被抄袭了的女友说：告她，跟她打官司。
同时我心里想，上帝保佑那个抄袭的女孩。
我又想：幸亏那耻辱的年代早已过去了，我早已证明了自己，我写出了比当初抄的诗更好的诗，我写出了比我的诗风格更为独特的小说，过去高山仰止的一切刊物我都一一到达了。我的一位诗友在《N城文艺》负责诗歌组，他告诉我，当年我的档案他亲手烧毁了，变成了灰。
一位老师告诉我，当年W大学来招生，曾到《N城文艺》了解我的情况，他们对招生的人说：这个女孩也会写诗，我们考过她，她不过是一时糊涂。
一切确实过去了，我来到一片开阔的平原上，所有新的面孔看到的我，只是我的新形象。
连我都忘记这回事了。如果不是我要自己写一个序，这个序使我回顾了过去，我也就不会想到要写这样一部长篇。
卡夫卡是怎么说的？最美的、最彻底的埋葬之地莫过于一部自己的长篇小说了。好像是这个意思，我记得不是很准确。我的记性越来越差，医生给我开了一瓶柏子养心丸，适用症状中有一条，就是健忘。
从我写作这部小说开始，我似乎提前进入了老年期，据说进入老年期的标志之一，就是对久已逝去的往事记得一清二楚，当年吃的年糕粽子的味道，当年见到的人的一颦一笑，当年经历的事的末梢细节，等等，全都如在眼前，如在昨日。而对眼前发生的事情，哪怕就发生在昨天，也照样忘得干干净净，面对一个很熟的人，拼命也想不起他的名字。
我发现我正是如此。
也就是说，我的暮年提前而至了。也就是说，我的青春年华，全都凝固在十九岁的那一小截时光里，往后的日子只是这只杯子里渗漏的一点点，而它们很快就被蒸发了。到了我的三十岁，一切都消失殆尽，在我的脸上，看不到青春的影子和光泽，我没有年龄，也没有家，人们判断不出我多大。
身在未来的年龄里有多好！
有什么比这更安详、更宁静、更怡人的呢？总之这是一件令人满足的事情，就让我进入我未来的暮年，让我沉浸其中吧。
假设我是一个老人，如果我是一个老人，我可以完全地宽恕自己。对，我坐在宽大的藤椅上，置身于一片寂静的阳光中（在未来的日子里，这是多么的奢侈，无论是寂静还是草地，都将被人所充斥，阳光中弥漫着工业粉尘。还是让我提前进入暮年的好），过去的风无声地拂来，我在恍惚中看到那个十九岁的女孩的脸庞和身影，我想她实在没有必要在长达四五年的时间沉默寡言，失去信心，变得难看、平常、郁郁寡欢。
这个女孩，八岁就读过《红岩》，中学数学统考曾获全县第一，各科成绩在全年级中总是领先，有什么可以阻挡她的骄傲？有什么可以堵塞住她年轻嘹亮的声音？
也许事情真的没有那么严重，但对于一个未经世事的十九岁的女孩来说，就是天要塌下来了，从此她背负着她自身重量构成的阴影，步履蹒跚。
这片阴影就是那件事情，让我从头说起。
我不知道我写诗到底有多少是出自内心的冲动，又有多少是出自功利的目的，也许在一定的时期里，两者都同样强烈，而在另外的阶段，内心的冲动释放掉了，而功利的热情不减，一味地为了寻找出路而写作。当然，到了很多年以后，写作变成了生活的重要方式，那又是另一种境地。
当时我发现以写作寻找出路是一件最最适合我的事情，我立即热血沸腾地专程赶回B镇，到县新华书店买回了当时仅有的几本诗集，记得分别是李幼容的《天山放歌》，高红十的《青春颂歌》，还有一本章德益或龙彼得的知青诗集，还有一两本当时的《诗刊》。
我首先仿照高红十写了一首长诗，叫《远航》，按照我当通讯员积累的投稿的常识把这长诗抄了一式两份寄给N城和地区的文艺刊物。此外还写了一些零散的诗寄给报纸。
此举自然是失败了。但是这个时期很短，短到几乎没有打击我。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磨炼自己的意志，从长跑到把手伸进烫水里，现在，这种自我锻炼开始结出硕果了。我想不管碰到怎样的挫折，我将不发疯，不放弃，而到最后，我一定会成功的。我想我是多么年轻，我想我是多么坚强，这年轻和坚强像两颗珍贵的宝石，深埋在我的内心，从那里散发出照亮黯淡岁月的虹光。
我日思夜想，认为应该用一种办法引起编辑的注意。自那次冒雨夜行写了一首《暴风雨》之后，我想到可以写一组十几首这样的诗，十首，十五首，这样也许就会引起编辑的注意了。
我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一下写了一堆诗，连挎包和扁担之类都写进去了，一时再也想不出什么新题目了。我数了数，这些诗一共才九首，离最高目标十五首还差六首，离最低目标十首也还差一首。我想至少要写够十首诗，既然连九首都写了，第十首又有什么难的呢？我又将我看到的认为值得写的事物想了一遍，我发现它们确实被我写完了，再也没有什么可写的了。
当时我已在大队的学校里当民办教师，自己有一间很小的土屋，我用砖头和门板做成了一张桌子，我就在这上面写诗。正是春天，暖而湿的风从窗口吹来，虫子在鸣叫，清晰而有节奏，青草的气息在门口的墙脚下弥漫。我仿照借来的一本《唐诗三百首》里的五言古诗，写了一首《春夜偶感》，写完后陶醉了一阵，但我很快意识到，夜已深了，这使我焦躁起来。我心里十分明确，仿五言古诗是一种娱乐，只有写能够投稿发表的诗才是工作，而只有工作才能使我心安理得。眼看一个夜晚就要过去了，我还什么事情都没有干，我既没看书，又没有写作，白白闲坐，胡思乱想一晚上，这个糟糕的现状被我的自我谴责弄得越发乱七八糟起来。
我心浮气躁，胡乱地在诗集中猛翻，试图从中找出灵感。我边翻边想，我一定要写够十首，要成功就要完成每一步计划，一点儿都不能放松。我像一个勤勉的科学家而不是一个激情澎湃的诗人那样想:今晚我一定要再写一首诗，如同今晚一定要再做一次实验一样明确和理性。
我一遍遍地勉励自己，突然，我翻动着的诗集中有两个字灵性十足地行走到我的眼前：脚印。
这两个字如同一种神奇的气体，一下使我心静如水，春夜的浮躁和骚动悄然退去，我满怀感动地望着这两个字，就像是我失散多年的孩子，我怀抱着它们。本以为一切都已穷尽，现在却看到了这个美妙的形象，啊，脚印，一行行，一只只，深深的，浅浅的，这诗在我堵塞已久的思路面前打开了一条空阔宜人的路，我情不自禁地随之而去，我在自己的纸上一行行地抄着，有我觉得不好的就绕过去，或者自己另想出一个词代替。
我欣喜地抄写着，一时觉得血液畅通，全身轻盈，就像自己在写诗、在创作时的感觉。我肯定是被自己迷惑住了，我视迷途为正途，充满信心地疾走如飞。
我飞快地完成了这一抄写，我放下笔，像往常写完一首诗所感觉的那样，既兴奋又有点累，还凭空生出了一种功德圆满的心情。我想我终于跨越了最后的困难，在预定的日子里如期完成了自己的计划，这是我的好运设计的第一步，第一步完成了，以后就会步步跟上。我在心里说：看啊！我是有力量的。
我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把所有的诗誊抄了一遍，准备到公社邮电所寄出。誊抄作品是最愉快的时刻，令人想起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正是那种感觉，B镇不产苹果，这使苹果在我们众多的亚热带稀奇古怪的水果中闪烁出一种仙果的光芒，跟一种最大的喜悦联系在一起。但在誊抄《脚印》的时候苹果消失了，我感到了一阵不安，我把别人的原作翻出对照了一遍，除了一些词句，两者的确是太像了。
