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自由社会没有它的民情，而且正如我在本书上卷已经说过的，社会的民情是由女性创造的。因此，凡是影响妇女的地位、习惯和思想的一切东西，在我看来都具有重大的政治作用。
在几乎所有的信奉新教的国家里，年轻女性的行动自主性都比在信奉天主教的国家里大得无比。在象英国那样的保有或获得自治权利的新教国家里，这种独立自主性更大。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自由便通过政治惯例和宗教信仰而进入每个家庭。
在美国，新教的教义正和非常自由的政治体制和非常民主的社会情况互为补充，而且没有一个地方的年轻女性能象美国的年轻女性那样完全自主。
美国的女青年早在达到结婚年龄以前，便已开始逐步不受母亲的监护；在她们还完全没有走出童年时期，就已经自己独立思考，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自己单独行动；人生的宏大场面不断地展现在她们的面前，父母不但不干预她们去看这个场面，而且让她们每天细致地去观察它，叫她们学会冷静正确地去正视它。因此，社会上的邪恶和危险很早就呈现在她们的面前；她们能够看清这些邪恶和危险，在作判断时不抱任何幻想，并且敢于面对它们，因为她们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应付，认为周围的人似乎也在这样想。
因此，几乎不可能指望在美国的女青年身上见到情窦初开时期表现出来的那种处女的稚气，更不可能见到欧洲女青年在从童年过渡到青年时通常伴有的那种天真无邪的风韵。
美国妇女，不管年龄大小，都很少表现出孩子气的怯懦和无知。同欧洲的女青年一样，她们也想取悦于人，但她们却清楚地知道应当付出什么代价。即使她们没有投身于邪恶，至少知道世间有邪恶。与其说她们有高尚的精神，不如说她们有纯洁的情操。
当我看到美国女青年在欢欢喜喜的交谈中发生争执时能够极其巧妙地和泰然自若地表述自己的思想和话语时，往往使我吃惊不已，几乎为之倾倒。一位哲学家在一条狭道上可能跌倒百次，可是美国女青年却能轻易地走过去而不发生意外。
其实，人们不难看到，美国妇女甚至在年纪轻轻的时候，便已完全是自己的主人；她们尽情享受一切被允许的享乐，但从不沉湎于任何一种享乐；尽管她们往往好象随随便便，但她们的理智决不会失去其控制作用。
在法国，我们还在自己的观点和爱好当中令人不可思议地掺有历代的残余，以致往往对妇女施以贵族时代那样的严加管束、隐居深闺、几乎可以说是修道院式的教育，而在民主社会建立以后，又立即把她们弃之于这个社会必然产生的混乱之中，不加指导和支援。
美国人对他们自己的做法是很满意的。
他们认为，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个人的独立是不可或缺的重大原则，青年人应当早熟，趣味不必持久，习惯可以改变，舆论通常应当是不定的和无力的，父权应予削弱，夫权应被否认。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断定，压抑妇女发自内心的最强烈感情是无济于事的，而最稳妥的办法是教导她们以自己控制这种感情的技能。由于他们无法防止妇女的贞操常遭破坏的危险，所以他们希望妇女自己去保卫贞操，依靠妇女的自由意志力，而不依靠那些已经摇摇欲坠或已被推翻的限制措施。他们不是让妇女怀疑自己无能，而是不断设法增强妇女的自信力。由于他们不可能而且也不希望女孩子长期处于完全无知状态，所以他们便及早授予女孩子以处理各种事务的初步知识。他们不向女孩子隐瞒世间的腐败情形，而且愿意叫女孩子一目了然，使其养成抵制腐败的能力。他们认为，与其特别重视女孩子的贞洁，莫如培养她的操行。
尽管美国人是一个笃信宗教的民族，但他们并不只是依靠宗教来使妇女保卫贞操，而且也设法武装妇女的理智。他们在这方面采用的方法，与在其他许多方面采用的相同。首先，他们积极努力，以使妇女在运用个人的独立自主时有所节制；其次，在用尽人为的力量之后，才求助于宗教。
我知道，这样的教育不是没有危险的；我也不是不知道，这样的教育可以发挥妇女的判断力而抑制她们的想象力，使妇女虽有德行但感情冷淡，而不能成为男人的婚妻和亲密伴侣。即使这样的社会比较安定和更有秩序，家庭生活也往往缺乏温暖。但是，这些还是等而次之的缺陷，而且为了更大的利益，可以不去计较。事情到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地步，使我们只能做一种选择：必须实行民主的教育，以使妇女免遭民主的制度和民情将会给妇女带来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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