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通常都把一切史实同某些个人的独特意志和性格联系起来，喜欢将重大的革命归因于一些并不重要的偶然事件。他们能以卓越的见识找出一些最小的原因，但往往忽略一些比较重大的原因。
而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则与他们完全相反。
他们大部分人认为，个人对人类的命运几乎不发生影响，而少数公民也不能影响全民的命运。但是，他们却用一些普遍的重大原因去解释所有的特殊的微小事实。这种对立的倾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当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纵观世界舞台时，他们首先看到的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正在舞台上表演的主要演员。这几个站在舞台前面的主要人物，吸引了他们的视线，使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几个人。他们专心去研究这几个人的一言一行的隐秘动机，而忽略了其余的一切。由于他们重视某些个人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就想夸大个人可能发生的影响，自然而然要用某些个人的个别行动去说明群众的普遍运动。
反之，在公民们各自独立，每个公民都同样是软弱无力的民主社会，谁也不会对群众拥有非常强大的和极其持久的权力。乍一看来，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对于社会好象是不发生任何作用的，可以说社会是在全体成员的自由的和自发的竞争中前进的。
这种情况，自然会使人的精神去探索既能启发人智又能使人智指向同一方面的一般原理。
我坚信，在民主国家里，某些个人的天才、德行和劣行，会推迟或加速国家命运的自然进程，但这些偶然的和次要的原因，也是容易变化的，比较隐秘、复杂和力量不大的，从而在平等时代去发现和研究这些原因也比在贵族时代困难。
在贵族时代，历史学家只从无数的一般事实中摘出某一单独的个人或几个人的个别活动进行分析。
历史学家这样地进行研究后不久，就感到厌烦了。他们进入了迷宫，晕头转向，弄不清和无法满意地说明个人的影响力，而只好否认这种影响力。我们主张从研究种族的特点、国家的自然环境或文明的精神面貌入手。这可以事半功倍，而且能使读者满足。
拉法夷特先生在其《回忆录》的某处说过，过分强调一般原因的研究方法，会使二流政治家得到极大的慰藉。我补充一句：这也会使二流历史学家得到很好的慰藉。这会使他们可以常用冠冕堂皇的大理由巧妙地回避其著作中最难处理的问题，掩盖其无能和懒惰，而空享研究深刻的荣誉。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在任何时代，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有一部分来因于非常一般的事实，而另一部分则来因于非常个别的影响。这两种原因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只是各自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在民主时代，用一般原因可以说明的事实多于贵族时代，而个别影响造成的事实则少于贵族时代。在贵族时代，个别的影响特别强大，而一般原因则作用不大，甚至很少承认身分不平等这个事实是准许某些个人压制其他一切人的天赋意愿的一般原因。
因此，试图描述民主社会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历史学家，有理由用一般原因去说明大部分问题，并将精力主要用于探索一般原因。但是，他们如果因为难于确定和查明个人的个别作用而否认这种作用，那也是错误的。
生活在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不但喜欢给每个事实找出一般原因，而且致力于将各种事实联系起来，为它们定出一个系统。
在贵族时代，历史学家的注意力始终放在个人的作用上，所以他们对事件之间的联系视而不见，或者可以说他们根本不相信其间有联系。在他们看来，历史的进程随时都有因为一个人的逝去而中断的危险。
反之，在民主时代，历史学家不太重视演员，而特别重视演出，所以他们容易在各场演出之间建立有系统的联系和秩序。
给我们留下了美丽史诗的古代文学，并没有绘出一个伟大的历史系统；而现代的十分简陋的文学，却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系统。看来，古代的历史学家并没有充分利用被今天的历史学家几乎经常搬用的一般理论。
民主时代的历史著作家，还有另一个十分危险的倾向。
当个人对国家的影响消失时，往往会使人觉得世界虽在运动，但看不见隐藏的原动力。由于极难认识和分析那些对每个公民分别发生作用，而最终引起全民运动的原因，所以人们只好认为这个运动不是随意的，社会必然无形之中受到一个最高权力的支配。
甚至在终于发现世界上确有一般原因在支配所有个人的意志的时候，这也拯救不了人类的自由。一个广泛得足以同时用于千百万人，而且强大得足以控制同一阵营的全体的原因，大概是最难抗拒的。人们一旦服从这个原因，就只好认为不能再抗拒。
因此，生活在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不但拒绝承认某些公民有能力支配全民的命运，而且认为全民本身也没有能力改善自己的境遇。他们有时认为人民受刚直无私的天意的摆布，有时认为人民受盲目的宿命的支配。在他们看来，每个民族都由于它的地理位置、起源、历史和性格，而与它完全无力改变的某种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逐次考察每一代人，再由一个年代考察到另一个年代，由一个必然事件考察到另一个必然事件，一直上溯到世界的起源，然后铸出一条环环相接的大锁链，把整个人类的一切事件对号入座放进去，使它们联系起来。
他们不以指明事件是怎样发生的为满足，而且还喜欢叫人知道事件将来会如何发展。他们研究了一个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民族后，便论证这个民族是不得不按至今走过来的路前进的。这样的研究方法，最容易指导这个民族将来如何选择更好的道路。
我们在阅读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时，特别是在阅读古代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时，总觉得那时候的人只要将自己治理好，就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和管理好同胞。而我们在阅读现代人写的历史著作时，则会觉得人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周围的人，都无能为力。古代的历史学家教导人们自主，现代的历史学家只教导人们学习服从。在现代的著作中，作者总使自己显得伟大，而把人类视如草芥。
如果现代的历史学家如此醉心的这个有害学说从作者传到读者，并深入到全体公民和控制了舆论，那末，我们可以预言：用不了多少时间，这个学说就将使新社会的运动瘫痪，使基督教徒变成土耳其人。
我还要指出，这样的学说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特别有危险。当代的人十分怀疑意志自由，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都是软弱无力的；但是，他们仍然承认人结成团体时是有力量的和自主的。应当发扬这个思想，因为现在需要振奋人的精神，而不应当压抑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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