我心急火燎地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理由，我对自己说：我把别人的一首诗混在我的九首诗中，看看自己的水平究竟如何？也许编辑选中的将是我的。
这个荒唐的理由使我手脚麻利心情轻松地朝公社邮电所飞奔而去，路上我不再犹豫，毫无阴影，直到几个月之后事发，我再也没有想到这件事。
人为什么会这样愚蠢呢？
厚厚的信封从邮箱飞坠而下，发出沉闷的声响。一支利箭开始出发了，它携带着不可变更的事实和不可逆转的时光，永远地出发了，它日夜驶行，朝着它的目的：我的心脏。某一天，它将以雷霆万钧之势击中我，使我轰然倒地，一蹶不振。
所有的苹果沉重如铁，统统倾倒在我的头顶。
N城的岁月也已飞逝而去了，但它最早的闪光总是出现在我的心里，成为我重要的支撑。
我和我哥哥终于找到了文联大楼，原来我们已经两次从这个大门经过了，文联和《N城文艺》的牌子没有挂在当街，而是挂在院子里的楼里。那是一幢崭新、整齐的五层楼，巍峨这个词又一次从我心中升起，在那次N城之行中，所有的楼房（不论高矮）都巍峨，一切的灯火（不论大小）都辉煌。
我走进这幢巍峨的五层楼，兴奋而紧张，金色的蜂群在空气中震颤，金色的闪光在白色的墙上和水泥楼梯上闪耀。在我的记忆中，那个时候的文联大楼就是一座宫殿。又黑又瘦的B镇小姑娘在楼梯上一步一探头，很快，她眼前就出现了一些热情微笑的脸。她坐在诗编室里，听到有人在走廊里说：来了一个写诗的小姑娘，并有人在诗编室探头探脑。诗编室的一位中年编辑一边给她沏茶一边连连问道：你第一次出远门吧？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本来要去接你的，你妈妈放心吗？不放心？我来给她挂一个长途电话，等会你还能跟你妈说话呢！
他立即到走廊里挂电话，我听见他在走廊里大声说我母亲的名字：文章的章，珍珠的珍。过一会儿他进来说：你妈妈不在，我托你们县的总机转告她，说你已经平安来到了，请她放心。
紧接着来了一个个子很高大、肤色黑黑的人，一进门就说：来了吗？作者来了吗？编辑连忙说：这就是组诗的作者多米。又对我说：这是我们的主编刘昭衡。刘主编说：快坐快坐，很年轻啊！你多大了？
我说：十九岁。
刘又问：你怎么这么黑？劳动晒的吗？
我说：是天生的。
大家都笑。刘又一连串地问：你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多米是你的真名吗？在哪里上的学？读过什么书？我也一连串地答道：我三岁的时候我爸爸就不在了，妈妈在医院工作，多米是我的真名，一直在B镇上学，从来没有去过别的地方。读过《唐诗三百首》（我拣了这本最响亮的书说了出来）。
刘主编兴致很好地说：那天没事，我转到这里，问老罗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稿子，老罗说新来了一些，都堆在这里，还没来得及看呢。我就手翻了翻，就看到了你的组诗，我一看，这就是好诗啊！很不简单，这么年轻的女孩子，写出这样的诗，我一想，就让老罗打长话把你找来了。
老罗搓着手说：是啊是啊，让作者来改稿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是第一次。
我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听见我的心脏充满了呼呼作响迎风飘舞的气体，它们从我的体内奔涌而出，像向日葵一样围绕着那黝黑而富有雕塑感的脸。我在心里使劲想道，刘主编就是我的恩人，我将永远记住他。在我的心目中，刘简直就像一只神仙伸出的手，把我从遥远偏僻的B镇的泥土中一把拎出来，我无法判断我的诗句，这个神奇的刘主编，他吹了一口气，我的诗顷刻晶莹透亮地在N城的天空中飞舞。
刘高兴地领我从三楼到四楼又到五楼，他边走边说我带你见见文联领导，他带我走进一间又一间屋子，我听到了一些陌生的头衔（如党组书记、秘书长、文联主席等等）和奇怪的名字（大概是笔名），老头子们大概刚刚恢复工作，一个个又老又精神，老而弥坚（这是我后来学到的词），他们和蔼而亲切地望着我说：好，好，这么年轻。他们问我一些相同的问题：父母亲是干什么的？他们会不会写诗？在哪里上的学？读过什么书？这些问题像一些彩色的气球，悬浮在我的头顶，我走进哪间屋子它们就飘到哪间屋子，我像一个熟练的弹球手，气球一只只地落到我的鼻子尖前，我依次将它们一一弹回到空中，周围的人说：不错，不简单。
啊啊，它们在空中跳动的弧线是多么优美，多么灿烂，繁花似锦的气球们，被我弹碰发出的“噗噗”声悦耳动听，我的指尖触及那富有弹性的触面，那颤动的感觉传遍我的全身。
刘说：你来的车票都拿去报销吧，等会老罗带你去，你就住文联招待所吧，就在这院子里，食宿老罗会给你安排。他走到走廊的窗口，冲窗下的一幢宿舍指指，说：我家就在下面，一楼，有空你来玩。
刘领着我一路从五楼到四楼到三楼，他说：多米，N城你没来过，你先玩两天吧，我们这里刚分来一个复旦的毕业生，是你的B镇老乡，下午让他领你去看电影。
我忽然想起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说：我还要改稿，先把稿子改了再去玩。
刘笑笑说：稿子不用改了，小样都出来了，你先到我办公室看看。
这又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它在其他的惊喜之后雍容地来到，像幽蓝的天空上一些先至的焰火尚未消散，一朵大而丰满的焰火横空出世，在空中绽放，它们一朵朵落在我的头上，把我的心里填得满满的。我跟到刘的办公室，他的桌子上正摊着一溜长长的白纸，大小既不像杂志又不像书。刘拿起其中的一条指点给我看：看你的诗，这下成了铅字了，高兴吧？我们选了四首。
我在那条长窄的白纸上看到变成了铅字的自己的名字。署名用了我的本名，投稿时我本来是用了一个笔名的。刘说：我帮你把名字改过来了，怎么样？你的名字很好的呀！我看到平日里无数次手写的名字穿上了铅字的外衣端立在刘主编的桌上，一时觉得心里有许多的感动，我想哪怕我现在马上死了，我的名字已印在了杂志上，变成了黑色的精灵，分散在许多个地方，它们会比我存在得更长久，我想我这一生竟没有白过，有一种壮志已酬的心情。
我接着看自己的诗，第一首就是《暴风雨》，最后一首才是《脚印》，这使我大大地放下了心，这个次序使我认为，我的诗比那首别人的好。我一行行地看下去，第一行铅字的诗行如同一根魔棍，我的眼睛一触及它，我的四周和我的内心顷刻寂静下来，像被这诗行吸到了另一个空间，那些诗句又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我确实写过它们，陌生的是我从未觉得它们有这么好。我被它们深深地吸引和感动，我的眼前和耳边满是另一种雷鸣电闪和随风飞舞的事物。
