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宋路霞
李鹤章(1825—1880)，字仙侪，号继泉，又号季荃，别号浮槎山人。是李家老哥儿们六个中的老三，也是个会打仗的主，在打太平天国的几年中也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甚至还挨了枪子儿负过伤。所不同的是，李鸿章是以文带武，战略加战术，高屋建瓴，是个帅才;而李鹤章是以武尚武，就短了一口气，缺乏点后劲，只是个受人指挥的将领。但他也有不小的军功，原本也可以升官发财的，可是后来阴差阳错地“背”了运——二哥怕清廷忌讳，功高震主，不敢多为他请功;清廷在大获全胜之后洋洋得意，说过的话不算数，也把他老兄给忘了，评功行赏的时候，只给了他一个甘肃粮道(管粮食的官员)权作打发，弄得他兴味索然，一气之下竟回了老家，从一介武夫变成了一个乡间的大财主。
按说李鹤章从军的资格并不比李鸿章轻，只是不会读书，没有功名，不被人很看重而已。他十五岁就到京城老爸那儿用功去了，可是科场不顺，“屡战屡败”，考到最后还是个秀才，只好作罢回老家，还是面向现实，干点实用的活儿。 适逢太平天国兴起，天下大乱，整个长江中下游都卷入了战争，他那在京城里中了翰林的二哥也要回乡打仗了，他就在家乡揭竿响应，数月之间就拉起了数百人的团练乡勇。
团练队伍不是清廷的正规军，是没有军饷拿的，而是要靠民间出钱养活的。几百人的队伍“要钱要粮要子弹”，想必他为此也破费了不少。第二年安徽形势更加恶化，李氏兄弟的父亲也被“下放”回乡办团练了，李鹤章已经是个民团的小头头了，毅然率队来到老爸的麾下。 那几年的安徽，正是太平军、捻军和清军来回打拉锯战打得最艰苦的时候，一会儿太平军打下了庐州，一会儿官军又收复了，一会儿又被太平军夺去了。巢湖等地也是，一会儿被太平军占领了，一会儿又丢了，一会儿又夺回去了……兵马蹂躏，民不聊生。
在这期间，李鹤章跟着父兄打了不少恶仗。当时合肥有个叫夏金堂的屠夫，杀牛聚众，有了千把人的势力，暗中跟太平军的陆遐龄往来，约期起事。李鹤章探知了此事，抢在他们起事的前头，率百余练勇突然包围了村子，先把夏某父子干掉了，遣散了他的部众，为官军消除了一个隐患。后来打巢县、打无为、打东关，他都能身先士卒，率部立功。所以当时的安徽巡抚周天爵为之请功，赏给六品顶戴。打下无为后又赏加五品衔，以州同选用(作为州一级干部的候选干部)。 1858年秋，太平军再次攻入庐州城，李家的老宅被烧掉了，田地都荒了，团练也被打垮了，李家兄弟只好护送老娘往江西逃命，因为大哥李瀚章正在曾国藩的幕中做事，那里尚不失为一个安全地带。
李家其他几个兄弟就在这时加入了曾国藩的幕府。李鸿章是有名的“刺头”，遇事爱坚持己见，总爱跟人和老师争长计短;而李鹤章不同，比较随和，虽也在曾府做事，讲起话来令老师要舒服得多。打安庆的时候，李鸿章因与曾老师闹别扭跑了，没参加，而李鹤章则是参加了的，虽没有大功，但也受到了嘉奖，赏戴花翎，以知县留湖北补用。 不久李鸿章回到了曾幕，奉命编练淮军前往上海，李鹤章充当了二哥的帮手，在肥东招兵买马。临到发兵的时候，二哥李鸿章是率兵乘英国轮船到上海的，而李鹤章真是苦命，则是带着有五百匹马的马队，以及后续部队，迂回绕远到淮扬里下河，从海门过江，再避开太平军绕道浙江，历经千辛万苦才到了上海。李鸿章命他为“督办前敌防剿事宜”的督办，负责协调统率淮军的前锋部队，在上海与太平军最初的的几个胜仗中，如青浦、北新泾、黄渡之战，解四江口之围，都有李鹤章的功劳，到沪不久，清廷特诏加四品衔，以知州用，品阶又升高一级。
1863年元月，太仓太平军守将蔡元龙诈降，列队欢迎淮军入城。李鹤章信以为真，骑马来到城下，这时伏兵大作，李鹤章左腿被击中，血染衣裤。他裹伤整军再战，七天后与程学启部会师，终于拿下了太仓。 在李鸿章最大的“马上封侯”事业——攻取苏州的战役中，李鹤章也是参加了的。当时城内主要用了杀“八降王”的手段，而城外则打得异常惨烈。 李鹤章大概就是命苦，洗劫苏州城，火光七日不息的好处他没捞到;“左手抓一个妇女，右臂夹一个姑娘”的艳福更没享到，而星夜驰马，刀光血影，屁股上挨子弹的份儿他都享到了。当初程学启是从昆山正面攻苏州，而李鹤章则受命攻江阴以取无锡，来断苏州右臂。太平军十余万兵马正集结在江阴、无锡界上，从顾山以西，纵横数十里，“吹角连营”。李鹤章兵分三路进军，亲自率马队和群字营、忠字营上阵，屡挫太平军之锋，又夜半烧其营垒，焚毁其炮船，俘斩万余。经过数月激战，终于打下了无锡城。
