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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门阀政治》二郗鉴的密谋

(一)东晋初年的兵力状况

  郗鉴,高平金乡人,汉献帝时御史大夫郗虑玄孙。郗虑是经学大师郑玄的弟子。据《晋书》卷六七《郗鉴传》,郗鉴“博览经籍”,“以儒雅著”,不改郗虑家风,属于东汉以来的儒学旧族。在两晋之际,从时尚考虑,郗氏家族仕宦既不特别显达,人物又不预挥麈谈玄之流,与王、裴诸族相比较,郗氏在士族阶层中并不属于很高的门第。

  郗鉴起家,据本传说:“东海王越辟为主簿,举贤良,不行。”又据《晋书》卷五六《江统传》,东海王越于永嘉元年(307年)为兖州牧,以江统为别驾,委以州事。江统应东海王越之命,举郗鉴为贤良。这就是说,郗鉴通过江统,在政治上与东海王越有过一定的关系,但是并不深固。洛阳沦陷后,郗鉴未南渡,与宗族乡党千余家保据峄山(邹山),受琅邪王司马睿委署为兖州刺史,三年众至数万。以后,郗鉴被石勒侵逼,始辗转南移,于元帝永昌元年(322年)七月退保合肥,时距洛阳之陷已是十一年整了。纪瞻荐郗鉴于晋元帝,元帝徵鉴为尚书,入居京都。

  关于郗鉴南来,《晋书》没有明言其规模是率部还是举家。陶弘景《真诰》卷一五《阐幽微第一》注曰:郗鉴“永昌元年率诸流民来渡江东”云云。从郗鉴南行先驻合肥,以后频繁往来于合肥、建康之间的情况看来,郗鉴率有流民是可信的。但南来流民大体上是屯驻合肥,未得过江。流民帅所率流民不得过江而至建康,这在当时是通例,不独郗鉴所部如此。所以《真诰》谓郗鉴“率诸流民来渡江东”,只不过笼统言之,并不确切。郗鉴以流民帅的身分,置流民于合肥而本人被徵入朝。徵诏郗鉴,这是东晋元帝表示对他寄予信任的一种姿态,当然也有羁縻而观察之的意思。郗鉴自不愿置其所统部曲于不顾,使自己丧失可恃的实力。所以他本人继续与所率流民保持联系,频繁地往还于合肥、建康之间。

  郗鉴南来之时,王敦叛乱已经开始。王敦在京都改易百官,转徙方镇,并杀戮“南北之望”的戴渊、周等人。但是,默许王敦兴兵抗拒刘隗、刁协的士族人物,并不支持王敦篡夺东晋政权,太原王峤、太原温峤、陈郡谢鲲等都有表示,甚至王敦从弟王彬也反对王敦。王敦只得暂还武昌,遥制朝政。明帝即位后,王敦准备再次起兵,乃移镇姑孰,屯于湖,有另立东海王冲的图谋①。明帝惧王敦之逼,出郗鉴镇合肥,依其流民力量以为外援。王敦不愿郗鉴以流民为朝廷犄角,乃表请郗鉴为尚书令,郗鉴只得又返京都。这时距郗鉴南来刚过一年,但他已逐步陷入士族门户斗争的漩涡之中,成为影响东晋政局的一个颇为重要的人物。

  郗鉴重回建康,据本传说,“遂与帝谋灭敦”,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信息。郗鉴灭王敦之谋,内容如何,史籍无徵。据下年(太宁二年,324年)明帝讨伐王敦时郗鉴的擘划,参以《晋书》卷七四《桓彝传》明帝将讨敦,“拜彝散骑常侍,引参密谋”①之事,可知郗鉴所谋主要是用流民帅的兵力以制王敦。其时门阀士族虽不支持王敦篡夺,也还没有坚决站在朝廷一边。朝廷对王敦尚不具备明显的优势。所以明帝只能筹之于较低的士族人物郗鉴、桓彝,而郗、桓筹兵,也只能求之于门阀士族以外的流民。这是影响明、成两朝政局的一件大事,值得细细探索。

