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宋路霞
李家“国”字辈的一代还是有点祖上的“老本”吃吃的，而到了“家”字辈成年的时候，世事沧桑，对不起喽。 李家骁先生是李鸿章最小的一个曾孙，也是目前在上海的惟一的一个曾孙(还有一个李家玖先生，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李国熊的小儿子）。他今年六十来岁，刚从小学教师的岗位上退下来，人长得很敦实，讲话也很讲究艺术性，若不是多次深入探讨，很难想像他所经历的一切。他是他那个特定家庭和特定社会环境里的特定人物。
李家骁身上有四分之一的法国血统，因他的祖母(即李经方的一个侧室)是法国人。李经方在担任驻外公使期间，曾聘用一位英文女秘书和一位法文女秘书，结果两位秘书后来都成了公使夫人。法国夫人生下了大儿子李国焘，英国夫人生了小儿子李国烋。生大儿子李国焘的时候，法国夫人难产，而且是个龙凤双胞胎，医生无奈地告知公使大人:三个人中只能保住一个。不知是公使大人盼儿心切，还是医生技术上出了什么问题，结果是“龙胎”李国焘生下来了，而“凤胎”夭折了，法国夫人也含恨去世了。 李国焘生就一双蓝眼睛，笔直的鼻梁，一看就是混血儿。他长大成家后，又有了二子一女:李家骍、李家骊和李家骁。现在这些人中，只剩下李家骁“遗世独立”了。
李家骁长得虎头圆脑，从小调皮捣蛋，不到天黑不回家。回家也几乎很少走正门，总是翻墙头进来(那时他家住在富民路上的裕华新村，新村的围墙很低，现在的围墙是后来加高的），每天放学后打球也打架，玩得大汗淋漓，衣服脱下来总能拧出一把水。家道是如何一天天地由盛转衰的，他既在意又不在意，反正家中他最小，亏待了谁也不能亏待他，他总是有饭吃的。 解放初，乡下大规模地开展土地改革时，像他家这样在乡下有大批田地和房产的人，十有八九是要被揪回去批斗的。他的父亲李国焘是个聪明人，在公私合营之前，赶紧捐献了很多房地产，尤其是在芜湖的大批房地产，包括把长江边上华盛街上的“钦差府”捐献出来办学校，一部分后来参加了公私合营，最后剩下六十一间房子等待“社会主义改造”。作了这样的安排，他才被定为开明绅士，日子大体上算是太平。
上海方面的像样的房地产，如现在乌鲁木齐路上的徐汇网球场的地段，全部捐献，只留几处自己和家人住的房子，还有一小部分参加公私合营，这样就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但是那时的房子估价估得很低，芜湖的价格就更低，两处的定息加起来每个月总共三百多元钱，但要养活一家十几口人吃饭和供养儿孙们读书，这些钱还是不经花的，何况家中还有好几个从安徽带出来的男佣女佣，老了也一直住在家里，于是不得不卖卖当当地过日子。 老李的孙子沦到了卖卖当当地过日子，恐怕很多人难以置信，这时就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话———“富不过三代”！ 俗话说“穷归穷，三担铜”。
从李家拿出去的开始是字画、瓷器等文物，后来是首饰，最后还有一大批徽章。李家骁常看见阿姨(其母亲的妹妹，亦是他的养母兼管家，十一岁就来到李家）掀开一只箱子盖，伸手从一个洋面袋子抓几只各式勋章或纪念章，拿到陕西北路的一家首饰铺去换钱。那首饰铺老板也认不得勋章上的外国字，不知道它们的文物价值和档案价值，只认得那是金质的，顺手抓起一只小锤子，“当”地一声砸扁，称了分量付钱。这位阿姨活到1995年1月去世，活到八十一岁。
据她说，被她卖掉的勋章、纪念章等金质小玩艺儿，是李家三代人从外国带回来的，足足有一洋面粉袋。后来听说这玩意儿很值钱，还有文物价值，曾后悔地说:“蛮好留一只下来给你们玩玩的。” 李家骁尽管调皮捣蛋，在街坊邻居中出了名，但还算遵纪守法，又是里弄里的文艺骨干，擅长京剧和评弹。建国之初他才十几岁，里弄里排练节目搞宣传，拉胡琴就是他的份儿。小伙伴中谁受了欺侮，他就教人家几招防身的本领，他那是跟一个老拳师学来的。 可是不知为什么，有一天公安局还是把他找了去。 开始他很紧张，因为在此之前，芜湖市有关部门曾把他的哥哥李家骍带走了，是因为家骍名下的一份房地产的事。后来家里花了不少的钱才把事情“摆平”，只要人回来了，一切都还算好。这回好像是轮到他李家骁了。他说我年纪还小，名下没有房地产，你们找我什么事? 后来才知道，是他的同学出了事。这个同学叫袁延权，其父是水果店的老板。他们在东湖路上华光中学(旧址是现在的青年报社）读书时，是最最要好的同学。后来，李家骁升入高中，袁延权未读高中而投奔了在香港的姐姐。
60年代初，袁延权的母亲在上海去世，他回上海奔丧，一下火车就给李家骁打电话。电话挂上不久，公安局就来敲门了。 公安局的同志给他看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一个人正是袁延权，另一个他不认识。公安局的同志说，他不认识的那个人是国民党在香港地区的特务头子。此照片说明，袁已加入了特务组织，请李家骁帮助政府做些工作，主要是打探袁此行的真实目的和在上海的联络人，在必要的时候将他逮捕。 李家骁抬起头来看了看来人，顿时吓了一跳，眼前这些人肯定都是些出生入死的老公安，有的缺了一只耳朵，有的脸上还有刀疤……既然是公安局来找你帮忙，看来的确是问题严重，在那个“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年代，你能说你不干吗?
