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宋路霞
除了其父的影响外，李经方的成长与曾在李家的一位洋大人大有关系。此洋大人名叫毕德格（William N. Pethick），美国人，其地位在李家的洋人中仅次于德璀琳（Gustav Detring）。 毕德格原先在美国当兵，美国内战结束前在纽约的一个骑兵团任职。此后不久，不知何故他对中国政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更多地了解中国，他不远万里来到了东方，并“修炼”成了一个有造诣的汉学家，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还能熟练地用中文阅读、写作。1872年，他被任命为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副领事和翻译（除了1880—1884年外，他一直担任此职）。
后来由于工作上的交往，他与李鸿章熟了，并由于佩服李鸿章的人格和精神，自愿充任了李家孩子们的英文家庭教师，由此获得了李家的信任和友谊，进而又充任了李鸿章的私人英文秘书和翻译。为此，他失去了领事馆副领事的金饭碗。因为美国人认为，既然你担任了李鸿章的私人秘书，就不可能公正地履行其领事的职责。他被美国政府炒了鱿鱼，从此更加起劲地为李家和李氏本人服务，成为与李鸿章最接近的少数几位洋人之一。
他服务于李家期间，为李鸿章用中文读了不下八百部英文、法文和德文的书籍，并陪同其接待外宾，为其出谋献策，还为其物色合适的洋员来华供职。外国工程师或技术人员来华后，他还亲自陪同深入山区探矿。1895年李鸿章奉命赴日马关议和时，他也是随员之一。他是个不错的参谋，尽量利用美国的关系为李鸿章四处打探消息，为其决策提供参考……李经方就是在这个人的培训下，精通了英语，阅读了大量外国报刊、书籍，一天天走向外交之路的。他的到来，使李家父子加快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步伐。
李经方读书向来很用功，淮军名将刘铭传曾讲过一个他亲见的情景。说是那年李经方在南京应秋试（考举人），刘铭传去看他，见门里无人，就直接穿堂进了内室。时李经方正在读书，专心致志，竟没有发现有人进来。刘走近一看，见其嘴角一团乌黑。再一看，原来书旁放着一盘菱角和一匙糖，他正一边看书一边用手抓了菱角蘸糖吃。可是书旁还放着一方砚台，砚台内墨汁未干。他拿菱角蘸糖时眼睛并不离开书本，所以有时蘸糖就蘸到砚台里去了，竟也浑然不觉，致使满嘴乌黑，令刘氏捧腹不止。 曾纪泽在日记里也有李经方好学的记录。曾当时被任命为驻英法公使，在出京赴任途经天津的时候，前往李鸿章府上拜访，顺便与李经方长谈了一次。
他在日记中写道:“伯行（经方字）聪慧绝人，从朱静山及白狄克（即毕德格）学英文英语，甫期年，已能通会，再加精进，必可涉览西书新报之属矣……伯行志意专笃，口颂活规，孜孜不倦。初时甚自隐秘，惟余与吴挚甫（汝纶）知之，近日李相始有所闻，余劝相国因延师而教之，以成其志。” 然而尽管李经方聪明又用功，但对八股文还是不甚得法，考进士始终未考取。除了有几年担任公使驻外，他一直跟在父亲身边襄办外交，担任秘书兼翻译。
甲午之败后1896年李鸿章出使列国那次，经方也随同前往，还是李鸿章特意向皇上申请来的。为此李鸿章与李鸿藻之间还有一场舌战。此事被刘秉璋（淮军名将，四川总督）的儿子刘体智记录下来。有云:“及俄都，使节将行，朝旨命仲子（李经述）随往，文忠为伯氏固请以行。文正（高阳李文正）曰:‘父子同日受命，主恩隆甚，于公足矣，何必伯氏?’文忠盛怒，历举日约之任怨，且讥文正之食言，二公因之大閧。未几文忠面圣，竟得所请而去，文正亦无以难之也。”说明李鸿章对经方的重视要超过李经述，尽管有李鸿藻反对，他还是坚持要李经方也陪同他一道去。刘体智（晦之）是李经方的妻弟，曾长期住在天津李鸿章家，学英语时同拜毕德格为师。居上海时在安而近路（现安庆路）时又曾为邻居，仅一墙之隔。