我的视线十分自觉地徘徊在前三首，一经触碰到《脚印》，又立即往回走，就像一个老实人在邻居的栅栏跟前收回自己的脚步。我把自己的诗看了两三遍，越看眼睛越明亮，就像自己丢失的东西在N城重新被找回，这件珍宝洗去了尘土焕发出光泽放到了你的跟前，使你惊喜交加；又像一台排练已久的戏，本来是各人穿着平常的衣服分段分场地排练，看不出光彩和激动，所有闪光的东西都被平凡的服饰遮盖了，而一旦正式演出，角色全都化了妆，穿上了戏服，该红的红，该绿的绿，灯光一打，熠熠生辉，乐队一伴，万物噤声，华丽的唱腔自天而降。
真是有说不出的好。
我就这样沉浸在再生的诗句中，就这样，我错过了声明那首诗是别人的作品的机会，也许我一时想不到，因为我在别人的栅栏前总是及时地退回，竟没有想及此事；也许我出自自尊（？），不知该怎么说，索性随它去；也许迟疑之间就失去了勇气和机会。事隔多年，我自己也分析不出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我在以真名发表的四首诗中袭用了别人的一首。我觉得此事十分糊涂。
我一生中的最大错误就这样犯下了，这个错误影响了我的一生。当年那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就像一张狡猾的人脸在总编办公室的门口一闪而过，我没有抓住它，它不可挽回地永远消失了。
老罗说你先到财务科买饭票。卖饭票的中年妇女对我说：你就是那个写诗很厉害的小姑娘吗？
B镇的口语中没有“厉害”这个词。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书面语，我从未用过这个词，我警惕地看着她问：“厉害”是什么意思？她说：“厉害”就是写得好的意思呀！
我心满意足地拿着饭票走到一楼的前厅，看见刘主编正在招呼一个年轻人，他说：多米，这是你的老乡小何，复旦毕业的，下午他带你去看电影。小何白白的，学了一口漫不经心的普通话，一点儿也不像B镇人，他问我会不会骑车，我说会，他便找来一辆崭新的公车，让我下午在门口等他。小何始终没跟我说一句有关家乡的话，这使我觉得他不太热情。
下午我骑着一辆就我的个子来说较高的自行车跟在小何后面上了N城的大街。我虽然车技不错，能单手在田野的小路上骑车，但N城的车流和人流使我很不适应，我紧张地躲过横冲直撞的车和行人，一抬头，小何已经骑出很远了，他一点儿都想不到要领我，我既要紧张地骑车，又要顾着在遥远的前方搜索他，他穿着在人群中极易消失的白上衣，常常一眨眼就找不到他的背影了，我急出满头大汗才又找着他，我最担心的就是十字路口，生怕在他拐弯之前失去目标。
最惊心动魄的是过N江大桥，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江，在B镇，只有岸低水缓的河流，河面上有一条供人步行的木桥，而N城的江是真正的大江，并且因一九五八年伟大领袖在江中冬泳而闻名全国，江面上雄踞一条能并排开过五辆汽车的钢筋水泥大桥，在高岸之上，如彩虹飞渡，这一切对我来说犹如梦境。特别是在夜晚（当天晚上仍由小何领我过江看文艺演出），桥面的灯呈弧形悬浮在黑暗的空中，连成一道薄光闪烁神秘莫测的通天之桥。
我看见小何已经上了桥，但我面前还横着一条横街，人车之流汹涌而过，我跳下车，推车步行着寻找空隙，我一点点地在人流中浮动着，一边寻找越走越远的小何，我绝望地看到他的头发在桥面上一闪就不见了。在如此危险如此奇峻的地势中唯一认识的人消失了，我感到万分的孤独，N城的敌意渗透在汹涌的人流中，变得铺天盖地，我觉得我快要被淹没了，我拼命突围，使出全身的力气往前冲，我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冲出去。
等我到达桥头，已经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我的面前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的N江，在我受了惊吓并且疲惫的身心中，把这平缓的N江看成了金沙江、大渡河，就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汹涌澎湃，浪涛滚滚。我上了桥面，恍惚中感到小何正在桥对面的尽头等得不耐烦了，我心一横上了车，这是我第一次在桥上骑车，巨大的悬空感立刻吞没了我，身下深处是河流，桥梁已是悬空，人骑在车上又隔了一层，这两层的悬空感像一根绳子把我从头顶心吊着，使我上不着天下不到地，又不敢乱动，我全身的感觉都在车轮上，那窄窄的只有两指宽的宽度紧贴着桥面，载我从桥上驶过。
在我十九岁的时候，N城总是给我震惊。
震惊是一种雄大的力量，震惊比没有震惊好。后来我在N城居住了整整八年，我对N城的一切都已司空见惯，我觉得N城的车站是这样小，街道是这样窄，河流是这样浊，桥是这么的短，它的一切都已太平凡，美丽动听的雷声在十九岁的初夏已滚滚远去，无处可寻，我的天空是一片寂静。
也许我应该感谢小何而不是心生怨气，事实上，时至今日，我已完全理解，一个潇洒年轻刚刚从名牌大学毕业的小伙子，如果他稍有一点虚荣心，一定是不愿意身边有一位从乡下来的又黑又瘦的女孩跟着，他一定是离得远远的，让人看不出他跟这个女孩有一点点关系，不然他不仅脸上无光，连女朋友也会鄙视他的。
小何没有长一双火眼金睛，让我原谅他。我生命中的那双眼睛还没有到来，也许时至今日，也还是没有到来。那双眼睛能引发我全部的光彩，在任何时候看我，我永远美丽、永远年轻、富于才华、充满活力。那双眼睛和我的生命互相辉映，那是多么的好！多么的好！
谁能在又黑又瘦的女孩身上看出光彩来呢？那就是刘。谁能重视这些虚空的只有写在纸上才能显形的流动之气呢？那就是刘。所以，刘永远是我生命中的第一道阳光。
我去看的那场电影是《林则徐》，我一写到此，眼前立即出现那些壮怀激烈的火把们，我本来就是一个超级影迷，这使我连日的汹涌激情找到了一个十分合适的出口。我看得如醉如痴，泪流满面，我完全忘记了小何以及N江。散场的时候，我恍恍惚惚地骑着车子，小何在我面前若有若无若隐若现，我几乎没有注意到他，脑子里满是电影里的场面，我骑上桥面。顿时八面来风，将我的头发高高飘起，我顿觉身轻如燕，来时的困顿紧张全都消失了。
我在这种亢奋状态中回到文联大院，既不饿，也不累，也不渴，也不困，碰到这种时候，我知道，我要写作了。
我一气写了四五十行，看了一遍，然后心满意足地在招待所的陌生屋子里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我抓起诗稿就跑到刘主编家。刘有些意外，说：这么快你就写出这么长的诗来了？他很快把诗看了一遍，竟有些激动地说：多米，这次考试通过了，你知道吗？这次叫你来，不是来改稿的，一个小女孩写出这样水平的诗，好多人都不相信，说要考察考察是不是真的，所以破例叫你来。
我一时有些发愣，心想：原来是不相信我啊！那首别人的诗像一个鬼魅在门角一闪，我没理会它，它于是消失在刘的书桌底下了。
刘说，我很喜欢有才气的女孩子，我有三个儿子，没有女儿。他又说:我的大儿子也写诗，我拿给你看看。他拿出一本杂志让我看，他指点着说：他的才气不如你啊！你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女孩子一定不要早早结婚，有的男人像牛一样，打老婆，我们有的女作者就这样毁了，我是很同情妇女的，女作者要成长起来很不容易。