于是他成了公安局的临时“眼线”，跟老同学见面时尽可能做得自然些，按照要求去见机行事，回来后如实汇报，而且每一次都换一个地方。事隔多年，当年他究竟汇报了些什么他自己也忘了，只是记得当他把老同学送上火车不久，老同学就在火车上被捕了。可是到了“文革”，李家骁可就倒霉了，造反派八个人打他一个，罪名就是与香港特务有联系！他怎么也弄不明白，那些造反派都很年轻，50年代他们刚刚生出来，他们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 可他李家骁也不是好惹的，他的父亲从小为他请过一位拳师，教他练功，关键时刻可以防身，因为那时家里还有点底子嘛，又是最小的一个儿子，老爸自然更费心些。谁知时过境迁，家里早就卖得“见底儿”了功夫才用上。
李家骁看看来势凶猛，连忙靠定一个墙根站好，这样可以避免来人从背后袭击他。结果打手们上来一个他扳倒一个，上来一个他扳倒一个，八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全傻了。 李家骁三十八岁时才结婚。他于1962年从上海纺织专科学校毕业后，正遇到三年自然灾害，纺织行业不景气，不需要毕业生，他只好去愚园路民办小学代课，后来转到茂名北路小学和上海爱国中学，除了政治课他因出身不好不能教，历史课他又不屑于教———他不愿骂老祖宗是卖国贼，其他几乎所有的课都上过，尤其当体育老师很出色。他带的茂名北路小学篮球队，在全国小学男篮比赛中夺得过冠军。他又辅导小学生打棒球。可是他的球队要去外省市参赛时，领导学校的工宣队却因他出身问题不许他带队前往，为此，支部书记唐国论同志找他谈了两个小时，劝慰他想开点，看问题不能看一时，“酒香不怕巷子深”嘛，以后还有发展的机会，一个人要经得起各种考验。同时关切地叮咛他，找个女朋友，赶快成家！除了有课时要来校上课，没课时就不要来了，去谈朋友！“三十八岁了还不成家，成何体统！”
其实，李家骁何尝不想成家?但他确实又被人间的婚姻弄怕了。他们李家，就有一大堆不幸的婚姻。况且，他也没钱结婚。 他的父亲李国焘早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时风头很健，人长得身材魁梧、风流倜傥不说，他的身份也无人不知。因为他的祖父李鸿章1896年曾访问过英国，受到最高级别的接待;父亲李经方又出任过几年大清驻英公使，所以周围的人无不对他另眼相看。李国焘曾与一位英国姑娘恋爱，临毕业时，两人已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然而却遭到老太爷李经方的坚决反对。在李国焘剑桥经济科毕业，拿到学士学位后，就“十二道金牌”般地下令，要他立马回国，与一安徽同乡的女儿(实际上是亲戚，是李鸿章姐姐的孙女、张家的后代。这位姐姐就是李鸿章在家信中一再感激的，曾给了他们兄弟很多帮助的张夫人）结婚。李家完全是个封建大家庭，父命如山倒，说一不二的。何况李国焘刚刚毕业，尚未独立，经济上全仰仗家里“拨款”，不敢得罪老爸，于是他决定暂时离开女友，回家去说服父亲。临别时，女友剪下了自己一条三寸长的小辫子，一枚极细巧的十八K金戒指，当然还有一张微笑着的照片送给他。
李国焘哪里想得到，到了上海就不是他说了算了。他被命令必须与张家小姐成婚。其父说，这是早在多少年前两家长辈就定好了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李家早年仰仗人家的帮助，现在李家好了，岂能单方面撕毁“婚约”?如果单方面毁约，那家族的面子往哪里放?李家树大根深，丢不起这个人！ 那么李国焘就丢得起这个人吗?伦敦的同学和朋友们哪个不知道李国焘已有了女朋友?而当父亲的不管你那些。 李国焘在后来的几十年生涯中，始终未能将他初恋的女友忘怀，他一生都戴着那只十八K金的细戒指，还把那照片烧制在一只瓷盘上，配上红木框架，放在写字台上，每天与她对视，又把那条三寸长的小黄毛辫子珍藏在抽屉里。有一次，调皮的李家骁翻老爸的抽屉，发现了小黄毛辫子，翻出来拿在手里玩。老爸只好把女孩的故事告诉他，说自己不会忘记她。