战后清廷评功行赏，给李鹤章再升一级的奖励:“以道员记名遇缺简放”。道员相当于一般行政市市长的级别，但这只是一个资格，还不是实授，还要等到“遇缺”的时候，也就是什么时候在位之人死了、走了或另有他任，才有可能让你去填空。但是清廷对他还另有话说，在嘉奖令中说他“能与其兄同心戮力，为国宣勤。此次未行破格之奖，正为该员系李鸿章之弟，以示该抚功不自私，俾得推劳将士，鼓舞众心。李鹤章当益自勉力，指日常郡、金陵次第奏捷，克成全功，更当与刘铭传、郭松林等同膺懋赏”(《清史稿·忠义传》)。这些话，李鹤章都记住了。 后来打常州，李鹤章冒雪领兵强攻，破太平军城东营垒。又参与围城打援，“躬冒矢石，奋勇争先”，建立了功勋，被清廷赏穿黄马褂(据《合肥李文安公世系简况》)。 到了打金陵(南京)时，李鹤章可以立大功的时候，李鸿章却按兵不动了。
因为苏南一带基本已经“粤氛肃清”，南京这一最后的堡垒已成瓮中之鳖，打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但这是曾国荃两年来苦心经营的结果，老李怎么可以在此唾手可得的时候，去抢人家两年经营之功呢?所以尽管清廷一再下令催其火速前往，他总是一会儿有这事，一会儿有那事，顾左右而言他。曾国荃那头当然十分紧张，生怕马上要到手的桃子被人摘走了。只有曾国藩十分清楚，“江宁破在旦夕”，“功在垂成”，李鸿章屯兵不进，这是李鸿章在让功啊！可是他这一摆高姿态，李鹤章可就苦了，这下无出头之日了。 金陵一役打得相当惨烈，是用挖地道的办法，挖到城墙根底下，请了一个专门搞火药的行家，放进去四万斤炸药，把城墙炸飞后，才攻入的。
湘军曾挖过几十条地道，弄不好就被发现了，太平军不是往里边灌水、烟熏，就是借此地道反守为攻。被发现一条就只好废弃一条。那个炸飞城墙，起了关键作用的地道原本也是被太平军发现过的，是个废弃的旧坑道，太平军对其没再注意，他们没想到正是这条旧坑道最后把他们送上了天！ 战后评功行赏，人家都升官发财、加官加禄，曾国藩被封为一等侯爵，加太子太保;曾国荃被封为一等伯爵，加太子少保;李鸿章被封为一等肃毅伯;刘铭传也升任总兵……而他李鹤章呢?只有曾国藩转赠他一块御赐奖武金牌，清廷那头早就把他给忘了，只象征性地给了个甘肃甘凉兵备道打发打发。那是个边远地区，谁都不想去的苦地方，而且，还是个道员。原先在打完无锡的时候他不就已经是道员了吗?怎么还是个道员?凭什么是这样?肯定是二哥李鸿章捣的鬼，他为了保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惜牺牲亲弟弟的前途！
其实清廷那边也有清廷的说法，原先以为你李鹤章也会去配合攻打南京的，所以先给个空心汤团鼓励鼓励，谁知你后来并没有真的参战，那就不能再行赏了。然而李鹤章想不通，无论怎么说，原先你朝廷是说过要与刘铭传等一并受奖的！那个廉价的甘凉道我也不要，宁肯回老家！ 曾国藩这个老领导为人还是不错的，看出了李鹤章的尴尬处境后，极力拉着他一起做事。在接下来的剿灭捻军的战争中，总是把他带在身边。他向清廷奏报，李鹤章旧伤未愈，请求将甘凉道开缺，而留营总理湘淮军水路全军营务，这实际上还是个名高而实空的职务。李鸿章也感到对这个弟弟有些不够味儿，在他表示不愿去甘肃的时候，曾设法为其在南方福建一带谋个官做，但李鹤章也不去。
后来还是半推半就地跟着曾国藩北上了。 据说李鹤章的夫人是个性格刚烈的奇女子，在打常熟城时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时看到清廷蒙人，有事有人，无事无人，本已一肚子气，再看李鸿章这个当哥哥的自己高官厚禄到手，却在那里假惺惺地“捣浆糊”，好像李鹤章是个多余的人，被你们安排过来安排过去的，好像需要你们恩赐一口饭似的，火气比丈夫还大，更加起劲地拉丈夫后腿，坚决不干了，宁肯回老家种地，就不相信不靠你们就得饿死！有这样一位贤内助，李鹤章的官运就只能到此为止了。他好歹很不情愿地跟着曾国藩走到了清江浦，最后还是下决心回老家了。 其实李鹤章回老家对他个人来说未必是件坏事，他后来置房子置地，又兼营盐业、茶叶和当铺，果真大发其财。那时战争已过去，国家正需要发展经济，他们老李家是清廷的功臣，做点买卖还能不开绿灯吗?他在原肥东温家大村造起了李家楼，又在合肥城里造五进豪宅(就是现在淮河路上作为李府陈列馆的那处大宅院)，安徽四乡八县都有他的仓房和典当。原温家大村的李家楼，据说共有四百多间房间，一半是他的，另一半归李鸿章，所谓的宰相府，就是指此。不过李鸿章本人到底住过没住过，还是个问题。此房周围的田产和房产均作为义庄和公产，永不典卖，合肥曾有《李家楼田宅禀县立案告示》档案，详载其事。