  明帝时,东晋的兵力状况是十分困难的。拥兵强藩除王敦外,还有陶侃、祖约诸人。陶侃已被王敦遣镇广州,未能参预荆、扬事态。祖约在豫州,继统祖逖军队,屯驻寿春,这支军队历来不服王敦。《世说新语·豪爽》:“王大将军始欲下都处分树置,先遣参军告朝廷,讽旨时贤。祖车骑(逖)尚未镇寿春,瞋目厉声语使人曰:‘卿语阿黑(原注:敦小字也)何敢不逊,催摄面去。须臾不尔,我将三千兵槊脚令上。’王闻之而止。”②尊经阁本汪藻《考异》注曰:“旧云‘王敦甚惮祖逖’。或云王有异志,祖曰:‘我在,伊何敢!’闻乃止。”但是祖氏与朝廷亦不相得,用祖约豫州之师以抗王敦,是不可能的。

  除了这几处强藩以外,东晋军既寡弱,又无粮廪。《晋书》卷二六《食货志》:“元帝为晋王(建武元年,317年),课督农功,诏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其非宿卫要任,皆宜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晋书》卷七八《丁潭传》:“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营阵不充。”这些都是王敦之乱稍前的材料。《晋书》卷六七《温峤传》温峤上军国要务七条,“议奏多纳之”。其第三条曰:“诸外州郡将兵者及都督府非临敌之军,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军五校有兵者及护军所统外军,可分遣二军出,并屯要处。缘江上下,皆有良田,开荒须①一年之后即易。”《晋书》卷七○《刘超传》,超入为射声校尉,“时军校无兵”,超以其为义兴太守时的“义随”为宿卫禁军。《晋书》卷八八《孔坦传》,朝廷使吴兴内史孔坦募江淮流民②为军。这些都是王敦之乱稍后的材料。王敦乱前乱后,朝廷军力军食艰难,既然都是如此,王敦乱中,情况应当也是这样。看来无兵可用,是东晋朝廷面临的极大困难,解决的办法只有一途,就是尽可能征发流民。

(二)流民与流民帅

  流民南来,情况各异,有的是分散行动,有的是由大族率领;有的零星流过长江,有的大股滞留江北。司马睿南渡后,流民一度零散地涌入东吴,数量不少。《食货志》载应詹表曰:“间者流人奔东吴,东吴今俭(案指太兴二年三吴大饥,死者甚伙之事),皆已反还。江西良田,旷废来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功劳报偿,皆如魏氏故事……。”应詹所谓流民反还江西,当是大率言之,其中有未还者,多成为士族大姓的僮客。稍后东晋颁行给客制度以及徵发流民为僮客者为兵,主要就是针对这些留在扬州江南诸郡流民的。

  扬州上游,豫州一带,亦有流民络绎南行,被东晋政府拦截于江北。《晋书》卷五九《汝南王亮传》附《西阳王美传》:司马差“南渡江,元帝承制,更拜抚军大将军,开府,给千兵百骑,诏与南顿王宗统流人以实中州。江西荒梗,复还。”司马美“放纵兵士劫钞,所司奏免羕官,诏不问。”案西阳王羕纵兵劫钞之事。亦见《晋书》卷六六《陶侃传》。永嘉时陶侃为武昌太守,“时天下饥荒,山夷多断江劫掠①。侃令诸将诈作商船以诱之。劫果至,生获数人,是西阳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贼……,羕缚送帐下二十人,侃斩之。自是水陆肃清,流亡者归之盈路。”西阳王羕左右诈为山夷以劫行旅,当即羕统流民以实中州时事。美还台后,流民南至江、荆之路始得通畅。《晋书》卷八一《刘胤传》:“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流人万计,布在江州。”这是成帝咸和时事,明帝时当已有此形势。

  东晋扬州近郡,农民兴发甚难,徵流民为兵,就成为势在必行之举。尚在道路转徒的流民,生计未立,无籍可稽,一般说来,还难于成为徵发对象。对于他们,必须先有一个使之著籍的过程。眼下可以徵发的,只能限于已经庇托于大姓、定居营生的流民②。因此,晋元帝时出现了一些处置流民的法令。

  据《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东晋之初,“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于是而有给客制度的出现。据《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上)南兖州条,晋元帝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元帝太兴四年(321年)诏以流民失籍,使条名上有司,为给客制度。而江北荒残,不可检实。”太兴四年的给客制度限于流民之失籍者,地域只是都下及扬州江南诸郡。制度规定流民皆条其名上有司,并规定为客者皆注家籍,即附籍于主人户中,其用意在于使流民有名可稽,使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掌握这些流民。《晋书》卷九一《儒林·徐邈传》,东莞徐澄之与臧琨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遂世为京口人。依情理度之,徐氏、臧氏所率流民居京口者,以社会地位论,既有士有庶;以经济状况论,当有地主、僮客与自耕农。但要进一步指实这种区分,估计各自所占的比例,探究这些人所受给客制度的影响,则是困难的事。