李家骁懂事后很为老爸抱不平———凭什么爷爷可以同时娶法国老婆、英国老婆，而父亲只能娶中国老婆?为什么爷爷的婚姻可以自己做主，而老爸的婚姻就不能自己做主?但是要说完全不能自己做主，那也不是。李国焘后来共娶了四位太太，但是阴差阳错，没有一个是他真正喜欢的。神情沮丧时他还用抽大烟来自我麻醉，情绪变得越来越沉闷。当然，家中经济的拮据也令他恐慌。他的一个老朋友曾说，50年代中期，有一次李国焘和盛宣怀的四儿子盛恩颐出去散步，在路边的小铺里每人吃了一副大饼油条，然后约去襄阳公园里坐坐。但到了公园的门口，他们你翻翻口袋，我翻翻口袋，谁也拿不出买门票的钱了。
李国焘1962年去世了，他的元配夫人张继芬先他一年而去。临下葬时，只有家骁明白老爸的心事，把那条小黄毛辫悄悄地塞在他的颈下，让他带着这条定情物，与旧时情人地下相会吧。 可是想想大妈妈(张继芬）也很可怜。她是安徽名宦之后，虽裹着一双小脚，但诗词书画样样在行，大家闺秀的功课一样不差。她平时不出门，甚至不下楼，只有过年过节有许多客人来时，才走下楼来，非常有礼貌地招呼客人们。她和丈夫分室而居，平时总是在自己房中读书看报弹琴，而丈夫从来不去她的房间。后来，连她从娘家带来的丫环都被老爷收房做了姨太太，而老爷还是不理她。到了晚年两个人都白发苍苍了，他们倒开始讲话了，那是因为李国焘要写诗词寄托情思，诗词格律方面的本事，大太太要比他强得多，但话也不多。1961年，张继芬早丈夫一年去世，临终时对贴身的女佣说，她一生都是处女…… 如此“爱情生活”，叫李家骁如何不胆寒?所以李家骁从来不敢想娶媳妇的事。
好在老天爷长眼，还是给了他一个贤惠的妻子。 李家骁的妻子名叫张凤云，上海浦东人，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主张对人行仁爱，并不嫌李家骁钱少家贫，反而非常同情他，要女儿好好待他。那时正是“文革”时期，是李家最为落魄的时候。李家骁三十八岁，每月工资三十八元钱。原先李家“顶”下的一幢房子，后来只剩下两间，哥哥嫂嫂住一间，他和阿姨住一间。他要结婚了，阿姨就得到乡下“回避”一个月，一个月后三个人居一室;等女儿生下来之后，就是三代四个人居一室。 张凤云是精新仪器厂的工人，她和丈夫一样，生活上是个乐天派，只要生活上能大体过得去，就知足常乐了。她嫁到李家后看到许多稀奇的东西，比方说，民国时期别人借李家的钱，光借据就有一纸箱。她只是不明白，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借李家的钱不还?那些借据，有的是借祖父李经方的，有的是借公公李国焘的，上面写着“借银圆壹仟元”、“借银圆捌佰元”不等，也有的是借银圆而归还一些花花绿绿的股票的。有的借条上明明写着“半年即还”，可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还没有人还。更有意思的是，借款人和被借款的人都早已去世了，最晚去世的也已死了四十多年了，而借条却代代相传，“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了，落实政策时又发还回来了。
别的东西发还回来的不多，而借条发回来却不少，好像与李家有缘。同时发还的还有30年代的大概是他祖父买下的英国某公司的股票，每张都是一百英镑。有人劝李家骁可以去查一查，这些公司还在不在，若是在的话，这些股票可值钱了。他轻轻一笑:啥人晓得，大概早就不存在了。 另一方面李家又欠着人家钱，主要是欠房管所的房租一千多元。那时候一千多元是他们两夫妻一年半的工资啊。李家骁没办法，他只有三十八元工资，在民办小学时只有二十六元工资，阿姨后来在里弄里做清洁工，每月只有十八元。当然，那些年月，连房租也付不起的人家不止李家骁一家，有的处境连李家骁还不如。他的堂哥李家骥全家被扫地出门，抄走的东西有好几卡车。他那在天津工作的另一房堂哥，是李国杰的后代，“文革”中被迫害得实在受不了了，两夫妻双双上吊自尽。
张凤云嫁到李家来，面对一千多元的房债，只得咬紧牙关，与丈夫共同奋斗。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心情舒坦多了。现在女儿已长大，工作了，可是仍旧共居一室。两夫妻现在都已退休，一个仍在返聘上课，一个在家忙家务。而那远在芜湖的，几十年前就说是参加“社会主义改造”的六十一间房屋，至今还没“改造”完毕，那他们就只能继续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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