刘的话我听得声声入耳，我在心里使劲说：我将永远不结婚，永远写诗，直到我死。
我又听见刘说：你到阳台看看我家的花，有一种很奇妙的花正好开了。我立即又雀跃着跟到阳台，刘指着一朵半开的花问我：这是什么花，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刘高兴地说：这就是昙花呀！有个成语叫昙花一现你不知道吗？我说知道，只是没见过昙花。我又问，这花真的只能开一小会儿吗？刘说：怎么不是，下午你再来它就垂着头闭上了，再也不开了。
我若有所思，喃喃地说：我来写一首诗吧。刘立即递给我纸和笔，我很快写成了一首十几行的诗，纸面上有些潦草和改动。刘看了这首临场之作，立即抓起诗稿兴冲冲地跑到办公室去了，就好像这首诗是他写出来的一样。
多年过去，我的恩师已经不知去向，那个清晨的光晕长时间地保佑着我。两个月后抄袭之事事发，刘昭衡主编没有采取使我难堪、使我无地自容的做法，只是来了一封信，让我以后在参考（是参考而不是抄袭，这是两个温暖的字，在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我紧紧抓住这两个字，才能进入那个结缀着我的珍宝的N城的清晨，在那里我意气风发，衣襟飘扬）别人的诗作的时候一定要说明，信中充满了安抚之词。信中说：你很有才情也很努力，你还很年轻，千万不要想不开。信是以编辑部的名义写的，但我觉得每一句都是刘的话，事隔多年，这封信仍使我止不住泪水盈眶。
刘昭衡，这是我生命中最仁慈的一个名字。后来我大学毕业分到N城，一安顿下来我就去找刘，在楼梯口遇到老罗，他告诉我刘主编已调离刊物，到通志馆去了。后来我又到通志馆找过他，他正好下乡搞调查了，没见着。到后来听说他已离开N城，回海南老家了。（刘是海南人，但我从未见过海南有他这样身材的，可以用伟岸来形容，听说他在海口的一个什么办事处，但我始终没有找到他。）
在十九岁，在N城，我像被放置到一片寂静的原野上，那里满是绿色柔软的草和细小的花朵，天空芬芳洁净，有一种纯金般的口哨终日缭绕，好运如白马，从寂静草原的深处向我走来，一匹，又一匹。
一切都如同梦境。
其中的一匹马是谁？是电影厂。
电影厂恰恰是那个B镇女孩的神话与梦境。在十九岁，一步就跨进了神话，骑在白如积雪的马背上远去。
让我告诉你，奇迹是怎样发生的。
有一天，就是我到N城改稿的第二天，刘带来了一位陌生的男人，介绍说这是电影厂的编剧，刚从北京调来的。此人高瘦，白，穿着一件细细的浅绿线格子短袖衬衣，我从未见过男人穿这样的衣服，觉得十分新鲜。我想：啊，这是从北京来的，我注意到他的宽大的裤子上有一小块补丁，无论在B镇还是在N城，知识阶层的男人都是极少穿这种补丁的裤子的，即使有补丁，也是千方百计补在暗处，不像这样正面地补上去，这使我肃然起敬，我再次意识到，这人如此特别，皆因为他来自北京。
这个人，在我十九岁的那一年，深刻地影响了我的生活轨道，使我无可挽回地走上了现在的道路，他的生活模式，也成了我的生活楷模。
后来我上了大学，暑假时到N城，我到他在电影厂的宿舍拜访，他除了一面墙的书柜以外，只有一只破旧的沙发，其余所有的东西都装在纸箱或粗糙的木箱（装肥皂的那种）里，他说他几乎每顿都吃面条，因为吃饭太浪费时间了。后来我大学毕业，也大量买书，吃面条，我意识到这是一种模仿，但这种清苦的生活使我常常觉得，我是在与众不同地生活着。
现在，我给他取一个名字，叫他宋。
宋在刘主编介绍我的时候伸出了他的手，握手这一套我在N城的几天里已经熟悉了（在B镇，我从未跟人握过手，根本就是中学生一个，握手在我看来是一件很滑稽的事），但宋在握手的那一个瞬间轻轻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这使我又开眼，又新奇，同时我感到，宋把我当成一个大人，一个平等的人。我在心里说：他的风度多好啊！从北京来的。
宋一开口说话，我就觉得他的声音特别好听，普通话特别标准。其实那只是我的错觉，宋的湖北口音极重，不用细听就能听出来，在B镇长大的女孩孤陋寡闻，以为一切本省以外的人的普通话都是标准音。
宋问：你读过什么书？我说《唐诗三百首》。这几天我每天都要向不同的人回答这个问题，我本以为宋不会再问同样的话，这句业已陈旧的话从他的带有北京感觉的普通话中走出，像在春夏过渡的时候，一个熟人换了一身爽目的夏装，使你眼睛一亮，觉得又新奇又亲切。我于是愉快地回答：《唐诗三百首》。在我说出这句话的同时，我立刻感到，这个《唐诗三百首》与以前的《唐诗三百首》不是同一本书，这才是真正有意思的《唐诗三百首》。
宋又问:你喜欢那里面的什么诗呢？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十分新鲜的问题，这种新鲜正是我兴奋地期待着的。我立即说：《行路难》。我同时又觉得有点儿心虚，因为我喜欢的只是这个题目，一个少女发愁地想：行路是多么艰难啊！难于上青天，她的理解就是这样，以她的古文底子，只能生吞活剥个大概，但她喜欢这个题目，认为这三个字既悲壮又英勇，很符合她的心境。宋说：哦，这是李白的名篇，让我背给你听。
我猝不及防地就被带进了崎岖的境地，我生怕他接下去还要与我讨论深奥的问题。我紧张而努力地倾听他的背诵，诘屈聱牙的诗句像一片乱石丛生的洞穴，宋的声音就是一粒幽微的火花，它被那些我听不懂的字词所摇曳，在一团黑暗中闪闪烁烁，我跟在宋的身后，止步不前。
他问：我背的差不离吧？
我盲目地点点头。
他又问：基本上没错吧？
我点点头然后老实地说：我没听出来。
他兴奋起来问：你还喜欢什么诗？白居易的《长恨歌》你喜欢吗？
我仍盲目地点头。宋说：这个我更熟一点儿。他就流利地、抑扬顿挫地背诵起来，我懵懂地听着，某些熟悉的词句在我的混沌中闪过，像星星点点的烛火。接着他又背了《琵琶行》等，兴致很好。
后来他问我是否喜欢外国诗歌，我说我不知道外国诗歌是怎样的，我从未读过。他说你一定要读一些外国诗歌，不然太可惜了。他说我向你介绍一位俄罗斯诗人，叫普希金，他的诗非常好，我给你朗诵他的《致大海》。
这个题目使宋的目光一下变得深远起来，好像有一种力量，把他推到了大海的边上，他的眼睛看到的是另一些事物，而不是我。
我听见他用一种不同寻常的声音诵出那些奇妙的句子：
再见吧，自由的元素！
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的眼前
滚动着蔚蓝色的波涛
和闪耀着骄傲的美色。
好像是朋友的忧郁的怨诉，
好像是他在别离时的呼唤，
我现在最后一次倾听
你悲哀的喧响，你召唤的喧响。
……
这些平白的句子犹如坦途，令我从崎岖的洞穴一下走进空阔的岸边，那里有海和风，美的元素。宋的声音造成了另一个空间，我不由自主地步入其中。
我第一次知道，外国诗是这样的，又明白，又深情。宋不会知道，在那个时刻，他站在了启蒙者的位置，在以后的所有日子中，每当遇到启蒙者这个词，宋的格子短袖衬衣就会在我的眼前飘动。