他们还是亲家，刘家一公子刘济生娶李经方女儿李国华为妻。所以刘氏于李家旧事知之甚详，所言应属可信。 李经方一生读书用心，办事也用心，思想比他老爸还要开通。有时老爸认为是小事，他却认为并非小事。著名的英国在华船商之妻阿德波德·立德（世称立德夫人）在她的《李鸿章的生平和时代》里，曾写到一段与李氏父子见面的故事，很能说明他们父子俩在某些观念上的不同。 时为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在一片声讨声中被赶出京城，外放广州当两广总督。立德夫人不是个平庸的商人之妻，而是个极其热情而执著的社会活动家，她曾多次参加救济灾民的募捐，非常同情晚清妇女的“三寸金莲”之苦，发起成立了“天足会”，并以四处活动、组织集会和散发宣传品的方式到处宣传，力图劝说中国女人抛弃裹小脚的陋习。她从武汉到上海，再转辗香港、广州（她的丈夫是位船商，她的出行该不会太费事，但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钱财），想不到那些裹脚的妇女苦头吃足，但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一些地方基层官员也反映冷淡。为此，她想“从领导抓起”，想拜见一次极有名望的两广总督大人李鸿章，想利用他的支持和影响广为宣传。
谁知即便是外国人，要见总督大人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最后还是李经方从中帮了忙，才如愿以偿的。她先是找英国驻华总领事，请其代为引见，或者为引见帮帮忙。不料总领事说:“不行，中国总督不可能接见一个女人，这是一件有关礼节的事情。不用说我帮不了忙，连提起都没有必要。”立德夫人没有罢休，转而又请在香港的意大利总领事帮忙。意大利领事给她出了个好主意，介绍她走迂回路线———先给总督大人的儿子李经方写封信，再由李经方安排去见李鸿章。结果此招果真灵验，让我们看到了一段极富戏剧性的总督接见外宾的细节。
李经方的确很有本领，善于在关键时刻“捣浆糊”，让他父亲微笑地接见了一个他很不情愿见的外国女人。 立德夫人写道:“我给李大人（李经方）写了信，说李鸿章对于废除裹脚的赞同，定会大大地推进废除裹足运动的进程。如果星期天李总督有空，请他安排此事。届时，一位德高望重的美国女医生将与我一同前往，再晚我就要去外地了。
李大人很快就作了答复，定出了日子和钟点。” 讲到进广州两广总督府时，立德夫人写道:“坐在漏雨的轿子里，我和玛丽·富尔顿大夫前往李鸿章的官邸，在曲折的街道中足足穿行了一个小时才到李鸿章的衙门。我在中国住了这么多年，进官宅还是第一次。现在身上又冷又湿，等着被接见，还真紧张。一开始，富尔顿大夫就说这衙门一定又脏又乱，破败不堪。看来她的话应验了，不过我想，天气好的话，重重大门后的内宅一定会富丽堂皇。 “一会儿，有人将我们领进厢房，同两位翻译———李大人和马可大夫会合。
我们进厢房前路过的一个房间，里面躺着个全身盖着毛皮，瑟瑟发抖的官员。不久，李鸿章就派人传话说他要见我们。眼前是条长长的走廊，两边是很宽敞的院子，右边有个拴满马的马棚。穿过长廊，在接待室门口我们见到了李鸿章。他身材魁梧，有六英尺高，镶着貂皮的长袍一直拖到脚上，黑貂皮帽子镶着钻石，手上套着钻戒。钻戒和貂皮是富尔顿大夫———我的传教士朋友后来告诉我的，以美国人对钻石和貂皮的敏感，她一眼就注意到了。我只注意到了他欧洲人一般的高大身材和犀利的目光。他很和蔼地招呼我们在屋中央一张圆桌旁坐下。这位老人自己有一张铺了垫子的扶手椅，一个随从在旁边扶着他起坐。李大人（李经方）坐在李鸿章对面，我和富尔顿大夫坐在李鸿章左边。马可大夫在李鸿章右手靠后的地方放了张椅子。墙边立着一排男仆，这些男仆是中国街谈巷议的消息来源，最重要的国家机密常通过他们泄露出去，街上的闲人得到这些消息比外交官还快。 “我力图排除任何偏见（可能做不到），但我不得不承认，李鸿章此前可能从没接见过一位对他的过去持坏印象的人。