  给客制度本身,还不是东晋直接徵发流民为兵。但是流民既已著籍,东晋朝廷徵发他们就有了根据,所以出现了同年所颁“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的诏令,见《晋书》卷六《元帝纪》。这是以诏令形式放免为私家僮客的流民而徵发之,而其直接目的正是为了加强军队以对付王敦。“发僮”,当即《晋书》卷九八《王敦传》永昌元年(322年)王敦请诛刘隗疏中所谓“发良人奴,自为惠泽”之事,良人奴不是指良人之奴,而是指流民本为良人如今沦落为奴者;发以为兵,当即“兵家”,其身份同于客。“发客”,当亦是发以为“兵家”,例同《晋书》卷六九《刁协传》“取将吏客使转运”及同书卷六四《司马元显传》发“免奴为客者”为兵。晋元帝在同一年之内所行给客制度和发僮客为兵二事,都是针对流民而发,都是为了对付王敦。所以被徵发者,其万人配刘隗镇淮阴,万人配戴渊镇合肥,名曰备胡,但实际目的是一目了然的。同时,检校流民也是为了限制南北大族荫占流民的特权,这又成为王敦起兵的口实,成为南北大族多支持王敦起兵的一个重要原因。

  发流民之为僮客者为兵,被门阀士族视为一项可一而不可再的弊政。强发之兵也不甘驱使,没有战斗力。所以王敦第一次南下时,刘隗、戴渊之兵还救京师,一战即溃。虽然如此,当东晋面临王敦第二次起兵威胁的时候,东晋可以用来对付王敦的力量还是只有流民。不过,朝廷绝不能再采取徵发流民之为江南诸郡僮客者的老办法,而是利用麇集在江北和淮域的流民集团,并且不破坏流民集团中原有的统属关系。这就是太宁二年(324年)郗鉴与明帝密谋用流民帅的力量以对抗王敦的背景。郗鉴本人就是流民帅之一,他知道流民帅有为朝廷所用之可能,由他向明帝作出有关的建议,是比较合适的。

  屯驻于江淮之间受东晋委署的流民帅,多数曾有在北方抗拒胡羯的历史。他们所统的武装力量长期相随,多少具有私兵性质。东晋朝廷不得不重视他们,又不敢放心大胆地使用他们。他们是东晋的一支唯一可用的兵力,可又是朝廷不能完全信赖的兵力。一般说来,东晋是按照流民帅原有的地位高低和兵力多寡,委之以太守、刺史、将军之号,划分大致的地盘,羁縻于长江之外,拒绝他们过江南来。对于已经到达或者将要到达长江的流民帅,东晋往往以军事理由促其北返。祖逖率众南来,行达泗口,琅邪王司马睿“逆用”之为徐州刺史。后来祖逖率部众一度过江,居于京口,但是立足未久,又受命以豫州刺史名义,率部北返,活动在淮北地区。苏峻率部众由青州泛海入长江,达于广陵,不久也受命北返彭城作战,历官淮陵内史、兰陵相。蔡豹以清河太守避难南行,司马睿以为临淮太守、徐州刺史。蔡豹本传不谓率众,但他在祖逖为徐州刺史时任徐州司马,后来一直在江淮间与徐龛、石虎作战,亦当是率众南来不得过江的流民帅。庾之甥、褚裒从兄褚翜,曾为流民帅,率邑人自保于豫州界,后来单马至许昌投奔行台荀藩、荀祖,遂至江东。褚翜虽无部曲或部曲无多,元帝犹出之江外,为淮南内史。在黄河南北抗拒石勒的邵续,曾列名劝进表,其婿刘遐间道遣使受元帝节度,但刘遐之军也只是活动于下邳、彭城、泗口一带,最南不过临淮。