宋念过了诗，又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在适当的时间得体地离开了。N城的其他事情蜂拥而来，像波浪一样掩盖了面前的事情，对于与宋的见面所埋下的伏笔我一无所知。
回到B镇，N城之行像梦一样地消散了，在六月晴朗的天空中，关于考试上大学的消息如雷声滚滚，由远而近，越来越真切。
多年以后，多米从外省来到北京当记者，住在一位终生不嫁的老处女家里。那时她刚刚从一场失败的爱情中挣扎出来，远走他乡就是为了忘记过去的一切。多米在京城谁也不认识，她漠然而孤独地出现在不同的会议和陌生的人流中，她从不涉足社交场合，星期六和星期日，总是跟老处女（她称她为老师）两人在幽暗的室内对坐。她们总是把窗帘放下，这两个人同样不适应强烈的光线。
就是在这个时候她想到应该写一部自己的长篇小说，这个念头像一朵清丽无比的大花穿过蒙蒙的雨夜来到她的窗前。
这肯定跟雨夜有关。雨夜比明朗的夜晚有更深厚的内容，雨点敲击万物的声音使人不由得越来越深地陷入回忆。而这正是一部自己的长篇小说。
多米听见老师说：一下雨你就心事重重。
关于多米从外省到京城的曲折经历，梅琚从来没有问过她。
梅琚就是多米称为老师的那个女人。梅琚年龄大约在四十到五十之间，容貌美丽而冰冷，她终生未婚，身材保养得很好，Rx房仍然坚挺，这使多米感到十分吃惊。
梅琚独自住着两居室，她所有的窗子都用一种蓝底白花的家织粗布作窗帘。无论白天还是夜晚，窗帘总是低垂，室内阴凉而幽暗。
镜子很多。
一进门正对着的墙上就是一面半边墙大的镜子，如同剧场后台的化妆室。
落地的穿衣镜。
梳妆镜。某个墙角放着巴掌宽的长条镜子。
你在室内的任何地方都会觉得背后有人盯着你。你在任何角落都会看到自己正站在对面。
在夏天，梅琚穿得非常少地坐在镜子前入定，她的脸上贴满了黄瓜皮或苹果皮，只露出一双恍惚而幽深的眼睛，就像一个女身的鬼魅端坐在房间里。
每当回到梅琚家，多米就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超常的时空中，这是一个迷宫，又是众多幻象聚集的地方。有时梅琚终日不说一句话，她穿衣、梳头、描眉、吃简单的饭、上厕所、洗澡，一切都在无声地进行，就像梦游中，灵魂在千里之外，多年之前。
多米想，梅琚也许正是在回忆往事，她沉浸在镜子里头，镜子犹如一扇奇异而窄长的门，遁门而入，可以到达另一层时空。
梅琚对镜而坐的时候对多米视而不见，多米生活在寂静而多镜的空间，久而久之，她发现，每当她回到这里，回忆与往事就会从这个奇怪的居室的墙壁、角落、镜子的反光面和背面散发出来，它们薄薄地、灰色地从四处逸出，它们混乱地充塞在房间中，多米伸出手去抚摸它们，它们一经抚摸，立刻逃遁。
后来，多米学习梅琚，在漫长的夜晚，在梅琚分给她睡觉的小房间里对镜独坐。有时多米拉开抽屉，里面有一只年深日久的小圆镜，边缘用锡包裹着，放射出灰白暗淡的光泽，此外，小圆镜的大小形状跟一般的镜子没有什么区别，它使多米想起大学时代在王的上铺，在蚊帐里，自己枕头底下的小圆镜。
在那些日子，多米的整个大学时代都从这个圆镜中涌出，这是一个特定的出口，所有往事全都遁入这个小小的进口（或出口）里了。
多米发现，要从圆形的出口召唤往事，一定需要一个奇特的契机，这个契机是如此虚无飘渺难以捉摸，多米只有等待神启。
在平静的日子里，抽屉总是关闭着。
在平静的日子里，多米面壁而坐，从镜子里逸出的往事从混乱到有序，在她面前排成一排，她伸出手抚摸它们，这时候，它们十分乖巧地从中间闪出一条通道。新鲜的十九岁从这条通道大模大样地走出，多米一头迎上去，沉浸在夜晚的回忆中。
在那一年，十九岁，多米从N城回来，发现所有的知青都手执一书念念有词。高考制度恢复了，大学似乎变成了没有主人的大蛋糕，在不远处遥遥地散发出香味，谁跑得快谁就能吃上一口，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需要由别人做出决定。
就连最坚决的扎根派，在万人大会上铿锵地表过了决心的，也都请了病假回家复习功课了。还有那些根本没有希望的，一篇文章错字连篇的许多人，也都怀抱了希望，纷纷丢盔弃甲地逃回B镇。
带队干部大势已去，知青们全凭自己本领，不用别人置一词而尽得风流，于是在大家又纷纷赶回公社办理准考证的时候召集了一次知青大会，会上反复泼了大量冷水，说：你们不要抱什么希望，都不会录取的，别看你们在B镇觉得不错，到外面一比就不行了。某年有某人，在B镇门门功课考第一，出去一比，没有一门及格的（全体震惊）。
带队干部李同志正是这样说的，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痛心疾首地站在我们的面前，你们要老老实实地走正道啊！他说。
多米最不怕的就是考试，在以往的日子里，考试总是使她自我感觉良好，那是她头脑清醒俯瞰众生的时刻，她曾经雄踞在全县的男生之上，这使她自视甚高。又看了许多书，知道河外星系、太阳黑子、宇宙射线、黑洞等名词，在B镇的中学里，算得上知识渊博。
高二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天，多米和另外两个男生来学校出墙报，休息的时候两个男生在黑板上比武，一个写道：送你三个神经元。并故意念出声让多米听见。多米在自己的书桌前无声地看着，心里想：这有什么可炫耀的，我初二的时候就知道神经元了。
多米的中学时代是锐不可当的时期，教过她的老师不是特别宠她就是有些怕她，宠她的老师在提出最难的问题时总是注视她，而怕她的老师在她提出疑难时从不认为是真心的。那个年轻的女数学老师从来就是以回应挑战的态度来解答多米的问题，她边说话边冷冷地观察多米的表情，她一定在想：看，你还是没有把我难倒！
除了不得入团外，多米的中学时代一切皆好。那是多米一生中的黄金季节，这层金黄色的亮光一直照耀到十九岁，它永远也不会回来了，与之相比，以后所有一切都显得如此暗淡。
多米插队不到一年，就被抽到大队学校当统筹教师（这跟民办教师有些不同，前者在生产队拿工分，后者领工资），大队学校设着小学五个班，初中四个班，高中两个班，多米被指定任教的课程有：初中一年级的语文和英语，初中二年级的数学，高中一年级的新闻写作，高中二年级的化学。这是在同一个学期里的任课科目，此外还写诗。
因此多米有理由认为自己长了三头六臂，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她想，在B镇，要是连她都考不上，那就没有别人了。
在十九岁以前，多米总是梦想着在社会中取得成功，诗歌则是她的一样工具。现在她发现这件工具已经陈旧了，她随手就把它丢弃在一旁，她心中幻想的另一样利器闪闪发光地出现在了她的眼前，她欣喜若狂地捡起了它。
考试就是她的利器。
多米现在发现，她一心想要当的是科学家，一名女科学家正是她的毕生奋斗目标。她要报考理科，既然她在大队学校里已经教过数学和化学，那她只要复习一下物理就行了。
于是，多米不留任何后路地离开了大队学校，回到B镇复习功课了。
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
命运在这里拐了一个弯。