可是后来在抗战中李家人逃难，房子被日寇抢占，抗战胜利后又被村民们拆毁了。 李鹤章发财后在家乡干了不少好事，如建义仓、义学，重建文庙、武庙、文昌、城隍、火神诸祠，又主持修府学、考棚、书院，还重修了《庐州府志》。大哥二哥责其领修《合肥李氏宗谱》，他二话没说，独立出资并规划，越二年完成。1879年山西大旱，曾国荃告贷诸行省，李鹤章立马捐献巨款助赈，曾国荃很感激，为其奏请赏加二品衔。后来曾与李还结为儿女亲家，即曾国藩的孙女(即曾纪泽的长女)嫁给了李鹤章的小儿子李经馥。可惜曾家小姐年仅二十九岁就去世了。
李经馥有个侧室陈氏，生下一个孙子李国芝(李瑞九)。他们赶上了好时候，天下太平了，不用打仗了，可以尽情享用老太爷创下的基业和赚来的钞票了。 事实证明，事情总有正反两面，发财是好事，但钞票太多了对后人来说未必全是好事。他的这一支总体来说，吃饭的人多，干活的人少;挣钱的不多，花钱的不少。他的三个儿子中，只有老二李经羲有出息，官至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民国后还当过几天国务总理。其他老大和老三，都是远近有名的花花公子，享福的料。 合肥肥东文化馆的研究员丁德照先生的《李鸿章家族》一书，说到李鹤章的大儿子李天钺(经楞)时说:“天钺平素不务正业，慵懒奢纵赌荡，寻花问柳，乡民深恶之。天钺侍从在肥讨债殴死人命，官民不敢言。合肥知县孙葆田检验尸伤，百姓怕县令威于豪强，检验不实，观者数万人。葆田令仵作(官署里检验死伤的人员)认真验尸，得致命状，谳遂定。”可见是桩不小的人命案子，已激起民愤，也激起了县官的义愤。
当时正是李家的权势最炙手可热的时候，李鹤章或许已去世，而李鸿章还在世，闻知其亲侄子在老家胡作非为，不知作何感想? 丁文中讲到李鹤章的小儿子李经馥时也没有好气，说:“经馥生而秀颖，其父管教较严，后因身病体羸弱稍松弛，其母周氏尤怜爱。经馥幼时习学书史不忘，数百言操纸笔一挥而就。经馥少年放荡不学，幼时还在乡里出语烂漫。其父死后，经馥更无进取之心。岳父曾纪泽出使欧洲，累书相招才行。路经英国，翁婿游览伦敦，一日思归，竟径去不顾。”可知是独往独来的性格，连老丈人的面子都不顾，只知坐吃老太爷的家业。他死的时候，儿子李国芝才五岁。李国芝民国后来到上海，大概是奔着他二叔来的。 那时他家还是很有实力的，在安徽开有森林公司，在上海开有银行，还投资房地产，家里在江苏路上有花园洋房，进口汽车有好几部。上行下效，李国芝也是个大少爷，一辈子会花钱会唱戏而不会经营，花的都是他爷爷的钱。家业最后就只能是车子越乘越大，房子越住越小。不过他还是干过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在上海开办了一个李树德堂电台，播放京剧演唱节目和故事节目，听众也可以打电话点播节目，高兴时他自己还能吊上一阵嗓子，受到海派票友们的欢迎。他是海上著名的票友，是“久记”票房的骨干，为京剧不知花了多少钱。到了解放初，家底吃得差不多了，他最小的一个儿子李家庞就出来工作，穿上军装当兵去了。
至于李鹤章解甲归田后到底赚了多少钱，谁也无法详细统计，反正足足养活了四代人是无疑的。也就是说，从李鹤章1865年回老家起，直到解放前夕，整整富了八十多年。三个儿子中老二李经羲头脑最清楚，洋务传统代代相传，后代中李国松、李国筠、李家煌、李家炜、李家炯、李家煐、李家庞等均各自有成。再下一辈中更知发愤，还出了几个著名的人物。他们是外交家、前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著名建筑专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李道增，著名美籍华人、钢琴演奏家李道基，详情后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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