悯忠寺刚盖时候的北京旧城，早就没有了，原来旧城的范围，也没有古迹可寻，留下的纪录，只能追溯到十世纪的辽朝。辽朝在北京盖了新城，悯忠寺被新城围住，位置在新城的东方。十二世纪的时候，金朝灭了辽朝，它把北京城重新加大。在辽朝盖的城外面，盖了一个大四倍的城，把它套在里面，这时候的悯忠寺，在金朝的北京城里，位置就偏向东南。十三世纪，元朝又灭了金朝，又重新盖了北京城，这个城，整个的朝北移动了，金朝的城，只有东北角的一小部分并到元朝的新城里，这时候的悯忠寺，被抛在城外的西南角。十四世纪，明朝赶走了元朝，又重建北京城，整个的朝南移，盖了一个方形的城，并入了元朝旧城的三分之二，这时候的悯忠寺，还是在城外面的西南角，不过离城比一百年前近了。到了十六世纪，大臣告诉明朝第十一个皇帝说，城外面的百姓，比城里面的多了一倍了，不能不保护他们。于是皇帝在一五五○年，叫一个奸臣严嵩主持，在城的南边，加盖了一个外城，东西比内城宽一点，南北比内城短一半。从此以后，这个古城的样子，就确定了。就这样的，四百三十多年下来，直到今天。
一五五○年外城盖好的时候，悯忠寺正式重圈到北京城里来。过了九十四年，清朝取代了明朝，原来在辽水流域的满族，统治了汉族的中国。又过了八十七年，清朝的第三个皇帝世宗雍正皇帝，在他即位第九年、一七三一年的时候，想到了这座忠烈祠，他把它改名叫“法源寺”。四十九年后，清朝的第四个皇帝高宗乾隆也亲来这里，并且亲题写了“法海真源”四个字，刻成匾，挂在这庙里。
又一百六十多年过去了，法源寺的附近，已经多了人烟，也多了寺南的义地和荒冢，许多从外地到北京来的人，死在北京，不能归葬的，都一一埋在这边了。那时候不流行火葬，人死后连同棺材运回家乡，很不简单。他们生时不能回归故乡，死后埋骨于此，总希望有点家乡味，所以，这些坟地也分区了，江苏人埋在江苏义地、江西人埋在江西义地、河南人埋在河南义地，不能明显分区的，也有许多义地可埋。至于能够归葬的，都先把棺材停在庙上，在庙里的空房，摆上长板凳，棺材就放在上面，有时候这一放就放得很久，甚至没人再过问。有的棺木不好，会生虫子、出恶臭，庙里的人，也只好一再用厚漆漆它，漆不住的，也只好就地处理，沦入荒冢了。
就这样的，北京的寺庙就成为人们生死线上的一个过渡，寺庙的和尚，除了本身的出世修行以外，他们的重要职务，就是代人们生前解决人神问题、死后处理人鬼问题。
法源寺的和尚，也是如此。
不同的是，法源寺在北京的寺庙里，有它特有的悲怆气氛。其他的寺庙，兴建的原因大多比较单纯，像隆福寺、法华寺，只是明朝皇帝应太监的请求，为了弘扬佛法，就盖起来了；像护国寺、普渡寺，是元朝丞相托克托、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的宅邸，旧宅邸一改就完成了。法源寺却完全不一样。它从唐太宗死前四年盖起，目的就是追念为中国而死的先烈与国殇，它的悲怆气氛，从它原始的悯忠字样就已表露。北京的寺庙名字，柏林寺、贤良寺、普济寺、广化寺、宝禅寺、妙应寺、广济寺、崇效寺、龙树寺、龙泉寺等等，都没有悲怆的意味，嵩祝寺、瑞应寺、大庆寿寺、延寿寺等等，甚至还洋溢着一片喜气。只有悯忠寺，它一开始，就表露了阴郁与苍茫。它日后的历史，也一再和这种气氛相伴。在它兴建后四百八十年，一个亡国的皇帝被关到里面，那是北宋的钦宗，他有着可怜的身世，他的父亲徽宗，艺术家的成分远多于皇帝，在位二十五年，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后，丢给了他，他只做了一年皇帝，就亡国了，然后做了三十年的囚犯。在悯忠寺，他回想故国，在晓钟夕照里，过着痛苦凄凉的岁月。
十三世纪，南宋也亡了。一个江西的进士谢枋得，参加抵抗蒙古兵失败，妻子被俘。他隐姓埋名，在江湖上算命，他不肯用元朝的钱，只肯收米面等实物，给他钱，他就生气，丢在地下。后来被发现了，他逃到福建，藏身武夷山中。元朝统一中国后，为了笼络汉人，到江南访求宋朝的遗士，跟它合作，名单开出三十人，谢枋得在里面，邀功的官吏找到他，强迫他北上。到北京后，他被安置在悯忠寺，他看到寺里曹娥碑，想到曹娥这个为了找父亲的尸体，十四岁就自杀了的汉朝女孩，感慨：“小女孩都能做到，我不能不如你啊！”遂把自己饿死在悯忠寺里。死的时候，六十四岁。
悯忠寺，就带着这样悲怆的身世，从历史走了下来。在十四世纪，当悯忠阁还没倒塌的时候，一个生在元朝的第一个皇帝时候、死在元朝最后一个皇帝时候的老人张翥，曾为它留下一首哀婉的律诗，那是：
百级危梯溯碧空
凭栏浩浩纳长风。
金银宫阙诸天上。
锦绣山川一气中。
事往前朝人自老，
魂来沧海鬼为雄。
只怜春色城南苑，
寂寞余花落旧红。
在“寂寞余花”的时候，开始了本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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