回到B镇的第三天傍晚，多米从学校的复习班回来，她看到母亲奇怪地紧皱着眉头。
母亲说：N城来了人，电影厂的，住在县二招，让我晚上把你带去。
多米说：什么事？我还要复习呢！
母亲说：不用复习了，说是让你去电影厂。
天上掉下馅饼的事真的发生了！多米站在B镇家中阴暗的房间里，看到金光一闪，金光闪处有一个声音说：让你去电影厂。
让你去电影厂，让你去电影厂，刹那间，多米耳朵里一时听不见别的声音，只有这句话从天而降，落在她的头顶，如同波浪扩展到整个房间，又从房间的四周，凝缩回她的心。
在偏僻的B镇，一个少女梦想成真，一只金色的小鸟在啼叫，落在了她的肩头。一个超级影迷，一个视电影为天国的少女，在一个傍晚被告知，她将到电影厂去了，从今以后，看电影就是她的工作了，多米想，只要她去成了电影制片厂，哪怕马上就死了，这一生也不枉走一趟了。
多米问：我去干什么呢？
母亲心烦意乱地说:我正心乱着呢，那同志给你带来了一封信，晚上你自己看吧。
晚上多米换上了最干净的衣服跟母亲到二招去，她的头脑又紧张又活跃，常常跳到自己的对面，看到一个又黑又瘦、头上扎着两根辫子、神情严肃得可笑的小姑娘，她将要到电影厂去吗？她将跟电影的哪一点发生关系呢？
果然有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在二招等着，他远远就看到了母亲身后的小姑娘，母亲在白天就已经见过了面，母亲说要尊重女儿的意愿。来人见到这个女孩是如此的瘦小，不知是失望还是吃惊，他跟她正规地握握手，并不热情，但十分负责地拿出电影厂的介绍信给多米看。多米望到那个鲜红的印，知道这是一件严肃而真实的事，既不是梦也不是玩笑。
来人说他姓张，是电影厂人事科的干部，他带来了一封宋编剧的信，全部情况都写在上面了。
多米便看信。
张跟她的母亲说话，他说：她真年轻啊！母亲说：她才十九岁。张说：我们了解到她只有十九岁。
张跟多米说普通话，跟母亲却说一种接近B镇话的粤语。多米不知道张为什么把她看成是必须用普通话与之交谈的人，或许是已把她看成是未来的同事？
宋的字迹很好认，在文联大院的那次见面，宋在多米的稿纸上默写过那首《致大海》，这首诗连同宋的字迹被多米读过许多遍。
宋的信立即将那次海市蜃楼般的N城之行唤回到了多米的跟前。一九七七年，新鲜的机遇来临，造就了这个健忘的少女，还不到一个月的事情，就被高考的临战状态掩盖住了，多米想，她怎么就把宋忘记了呢？宋是多么富有诗意的一个人啊！
宋在信中说，电影厂目前刚刚由译制厂改为故事片厂，需要编剧人材，根据他和多米的接触，并看了她的诗作，他认为多米形象思维能力强，有良好的秉赋，具备了培养的基础，所以特地请人事科的同志来征求她的意见，如果多米愿意到电影厂当编剧，则要放弃高考，来厂之后，先不给创作任务，而是在老同志的指导下，读书，读大量的文学经典著作，并一起下去深入生活，几年后再练习写剧本。若万一培养不出来，也不会退回原处，还可以当编辑或从事其他合适的工作，宋说他是编剧组组长，工作由他安排，以上各点，由他负责兑现。
多米兴奋地想，这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当科学家是理想，搞电影却是梦境啊！不用说这是一扇金光闪闪的大门，汇聚了梦和天堂的地方。多米这个凭直觉行动的孩子，任何重大的事情都不会使她慎重考虑，她眼睛都不眨就作出了决定，她当场表示，愿去电影厂，放弃高考。
张同志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说：你回去再考虑考虑，跟你父母商量商量。
多米一路上腾云驾雾地回家，她脑子里的电影蜂拥而至，从《小铃铛》、《花儿朵朵》到《西哈努克亲王》，已经消逝的电影犹如一些缤纷的花瓣竞相闪光，她被这些炫目的闪光簇拥到半空。
第二天，张同志让多米写了一个自传。第三天，张同志带着多米的自传回N城了。
在B镇，谁最自由而快乐？
多米。
整个天空都布满着那个巨大的消息:一个十九岁的少女将要去当电影编剧了！
这个即将乘风而去的少女就是多米！这是上帝宠爱的孩子，在这个非常的时期，全国十年积下来的年轻人，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都要命中注定地走过一条独木桥，他们秣马厉兵，日夜用功，头悬梁，锥刺股，他们要拼尽自己的一点点力气，以便从荒凉遥远的地方回到自己生长的城市。所有有志的青年，不管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三十四岁还是十六岁，只要还有一点点志气，只要还抱有一丝希望，就全都在拼命。
在G省那个边远的小镇上，却有一个少女，得着了上天的恩宠，她的面前忽然出现了一道彩虹桥，横跨了整个天空，一个声音对她说：你从这彩虹上走过去吧，这是特地为你架设的。
这多么像一个童话！
这个童话却是真的。多米不用复习了，她把扔得到处都是的紧俏的复习材料送人，白天里看看闲书，到文化馆看报纸，馆里的创作干部对她探头探脑，晚上则去看戏看电影，看了电影《风暴》，又看了粤剧《十五贯》，面对陌生的历史，多米觉得有点心虚，她懵懂地明白着：她要担负的将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工作。她顿时感到了这崇高和伟大。她被这崇高和伟大托举着，越过了黑压压的人群。她开始骄傲地想：我一定要写一部最好的电影，让所有的人都来看。
多米志得意满地在B镇的两个十字街口走过，有关多米幼年丧父、艰难玉成的传说在B镇人的嘴边悬挂着。多米母校的校长说：一个十九岁的编剧恐怕在全国都少有。他又说：多米可以算得上解放以来我校最有出息的优秀学生。
这个十九岁的少女在B镇的上空轻飘飘地游逛着，她不知道，命运狰狞的面孔已在不远处隐隐地窥视着，很快就要伸出它的脸来了。
一个人是不可以太得意的。太得意了就会有一支神枪，一枪把你打下来，像一只飞得太高的风筝，啪地掉在地上。
十九岁的少女对此一无所知。
一无所知。
离高考的日子只有十多天了，多米忽然无端地感到有些恐慌。日后证明，这恐慌正是冥冥之中的某种暗示，多米敏感地捕捉到了，她忽然决定：她将参加高考。
多米没有意识到这将是她一生中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如果她没有忽发奇想去考试，当日后的深渊张开它的大嘴的时候，她将无处可逃。她没有想到，她考上的学校就是她的奔逃之处，而不是像她事前轻松地想的：既然我实力雄厚，为什么不试试呢？多米想，如果她参加考试，在B县，无疑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
于是她骄傲地向所有的人宣布，她将参加高考，她轻佻地对人说：我考上了也是不会去的，我只是试试自己的实力。
她只有十天的时间了，她只好改理科为文科。她重新弄来一套复习材料，平均每两天复习一门功课，她奇迹般地从浮躁之中冲了出来，静下了心，她用心将复习材料细细看一遍，她发现只此一遍就基本记住了（中学时代过目成诵的优点仍然残存在她身上），她轻松地再看了一遍，然后就很有把握地对自己说：虽然只有十天时间，但我会考得很好。