  一般说来,拥众南来而止于江淮间的流民帅,或者门户不高,或者虽有门户背景但本人不具备名士风流旨趣,与东晋政权及当朝士族是格格不入的。祖逖出于北州旧姓,但据其本传,逖本人“好侠”,“有豪气”,史臣谓其“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艰,原其素怀,亦为贪乱者矣。”蔡豹出陈留高门,而其本传谓豹“有气干”,其素质不类士族子弟。苏峻本传谓其“本以单家,聚众干扰攘之际”,门第与品格均不得入于士流。刘遐、郭默诸将也都出自寒微,习于行阵。只有郗鉴,门第条件初备,气质出众,足以出入门阀政治之中,故得以尚书之职徵辟台城。但是郗鉴部属仍然只能屯驻合肥,他本人出镇时也屡居江北,与上述诸人大体相同。

  名义上附晋的流民帅,曾长期置身于北方多种政治势力之间,须随时窥测形势,以谋自存。他们南来后对于东晋政权若即若离,在政治上保留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甚至于玩忽朝命,跋扈专横。他们雄据一方,各行其是,无王法亦无军纪,有的还要靠打家劫舍,拦截行旅以筹给养,连祖逖所部也是这样。《晋书》卷六二《祖逖传》:祖逖“宾客义徒皆暴桀勇士”,盗窃攻剽,祖逖则分享赃货。《世说新语·任诞》:“祖车骑过江时公私俭薄,无好服玩。王、庾诸公共就祖,忽见裘袍重叠,珍饰盈列,诸公怪之。祖曰:‘昨夜忽南塘(案在秦淮河南岸)一出。’祖于时恒自使健儿鼓行劫抄,在事之人亦容而不问。”祖逖的行径,与北方坞主郭默“以渔舟抄东归行旅”(《晋书》卷六三《郭默传》)、魏浚“劫掠得谷麦”(同书同卷《魏浚传》)完全一样。尊贵如西阳王美,当其统流民于江西之时,也是放纵部属“断江劫掠”,与其它流民帅同。

  郗鉴本人,杀人越货之事亦在所不免。《真诰》卷八《甄命授第四》:“郗回(案即郗鉴子愔,字方回)父无辜戮人数百口,取其财宝,殃考深重。惋(原注:谓应作怨字)主恒讼诉天曹,早已申对,……”。“太元真人答许长史。原注:郗回父鉴,清俭有忘(志)行,不应杀掠如此。或是初过江时摆拼所致,不尔则在凉府(?)杀贼有滥也。”《真诰》卷十一、十二谓郗鉴为鬼官,《太平广记》卷二八还有郗鉴为神仙之事。郗鉴为道教徒,本传无徵,但郗愔佞道则是确事。不管怎样,《真诰》记郗鉴杀人越货之事及其所作解释,当有晋、宋史料或口碑为参考,不是妄言。

  流民帅南来附晋者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无所依傍,一般说来一是力图站稳脚跟,保全势力,二是志在立功,以求发展。东晋对他们的态度,虽视其效忠程度而有所不同①,但总的说来是严密防制的。祖逖矢志北伐,义无反顾,对东晋无丝毫不臣之迹,但也不见容于晋室。其时琅邪王司马睿以子司马绍(案即后来的晋明帝)、司马裒先后镇广陵,扼制南渡通道,实际上也有节制流民帅使不得南渡之意。王导以从弟王舒为司马裒的司马,无异在广陵安排一支王与马的联合势力。司马裒旋死,王舒遂镇广陵。

  王舒在广陵,节制流民帅不使南渡,非常严格。《晋书》卷八一《蔡豹传》,豹退守下邳,徐龛击其辎重,“豹既败,将归谢罪,北中郎将王舒止之。……元帝闻豹退,使收之。使者至,王舒夜以兵围豹,……执豹,送至建康斩之。”蔡豹有战败之失,罪不至死,蔡豹之死,疑与他的流民帅身分以及企图南来情节有关。流民帅在北方多少有过战功,在阻滞石勒南下,保护江左政权方面起过作用。正因为如此,东晋朝廷更是提防他们,唯恐他们有恃功反噬之心。这正是东晋政权非常虚弱,只以门户利益为重的一种表现。

  流民帅少有内辅京师以备宿卫的机会,与东晋政权互相猜忌,所以他们也都不愿脱离自己的部属和集团,贸然过江,以为朝廷缓急之用。他们最担心的是被朝廷夺兵。祖逖过江,其兄纳、弟约均居官建康,逖本人也曾被徵为琅邪王军咨祭酒,但逖仍居京口,不离部众。王敦首次进逼京都,元帝曾召居兰陵相的流民帅苏峻讨伐王敦,苏峻观望形势,迟回不进,也是由于有所顾忌。此当为永昌元年(322年)春间之事,其时郗鉴尚未南来,流民帅与东晋朝廷之间,尚未打通关节。

