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得意)当然是别人的牺牲。
上帝李:所以,不论敌人或朋友,都要牺牲。朋友牺牲了外蒙古领土,敌人牺牲了原子弹下的人命?动用原子弹,没考虑到人道原则吗?
杜鲁门:我愿意提醒上帝李注意,我们美国《陆战法》(United States Law of Land Warfare)规定:“陆海空军部队之使用爆炸性的原子弹,由于无国际法惯例之存在,又无限制其使用之国际协议,不能视为违背国际法。”
上帝李:这算什么法?这明明是原子弹丢下来以后,“量弹定做”的法律。就法律而论,我愿意提醒你注意,1963年的一项日本判例,正式认定美国使用原子弹为违反国际法。那是1955年5月,有5个日本人向法院控告日本政府,要求赔偿在广岛、长崎所受原子弹的损失。1963年12月7日,珍?港事件22周年纪念,东京地方法院宣判,认定美国投掷原子弹为违反国际法,主要理由是此种轰炸为不分目标之盲目轰炸,而且造成不必要的痛苦。这种武器与传统不合之处太多。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因为威力之大,已大到不能分别轰炸目标与非轰炸目标、战斗员与非战斗员、军事基地或不设防城市,因而违背了国际法的人道原则。
杜鲁门:哦。
上帝李:动用原子弹,不考虑人道原则,也不考虑世界末日吗?
杜鲁门:什么世界末日?
上帝李:沃瑟曼(Harvey Wasserman)与所罗门(Norman Solomon)合写了《杀死我们自己》(Killing Our Own),这本书详尽地告诉我们,广岛与长崎所投的原子弹、乃至内华达州的核弹试爆、乃至太平洋群岛的试爆、暴露在核子工业里的铀和三里岛(Three-Mile Island)核能发电厂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无数人的死亡。人类玩原子弹,是杀死我们自己的开始。过去人类没有杀死自己的能力,从原子弹开始,人类有了;从你杜鲁门总统开始,人类有了起点了,像是老虎第一次舐到了血,它有了起点了。这起点多么诱惑人、诱惑自己,甚至在1950年朝鲜战争时,你还想丢。
杜鲁门:我有吗?
上帝李:现在我们看到解密的1950年11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对机密文件中,明白写出:“为了反对中共入侵朝鲜,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分为两种:战术目的,用于朝鲜;战略目的,用于满洲。”请注意,1959年10月25日中国出兵,半个月后,美国这份对中国使用原子弹的内部方案就出笼了。1950年11月30日,你在记者会上旁敲侧击,用不用原子弹,沸沸扬扬,惹得英国首相艾德礼(Clement Attlee)都跑到华盛顿来关切了,直到你对艾德礼保证不丢原子弹,才算雨过天晴。不是吗?
杜鲁门:(想了一下)大体如此。
上帝李:为什么不动用?美国军人在朝鲜天天在死人啊。
杜鲁门:我们要慎重。
上帝李:可见5年前原子弹丢到日本那两次,惹出了复杂问题,原子弹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新武器。不能因为美国军人死不死就决定丢不丢,不是吗?
杜鲁门:哦。
上帝李:上帝造人,至少到世界末日才收拾人类,可是疯科学家呢,却提前清场,在上帝还没动手前,就先收拾起来。疯科学家本身,还不足做坏事,因为他们一出实验室,就是白痴,但他们会把研究成果给疯政治家做尽坏事。搞出原子弹的天才奥本海默(Robert J. Oppenheimer),在发现原子弹的残忍后,向你这美国总统下指导棋,可是,你却讥笑这个愁眉苦脸、哭哭啼啼的家伙,懒得理他,政治利用了科学,疯科学家要功成身退都不简单呢,奥本海默的忠贞竟遭受调查。
杜鲁门:这些科学怪人就是这样莫名其妙。他们以为他们造了原子弹,还可以控制使用原子弹,他们太天真了。一旦武器落到政治家手里,丢到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丢,就全是政治家的事了。科学家以为那个时候还可以由他们指手画脚,他们太天真了。至于奥本海默后来忠贞遭到调查,又怎么样,连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不早就被调查吗?
上帝李:你记得1952年,你做总统的时候,你们美国怎么迫害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吗?你们用“自由主义者”等怪罪名,不让他入境,但是课他的税,却课到1955年,因为说他仍是美国公民,你们还抬出1910年的《曼恩法》(Mann Act)整他,他回忆(拿出一张纸):“联邦政府不时以合法的胁迫手段来损害政敌的威信。《曼恩法》最初的目的,在禁止输运妇女到别州去做娼妓。自从废止风化区之后,这种法律就没有效用可言,可是它还是用来做牺牲公民的依据。万一一个男人陪伴他已经离了婚的妻子,越过州界到另一州去,并和她发生性关系,他就算触犯《曼恩法》而要被问罪,而且很可能要服5年徒刑。美国政府就是假借这种合法的机会主义对我提出控?的。”卓别林的结论是:“如此这般的超爱国主义者,会促使美国成为法西斯的细胞核。”很讽刺吧,美国人有法西斯的气质是由顶级大明星发现的。连顶级大明星都这样被迫害,其他的异议人士,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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