多米就这样怀着考上了不去的轻松心情走进了考场。考场设在公社，上午考数学，下午考语文，监考的老师总是从多米身边走过，站在她的身后。这是一个多米很熟悉的位置，从小学到高中，总是有老师在她的身后伫立。对多米而言，考试犹如舞蹈比赛，越是有人看就越能出彩。监考老师在她身后一站，多米文思如泉，灵活柔软的文字从她的钢笔跳动倾泻而下，一篇论说文干干净净地降落在卷面上。
监考老师忍不住告诉她：你是这个考场中最出色的。
这时候，多米的母亲却来了，特意从B镇赶到公社，告诉多米，电影厂的张同志又来了，让她通知多米，不必考试了，电影厂肯定是要她的，这次他来就是来补充政审材料和调查社会关系的，因为是调一个创作干部，所以厂里比较慎重，张同志要到大队和公社跑一趟，很快就到了。
母亲说：我担心你心乱考不好，特意来告诉你，你要坚持考完试。
多米听了越发把考试当成得心应手的游戏。她对母亲说:横竖还有两门，考完就是，很容易的。第二天考的是政治和历史地理，多米在卷子上龙飞凤舞，觉得十分畅快。
考完试后，多米就不回生产队和学校了，整天在家，玩玩睡睡，不干家务，只看闲书，等同学来找她玩。
过了半个月，滞留在B镇的知青都被劝回生产队出工了，带队干部重新投入工作，重新召集会议，将说过的话重又说一遍，关键词是：安心劳动，能考取的人是极少的。
过了一个月，B镇变得更加空茫了，多米晚饭后走在大街上，发现再也没有了同龄人的熟悉面孔。没有了年轻人的街道显得寂寥、空洞，并且透着某种不安的气息。这不安的气息随着日复一日的等待而日益浓重。B镇的上空十分寂静，没有任何消息，没有任何预兆。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多米给宋写了一封信，询问去厂的事情。
宋尽责地复了一封信，说多米抄袭的事情已被人揭发了出来，这种事在文人中是很被看不起的，虽然只是一首诗，但性质却变了，去厂的事已经没有了可能。最后祝愿多米顺利考上大学。
几乎同时，《N城文艺》的信也到了，那是一封充满了安抚、充盈着刘的仁慈的信。多米躲在这封信中，羞愧万分。
B镇的人立刻就知道了这件事，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事比这更让人痛快淋漓的了，好比男女通奸，被人抓了个正着，好比贼偷钱包被当场抓获，这是多么令人兴奋，多么富有戏剧性。现在，一个骄傲狂妄的少女，曾经不可思议地幸运，像是一个吹足了气的鲜艳的气球，飞到了很高的地方，大家都仰着头看，突然啪的一下，气球破了，大家十分开心。那个少女，原来竟是一个文抄公，青春容颜的后面，是一张皱巴巴的脸，这真是一个极新鲜极有趣的新闻。
女主角坐在黑暗的后台，既不开灯，也不说话，她龟缩在角落里，黑暗中有无数的眼睛，它们凑得很近，一伸手就能抓到一大把，不伸手它们也会滴落在她的头上衣服上。
她在角落里一直坐下去，直到现在。
事隔多年，我有些想不起来我当时的样子了，那个想不起来的、没有反应、不留记忆的阶段就是麻木。我听不见任何别的声音，除了那两个可怕的字，看不见任何别的事物，曾经跃动闪耀的电影画面消退成一片灰白。我既不饿又不渴，既不累也不困。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仿佛被一种力量置放到一只硕大的真空玻璃瓶里，瓶外的景致在无声流动，我既听不见，也看不到。在真空的瓶子里，只有一片干净柔软的羽毛静止在我的面前，那就是刘主编仁慈的声音。
在我麻木的上空呼啸而过的，是整个B镇的幸灾乐祸，连不识字的老太太也知道我干了坏事，连不相干的隔着年级和班级的同学，也在传说我要自杀。好朋友们受到了嘲笑（因为她们曾经以我为骄傲），夜里做了恐怖的梦，梦见死去的我，她们将那不知来自什么地方的恐怖告诉我，她们哭了起来，我十分麻木地看着她们。有几个写作的文友也来看望我，他们只字不提诗的事，他们小心绕开那个危险的地方，关于我去不了电影厂，他们向我解释说，他们都知道是因为我母亲的海外关系才政审不过关的，他们说完这话之后才坦然地望我。
所有的光荣和梦想，一切的辉煌全都坠入了深渊，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我还是没有从阴影中升脱出来，我的智力肯定已经受到了损伤，精神也已七零八落，永远失却了十九岁以前那种完整、坚定以及一往无前。
青春期在十九岁那年骤然降下了大幕，灰暗、粗糙、密不透风的大幕，从不可知的远方呼啸而来，砰的一声就挡在了面前，往昔的日子和繁茂的气息再也看不到了。
事发之后我在家里呆坐了三天，然后独自回生产队上工了。
当时已是初冬，一路上的绿色十分陈旧，冷风从裤腿一直灌上来。我已经不能回到大队学校去教书了，因为我擅自离开了那里，我理所当然地吃下了我不计后果的后果。
我只有回到生产队去。在冬天，田里没有活儿，青壮年全都去修水利。我挑着很重的塘泥，在麻木中隐隐感到，我的一生就此完了，属于我的路已完全堵死。我知道，我的路只有两条，一是写作，一是上大学，前者已经由我自己竖起了无法逾越的障碍，后者仍然要政审，我永远也不会有良好的品行鉴定了（后来证明，我的政审材料确实极差，好在招生的人到《N城文艺》了解过情况），我一点都不知道以后将怎么办。
十九岁，奇迹在那一年的年末最后一次降临，一家著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自天而降，我漫不经心填写的第一志愿图书馆学系录取了我。
我得救了。
母校的老师告诉我母亲，我的高考成绩在B县是全县第二名。
那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招生，B镇时有捷报传来，从名牌大学到一般大学，从大专、中专到中等技术学校，总是有人收到录取通知书，家长带着孩子，到处分发喜悦的糖果，整个B镇喜气洋洋，就像过年一样，事实上也快要过年了。
我没有请人吃糖。所有的喜事都不能唤起我的真正快乐，自然也就没有请人吃糖的心情，也许在我十九岁那年，就已经把一切喜气洋洋看透了，它的背面是物极必反，是祸之所伏。
我在一个阴沉的日子独自回生产队收拾行李，集体户空无一人，大家都回家过年了，时代已经提供了别的道路，没有谁需要表现自己革命了。我收拾好简单的行李，跟住得最近的一位老人道了别（按照常规应该跟队干部道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插队的地方。我骑着车，心里跟冬天萧索的道路一样灰暗。
我没有在B镇和家人一起过年，一个人跑到另一个县的叔叔家，过完年不久，我就提前到W大学报到去了，在那里，足足等了半个月才开学。
当时我有一个预感（也许是变形的誓言），我想十年之后我还会重返电影厂的，尽管我学的是图书馆学专业，我对是否能搞电影毫无把握，但这个念头十分鲜明地竖立在我的眼前。