(三)用流民帅平王敦之乱

  郗鉴与明帝密谋讨伐王敦,在太宁元年(323年)八月间。翌年七月,王敦所遣王含、钱凤之兵临建康,越十五日即有苏峻、刘遐等流民帅之兵迅援建康,扭转了局势,乱事悉平。由苏峻受诏入援而“迟回不进”,到苏峻等火速进卫建康,转变如此之大,我认为必有郗鉴(可能还有桓彝)折冲于朝廷与流民帅之间所起的作用。但是事密无闻,今天只能在零散史料中钩稽探赜,以约略窥其梗概。

  关于刘遐、苏峻诸军入援始末,《晋书》纪传散载事迹如下:

  《郗鉴传》:太宁元年郗鉴自合肥还台,“遂与帝谋灭敦”。传文既而叙王含、钱凤攻逼京都,郗鉴固辞卫将军军号之事,而不言议召苏峻、刘遐。

  《刘遐传》:遐于太宁初移屯泗口。王含反,遐与苏峻俱赴京都,未言有诏见召。

  《苏峻传》:王敦复反,郗鉴议召峻及刘遐入援。

  《王敦传》:王导自建康遗王含书曰:“得征北①告,刘遐、陶瞻、苏峻等深怀忧虑,不谋同辞。……是以圣主发赫斯之命,具如檄旨。”檄旨指同传所载明帝讨王敦之诏,其中调遣兵将一段提到刘遐、苏峻,但通篇不及郗鉴。看来“不谋同辞”云云并非真正“不谋”,只是王邃、王导不知或佯作不知郗鉴有密谋于其间,故有此语。

  《明帝纪》:太宁二年六月丁卯,广设军号,以王导为大都督,温峤、卞敦、应詹、郗鉴、庾亮、卞壶等各有军务职守,其中郗鉴为行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诏征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约、兖州刺史刘遐、临淮太守苏峻、广陵太守陶瞻等还卫京师。《明帝纪》于军事调遣交待清楚,只是无点睛之笔,没有点出擘划主要来自郗鉴,以及郗鉴本人固辞军号之事。

  记载此事近于全豹的,是《通鉴》。《通鉴》太宁二年六月丁卯记事,其广设军号以及以郗鉴为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据《明帝纪》;郗鉴固辞卫将军军号事,据《都鉴传》:郗鉴请诏征苏峻、刘遐,据《苏峻传》;刘遐、苏峻军迅速入援,据《刘遐传》及《苏峻传》;于郗鉴所请诏征苏、刘以外,还诏征王邃、陶瞻等人以为衬托,据《明帝纪》。《通鉴》叙事翔实可靠,只是没有把都鉴请诏征刘遐、苏峻之事,及郗鉴与明帝谋灭王敦之事联系起来考察。据我看来,前一事正是后一事的具体内容,因为灭王敦之谋首要的问题在于弄清有什么武力可以使用。郗鉴请明帝诏征流民帅,有首策之功,所以得以在灭王敦之役中受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之命;但是由于他与明帝相处的历史不长,他又不能不顾王导、庾亮、温峤、卞壶诸人而贸然出就卫将军之职。

  郗鉴以流民帅的地位,为晋明帝擘划用流民帅以灭王敦之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引流民帅入京都,对东晋有危险性,自然为当朝所忌讳。如果不是像都鉴这样有一定的门户背景和社会地位、与王敦势力没有瓜葛而又持重效忠的人,是不可能作出这种重要策划的。郗鉴过江不早,与王、马关系不深,但由于有此功劳,遂得跻身于江左门阀政治之中,而高平郗氏也得以在此后逐步上升为第一流侨姓士族。