几分钟后，他的谈笑风生就消除了我的戒备。他总是极力避开裹足———我此行要与他讨论的话题。还没提到裹脚，他就问起我丈夫，说见过我丈夫，还谈起他们见面时说过什么话，并略带微笑地问我那次会谈的结果。他说长江水流很急，船在三峡一定会遇到不少麻烦。我壮着胆子告诉他，我丈夫已经把汽船开到了重庆，当时我是船上惟一的欧洲人。‘你真有勇气！’李鸿章说。我答道:‘见总督大人需要更大的勇气。’这样，我让他收回了话锋，并说明了此行的目的。 “‘不，我不喜欢小孩子因为裹脚而哇哇地哭，’这位和善的总督嘴里嘟哝着，‘可我从没听过她们哭。’我告诉他，他兄弟的家人，也是他的亲戚中，有许多人已经不裹脚了。
他不信，所以我又斗胆提出他母亲。‘噢，她年龄大了，不裹脚了，’李鸿章说道，‘我想李家的女人都裹过脚。’我有些泄气，年轻一代是不裹脚的，我不想与这位大人物在家庭琐事上过多地纠缠。 “这时候李大人（李经方）很有礼貌地插话道:‘我告诉你，有个人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裹脚，是我的小女儿。’李鸿章显然认为假装没听见这话更合适，他接着说:‘你想让我叫全国的女人都不裹脚?不，现在我没那么大的权力。全中国的女人能穿同一双鞋吗?不能。你想让我像张之洞那样给你写点东西?好，你知道，那我得写篇文章了，’他笑了笑，嘟哝着说，‘我不善写文章，现在老了，更写不动了。’ “我灵机一动，能让他在我的扇子上写些东西，也算是对废除裹足运动的认可呀！他同意了。没有人帮助的话，这位善良的老人已经不能自己起立了。他年事已高，身材高大，两个仆人扶他到书桌前为我题词。
此后每次集会上，他的题词都被展示过，确实极有分量。李大人（李经方）很不情愿地指出我的企图，说他父亲年纪大了，很忙，如果能写的话，是会为我多写几句的。听了这话，我们知道该告辞了，但总督让我们等一下，他要送富尔顿大夫的医院一百块大洋，并坚持要她收下。仔细询问了医院后，趁仆人拿钱的功夫，他又详细地审阅了富尔顿大夫的捐助名单。然后转向我，说:‘你知道，如果你让妇女都不裹脚，她们会变得很强壮，男人已经很强壮了，他们会推翻朝廷的。’后来，在琢磨他为什么能消除我对他的戒备甚至厌恶时，我经常会想起他的这句预言。 “李鸿章在这样的年龄上思维还如此敏锐，在任何一个民族中都应算是很有才华的人，何况他还是中国人。
有些话题他不愿意触及，可一旦不得不谈，就表现出惊人的坦率。拉·布赫叶说，对自己不愿回答的问题，这种态度是相当正确和高明的。很明显，李鸿章身上地地道道地体现出了中国人对舌战的喜爱，还能不失时机地来个玩笑。他说话极具感染力，这一点每个与他交谈过的人都毫不怀疑。我想，失去这样一个得力助手，慈禧一定很遗憾。她一定很遗憾，他们之间居然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有这样一个仪容伟岸，极富个性的人在身边，作为一个女人，慈禧太后一定会更有安全感……” 由此可知，李经方起码在废除妇女裹脚的问题上，比其父要开明得多。据李经方的外孙刘绳曾（陆军部队的离休干部）说，她的母亲李国华（即李经方的小女儿）的确没有裹脚，是个开放型的现代女性。
然而，总督李鸿章既然内心并不赞成女人放脚，却仍然为立德夫人书写了扇面，可见其“外交”上的灵活性是充分的。 相比之下，李鸿章对这次大不情愿的会见，与其说是关注立德夫人，还不如说是更关注为医院捐款和医院的建设（把这两个外国女人安排在一起接见，很有可能就是李经方的策略，如果仅仅一个立德夫人，李鸿章可能根本不想接见）。他把立德夫人当成小女孩应付应付，而对医院建设倒是倾注了感情。以他的老马识途，可能早在心里犯嘀咕了:叫女人放脚是件多么了得的事！女人们脚大了胆子不也就大了吗?天下不更要大乱了吗?何况女人强大了还会加入推翻清廷的行列！在他心目中，除了清廷还是朝廷！这就不能不是李鸿章的悲哀了。但是他预料的也不能算错，中国女人的裹脚布，的确不容易丢开，直到他去世数十年后才被真正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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