十年之后，我正式办理了到电影厂文学部的手续。我原来的单位是N城图书馆，这样一次大的调动，大的转折（使我离开了难以忍受的专业，实现了早年的梦想），这样一件大事，我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图书馆的同事是当时电影厂文学副厂长的夫人，我跟她素无交往，有一天她忽然来问我，想不想到电影厂去，于是我与其他人一起去面试，两个月之内我就借调到电影厂文学部去了。
如此顺利的过程就像有神助，这使我闪电般地记起了十年前的预感（我本来已经把它忘记了），我想，这是上帝的奖赏。当时的N城电影厂正是它的鼎盛时期，中国的第一部探索片就是从那里出来的，它在偏远的G省是最令人瞩目的文化单位，它的衰落是后来的事情。
在那个阴沉的冬天，我独自从生产队回B镇，在空旷无人的马路上，我听见自己的预感在说：十年，十年。在我当时看来，十年是一个极其漫长、永无尽头的时间。当时我以为，三十岁就是老年，四十岁就会死去，十年就是一生，我说出这个重若千钧的十年，同时觉得，这已是一种磨难的极限。
但我很快就把它忘了，我被严重挫伤的精神无法支撑这样一个严肃的誓言，这个誓言一经被我发出，就变成了一样独立的东西，它离开我脆弱的躯体，跑得无影无踪。十年来，我没有做过任何跟电影有关的事情，除了看电影。当年的恩师宋、刘二位也已杳无音讯，物是人非。
十年了，我的誓言忽然从一个神秘的地方跑出来，变成了现实。
为了证实我确实在十年前发过这个愿，我从尘封的箱子里找出了当年的日记，我确实看到了那句话。
那一刻，我指尖冰冷，从神经的末梢感到了一种神秘的力量，它变作了一阵风，从不可知的地方，直抵我的指尖。
多米，我们到底是谁？
我们来自何处？又要向何处去呢？
我们会是一个被虚构的人吗？
我常常遐想，深夜里的河流就是冥府的入口处，在深夜的某一个时刻，那里汇集了种种神秘的事物，在某些时刻，我会到那里，等待我存在的真相，我不止一次地听见一个声音对我说：你是被虚构的。
多米，做一个被虚构的孩子是多么幸福，虚构的孩子就是神的孩子，一个晶莹的咒语从我们的内心发出，十年之后准时地降落在我们的头上，这是多么完美的虚构，神用意念轻轻一点，就完成了我们。
除此以外，我无法解释我生活中出现的这些事实。
去电影厂的那年，正好是二十九岁，我出生在一月份，办手续的日子也在一月份，这真是一个十分精确的计算。
我想起在这之前的一年，二十八岁时发生的一件事，我终于明白了那件事情的真正含义。
当时我在N城，在省图书馆当分类员，独身住在一个公园尽头的一排破败的平房里。那段时间我空虚无聊，没有爱情，也没有朋友，在亚热带漫长的傍晚无所事事，既不愿闷在蒸笼似的房间里，又不好意思单独散步（如果那样，所有的人都会觉得你神经有毛病），我唯一能做而且愿意做的事情就是骑着自行车漫游N城。
夏天穿裙，冬天穿风衣。骑车穿过N城最宽阔的地方——七一广场，我从大下坡放闸飞行，人与车飞快地坠落，裙子下摆高高飘起，一旦冲下广场，立即有八面来风将人托起，身轻如燕，这是一天中唯一能摆脱于平凡生活的时刻，人脱离着常态，不知身在何处。我在N城生活了八年，八年来，我骑车漫游的身影重叠在N城的大街小巷。
我二十八岁的那年，有一个夏夜，我骑车到了河堤大街，我看到一幢十分熟悉的房屋正开着门，门口有几只白色的鸽子，我不由自主地朝它们走去。
我不知为什么一直走到了房子的深处，那里亮着一盏灯，我听见一个声音说：进来吧，我知道你迟早要来的。我看清眼前坐着一位十分奇怪的妇人，容貌美丽，气质不凡，这使我十分吃惊。平庸的N城怎么会有这样一位女人呢？
她说：你终于来了。她的声音像流水一样十分好听。
我一时不知应对。
她说：你是不是准备买相机？
我说：是。
她又问：你准备买什么牌子的呢？
我答道：海鸥DF-1。
她笑笑说：我这里有一台旧相机，你可以看看。
她走进内室，捧出一个木盒子，里面用一块绿色天鹅绒包裹着一台相机。她小心珍爱地把相机捧在手里给我看。
那是一台一眼就能看出它的年深日久但仍不同凡响的高级相机，它在她白皙的手掌中散发着幽蓝的光芒，显示着某种神秘的灵性。
我发现它有一种震慑力，使我不敢轻易触碰它。
老夫人语调平缓地说：这不是一般的相机，虽然年深日久，但它具有一项超凡的功能。
她看了我一眼说：它能预测人的命运，年代可以随意调节，五年、十年，直到一百年，它会给你提供未来岁月的人或物的清晰图像。
我完全被震住了，一股冷气从我的头顶穿过我的心脏直灌我的脚心。
我听见老夫人说：当然，这个秘密你不能泄露，一旦泄露，立即失灵。同时，它只对它的主人开启这项功能，现在你还不是它的主人，你无法试用它。
我天生对神秘的事物有浓重的兴趣，当她问我是否喜欢这台相机时，我不假思索地说了喜欢。
我又问：它十分昂贵吗？
老夫人肯定地说：十分昂贵。
我说：那我买不起了。
她同样肯定地说：你买得起，只要你愿意。
我脱口而出说：当然愿意。
她微笑地看我，说：是吗？
我急切地等着她开价。
她便说：我不需要你付钱，我只要你一年的青春。
我说：我已经二十八岁了。
她说:我只要你二十九岁那年的时间，如果你买下我的相机，你就将永远没有二十九岁了，你今年二十八岁，明年就是三十岁。
我陷入这一奇怪的交换中，一时没有说话。
她继续说：丧失一个二十九岁并不算什么，三十岁并不比二十九岁在外貌上有太大变化。
我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我的二十九岁呢？别的时间不可以吗？
老夫人高深莫测地说：不可以。
从十九岁那年起，我就认定，“九”是我的幸运数字，那些奇迹般的好运统统降落在十九岁，二十岁以后的岁月又如此黯淡漫长，这使我怀着全部的希望等待我的二十九岁的到来，我坚信，到了二十九岁，一切就会改变的。
二十九岁是我珍藏在心底的一颗珍珠，我怎么能把它轻易出卖呢。我想：二十九岁一定有着重要的意义，否则老夫人是不会看中它的。
老夫人郑重地说：多米你看着我，回答我的问题，你希望成为女先知，还是希望获得现世的成功？
我说：两者我都要。
老夫人说：人不可以太贪婪。
我说：那我要现世的成功。
老夫人沉吟了一下，说：我明白了，你已决定放弃这台相机。多米，我很遗憾，你本来可以看见永恒，但你正在失去这唯一的机会。
我心有所动地对老夫人说：你是否能更改一下您的卖价，我可以给你二十九岁之外的任何两年或者三年的时间。
老夫人斩钉截铁地说：这是不可能的。她说：你可以走了。
我面对失去的珍宝优柔寡断地问道：我能否考虑一天，明天晚上再把最后的决定告诉你？
老夫人说：你已经做出过放弃的决定了，这就不可挽回了，一个不能够不顾一切地要下这台相机的人是不能成为它的主人的。
她说：你还是走吧，以后你也不要再来了，你不会再找到这所房子的。
我跨出这所房子，回头看时，那灯光已经熄灭了。
后来我曾多次骑车到河堤路，从它的开端走到它的末端，确实再也没有看到这所房子。
时至今日，我终于明白二十九岁对我的意义时，我常常想，假如当初我以二十九岁作为代价要下了那台先知相机，我是否还会有调到电影厂的可能呢？二十九岁的所有运气是否也会因为这一年的转让而不再降落到我的头上呢？是否我的命运轨迹会永远地不可逆转地成为另一种样子呢？
我想这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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