  用流民帅解决朝政中的重大问题,虽收到很大的效果,但毕竟遗留了一些不利于朝廷的影响。苏峻得历阳内史职,控建康上游门户,骄溢自负,颇有异志。他拒绝庾亮内徵之命,说:“讨贼外任,远近从命,至于内辅,实非所堪。”优诏至,苏峻仍不从诏,表请“乞补青州一荒郡,以展鹰犬之用。”苏峻来自青州,部属当多青州人,荒郡之请,表明他决计不脱离部属而入辅朝廷。他对台使说:“往者国危累卵(案指王敦再叛之事),非我不济,狡兔既死,猎犬理自应烹,但当死报造谋者(案指庾亮)耳。”于是而有苏峻、祖约的叛乱。至于刘遐,他在追逐王含时“颇放兵虏掠”,恣纵不羁。刘遐旋死,朝廷以其部曲给与单马南奔的郭默,刘遐亲戚故旧不乐他属,遂以叛晋。郭默领刘遐部曲后报效东晋,助平苏峻之乱,被徵为右军将军。但是郭默以家世气质论毕竟也是流民帅之流,如果没有更为特殊的原因,也难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安身立命。《晋书》卷六三《郭默传》郭默谓刘胤曰:“我能御胡而不见用。右军主禁兵,若疆场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给,将卒无素,恩信不著,以此临敌,少有不败矣。”郭默也在平苏峻、祖约之后被陶侃擒斩。于是,由郗鉴策划而一度进入东晋政治领域的几个重要的流民帅,都被消灭了。

  苏峻其人其事,在东晋民间似乎还留有一些影响。《六朝事迹编类》“蒋帝庙”条谓“苏峻之难,钟山神同蒋侯为助,且曰:‘苏峻为逆,当共诛锄之。’后果斩峻。”但苏峻败死以后,建康民间曾立其像,称苏侯神。今本《搜神记》卷五、《北堂书钞》卷一四五和《太平御览》卷九三六引《续搜神记》,都有苏侯神事。《通典》卷五五《淫祠兴废》,谓东晋不典之祠非一,穆帝升平中何谨请汰废淫祠,不果行。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祠,苏侯神当在禁中;孝武帝孝建初又修葺所禁神庙,并加苏侯为骠骑大将军。据《宋书》卷九九《元凶劭传》,刘劭杀父自立后被围困于建康,曾迎祀苏峻像于宫内。南朝诸史载苏侯神祠事不少,地点及于建康之上游(如《南史》卷三二《张冲传》)和下游(如《南齐书》卷二八《崔祖思传》)。苏峻为晋叛臣而得于晋天子辇下立像受祀,其故难明。或者,苏峻以流民帅入援,驰骋建康城下,自南塘大破钱凤兵,奠立了灭王敦胜利基础,晋人念其功而遗其过欤?姑志于此,以备参考①。

  ① 参本书第二五页。

  ① 关于桓彝“引参密谋”之事,详见本书第一六一页。

  ② 此段文字,余氏《笺疏》、徐氏《校笺》句读均如此。我疑“讽旨”是讽朝廷之旨,故句读以作“……告朝廷讽旨。时贤祖车輢……”较胜,但未敢 遽断。

  ① 须,待也。它本作虽。周家禄校勘记谓,“虽”下脱“难”字。若尔,此句 当读作“开荒虽难,一年之后即易。”案,两读皆可通,作须略胜。

  ② 案当指江淮流民之散在吴兴郡者。

  ① 《宋书》卷九七《蛮传》豫州蛮条:西阳有五水蛮,“所在并深阻,种落炽盛,历世为盗贼,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山夷当即此蛮。

  ② 使流民著籍而徵发为兵,似是此时朝廷聚兵的一个主要途径。另一个途径是募兵。成帝咸和时孔坦为吴兴内史,朝廷“使坦募江淮流人为军”,因乱东还的殿中兵也有应募者,见《晋书》卷七八《孔坦传》。元帝、明帝时当亦有募兵,不过难测数量多少。这种募兵大概不会是已著籍的流民。

  ① 流民帅中效忠而为朝廷信任之例,如褚翜从淮南受戴渊之遣赴王敦之难,遂为京师五校之一。苏峻之难,翜为侍中在成帝左右,有忠贞之誉。事见 《晋书》卷七七《褚翜传》。

  ① 征北指王导从弟王邃。《元帝纪》永昌元年十月“以下邳内史王遐为征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镇淮阴。”

  ① 本书撰写既竟,得见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的研究》(日本岩波书店1982年版),书中也注意到晋明帝听从郗鉴建议,召苏峻、刘遐援京师,依靠这些“北来兵团”平定了王敦之乱,并消灭了助王敦叛乱的吴兴豪族沈氏、钱氏势力这一事实(见该书第二二八至二三二页《北来流入兵团和王敦之乱》一节),但并未细究原委。川胜先生为日本研究六朝史富有成绩的学者之一,不幸于1984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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