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宋路霞
上海外滩福州路路口、与汇丰银行一路之隔的那栋三层砖楼，是大名鼎鼎的百年老企业———轮船招商局总局旧址。与之相隔不远，还有一栋“长着”五个尖尖角的四层楼房，那是中国的第一家银行———创办于1897年的中国通商银行旧址。这两栋楼，在外滩沿江排开的二十四栋大楼中，是最矮的两栋，像是两个丑小鸭，也是外滩仅有的两栋属于中国企业的建筑。这很能说明，当年洋务运动起步的艰难。
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于1872年奏请清廷创办的轮船航运企业，跟江南制造局一样，是晚清大中型企业中的大哥大（还有一个纺织新局，后来不幸毁于火，重建后改组），都以历史悠久、后台强硬著称，在晚清洋务事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轮船招商局的办公楼虽小，但雄心不小，是当时国内惟一一家可以跟英国的太古轮船公司和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叫板的轮船公司，在国内航运界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这个企业初为官商合办，后为官督商办，但最高权力都捏在李鸿章手里，重要的人事任免都是李鸿章说了算，直到他从北洋大臣的位置上退下来多年后，才归邮传部管辖。这个企业曾聚集了一批最优秀的洋务干才，业务一度发展得很快，分局遍布国内各大港口，如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以及国外的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处。除了承运漕粮，还延揽商货，在与太古和旗昌的竞争中谋发展。1877年，居然“狮子大开口”，把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给“吃掉”了，增加了码头和船只，扩大了经营，成为能与太古轮船公司抗衡的惟一对手。后来还不断投资大型企业，如中国通商银行、湖北铁厂（张之洞创办）、萍乡煤矿、萍乡煤矿铁厂（据《招商局总管理处汇报》）。太平岁月，每年净利润可得三十万两银。
当时有个日本官员参观了上海的码头和轮船后，曾不无醋意地对盛宣怀说:“有了这个轮船招商局，你们大清的风雨茅庐中，总算有了两张新桌子。”而李鸿章则不无得意地说:“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据李鸿章《复刘仲良方伯》） 为了办好这个企业，李鸿章屡次调集精兵强将加强管理，以期一来可以从洋人手里夺回一些权益，增加清廷国库收入;二来积累经验，以供其他企业借鉴，好走出振兴民族工业的路子。这正是洋务运动的初衷。所以从一开始，组织上就是一个李党的根据地，从总办、会办到各分局的经理，以至于轮船上的船长，不是李党的亲信就是幕僚，以及亲信幕僚的亲朋好友。这种体制造成了层层都是裙带关系，而排斥异己。
这种状况自然给李鸿章带来了方便，人人听话，好办事，要抽调局里的“份子”筹饷也没说的（在李鸿章的授意下，曾有几笔大款项报效中央），但也带来了麻烦，弹劾他结党营私、重用私情的折子就不会少了。攻击李鸿章的人就说，招商局从上到下，李党遮天…… 李鸿章最初是交给有沙船运输经验的朱其昂拟章试办，第二年招商集股，正式成立，同时把怡和洋行的买办唐廷枢“挖”过来总理其事，唐从此成了他的哥儿们，此后一辈子跟李干活儿了，办完了招商局又办了开平煤矿和启新洋灰公司，功劳卓著。还把上海的另一个著名买办徐润也“挖”了过来———此人就是最早在国际博览会上得奖的中国人———被任命为会办。与徐润同时担任会办的还有盛宣怀，盛后来又升任了总办。三个人中，盛宣怀与李的关系最近，他是李鸿章赴陕西剿捻时的文案，鞍前马后已跟随了多年，自然容易得宠，何况盛本身“长袖善舞”，善于抓权，在官场上的路数比两位买办要熟悉得多。
中法之战后又有马建忠到局任会办。马建忠的哥哥马建勋在淮军时代就是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进入李鸿章幕府后一直很受重用，曾被李派出国考察洋务和军事，进入招商局后，他的一些重要的建议，李都是采纳的。 同时，这些人又都有自己的势力圈子，圈子里的人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唐廷枢和徐润当权的时候，重用同乡，局中“执事者，尽系粤人”，“非唐即徐”。盛宣怀当政后又重用他的一班人马。盛宣怀的亲信傅筱庵得以长期在招商局出任要职;盛的三个儿子盛恩颐、盛重颐、盛升颐都是董事，盛重颐还当过总经理，盛恩颐当过副董事长;董事中陶湘既是盛宣怀的同乡也是他的心腹干将，参与过许多机密;马建忠的外甥朱志尧通过马的引荐，当上了一条轮船的船长（据《沛国朱氏诸巷会支族考源》）。另外，曾任董事会会长的伍廷芳是李鸿章的幕僚，董事何声灏是李家的亲戚，董事庄仲咸是盛宣怀的亲戚……这些情况，当然也给老李带来不少麻烦，如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就咬住盛宣怀不放，还和两江总督刘坤一结为一体，大造舆论，目的是要赶走盛宣怀，从李鸿章手里夺权。
话又说回来，在轮船招商局最初的三四十年中，局内李党的庞大队伍中并没有李家人。这是个应当引起注意而外人不容易注意到的事情———在这些年中，局务并没有李家人染指，最多可能有些股票，不像盛宣怀当了总办，就把自己的三个儿子塞了进去;马建忠当会办时，也把自己的外甥也拉了进去。 李家人是在李鸿章去世以后，才逐步进入招商局的。如李瀚章的儿子李经滇出任轮船局的董事，是在民国元年（1911），距李鸿章去世已有十年。
同时担任董事的还有张志潜，是张佩纶的前妻生的儿子。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当上董事，是在1916年盛宣怀去世后，为了顶董事的缺额而填空填进去的。至于他当上招商局的董事长，则是后来的事情，那是在段祺瑞当权之后的1924年，是由轮船招商局股东大会选出来的，至时李鸿章已经死了二十多年了（据《招商局总管理处汇报》）。 这种情况又可以跟其他一些情况相参照———李鸿章极力主张子孙后代学习外语，主张他们从事外交工作，在家里聘请了外籍教师教孩子们读书，但在仕途春风、位极人臣的时候，他的后代中只有一个李经方当过外交官，其他儿子侄子都是靠边站的。李经述读了一辈子书，什么实缺也没拿到，只是老爸在受命出使欧洲时，托清廷的福，叫他一路上照顾已经七十几岁的老爸，才获准到国外走了一趟，算是干了半年外交工作。
侄子李经叙出使秘鲁和墨西哥，是甲午战败后的1897年，李鸿章早从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的官位上退下来了，是伍廷芳把他带出去的，以期加以磨练，将来好派用场。其他人如李国杰出使比利时，李经迈出使奥地利，李国栋后来也出使奥地利，李国源出使缅甸，全都是李鸿章去世以后的事情。这说明，李老太爷对后代是有一定要求的，不出类拔萃他是不用的，并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这方面他倒是不捣浆糊的，这与大多数封建官员一心为子孙抓权谋利，显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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