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沥川和我分手的那天开始，我一天至少给他发一个eil，从未收过任何回音。 他走之后的第二天，我在绝望中给他打过一次电话，却被告知是空号。我打电话找纪桓，纪桓对此事一无所知。他帮我问过沥川的公司，得到的回答是，沥川被紧急调回cgp欧洲总部，他手上的设计图将会在欧洲继续完成。所以他仍然是cgp的首席设计师，虽然很大的程度来说只是挂名。cgp需要他的名望招揽业务。
纪桓说，由于沥川极度保护自己的隐私，他对沥川的所有了解主要来源于cgp网站上的几句简单介绍。和我google出来的信息相差无几。王沥川，著名青年建筑设计师。出生于瑞士伯尔尼，xx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建筑系，曾获得过以下奖项：xxxx年瑞士青年设计师大赛一等奖，xx年美国p/a金奖，xx年法国as-4建筑设计大奖。代表作吧查看信箱。看到那个0字，我又受到刺激，忍不住又写去一封信。头两年，我还在信里问他，你好吗？你在干什么？渐渐地，我的信只写我自己，有时候是学习汇报，比如：“这学期我选了四门课，精读、口语、写作、莎士比亚。上学期那篇劳伦斯的论文我得了最高分。我在课堂上发言，说查泰来夫人怎可以这样虐待克里福。把我的老师气得半死。”有时候是读书报告，比如：“今天我去图书馆借了一本特深奥的书——《莲花经》。我花了一个星期看完，回头想想，一句没看懂。”有时候是饮食或气象记录，比如：“北京今年风尘真大，我买了一条大围巾。”或“还记得我们学校的鸳鸯林吗？现在林子的当中，修了一个水池，旁边开了一家湘菜馆。里面的红烧肉真好吃。”
我觉得，我不是在写信，而是在电子信箱里种下一丛春草。“春草恰如离恨，更行更远还生。”
三年中，因为学习的缘故，我很少回家。只在每年的春节回去过几天。我和我爸大约冷战了一年，我最终告诉了他我和沥川分手的消息。爸听后半天没说话，最后问我，那你，难不难过？我说，已经过去了。正好借此东风，化悲痛为力量，年年拿奖学金回来。
就在我刚刚上研究生的那一年夏季，学校还没有放假，我收到了小冬的一个电话：“姐，回家看看爸吧。爸爸病危。”
爸得的是扩张性心肌病。送到市医院，学校的同事不知底细，以为小冬学医，就先给他打了电话。其实小冬只是医学院一年级的学生，除了着急，什么也不会。我爸昏倒在教室里，送到医院的当天就发了病危通知。之后的几天，他一直靠药物维持生命。学校在开始的几天，还不断地送去支票，渐渐地，他们派人向小冬解释，学校无法承担父亲的医疗费。主治医生说，这种病希望很小，除了心脏移植，基本上没治。
我问小冬，心脏移植的费用会是多少。
“二十万的手术费。手术风险很大。就算成功，每个月大概还要几千元的抗排斥药费。”小冬一愁莫展。
“爸……他还能说话吗？”在这种时候，我连哭是什么都忘记了。
“倒是醒过来一次，”小冬说，“我没告诉他实情。他一直胸闷，心慌，喘不过气，多半猜到自己情况不好，说想见你。”
“小冬，你马上去调查谁是云南最好的心脏手术专家，我去弄钱，替爸做心脏移植。”我放下电话，打车直奔龙璟花园，沥川的公寓。
我的手上，还有那个公寓的钥匙。打开房门，一切依旧，一尘不染。公寓的管理费十分昂贵，所以每天都有人来打扫，所有的陈设，还是沥川离开时候的样子。我的心堵得满满的，来不及悲伤，也来不及回忆。
我在茶几上找到了那个信封，用手机拨号。电话响了两声，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你好。陈东村律师事务所。”
“我找陈东村律师。”
“我就是。”
“您好。我姓谢，谢小秋。”
“哦，谢小姐。好久没联系，”他居然还记得我，“找我有事？”
“我需要钱。”我说得直截了当。
“能否请您到律师事务所来一趟？钱的事情，电话里谈不方便。”
“请问律师事务所在哪里？”
“您知道龙璟花园吧？我们的事务所在二层，204号。”
我松了一口气，真是方便，居然就在楼下。我下楼，找到那间房，一位中年男士迎了出来，将我请进他自己的办公室。他显然在业界资历颇深，龙璟花园地段优良，租金昂贵，在这里办公是不小的花费。
“谢小姐，我需要看一下您的证件，以便确认您的身份。”他是北京人，好像是语言学院毕业的，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我给他看了我的身份证和学生证。他点点头，到隔壁保险柜去拿出来一个木盒子。然后，他从里面拿出一本支票本，问：“谢小姐需要多少钱？”
“你能开多少？”我心里没底。
“随您说。”他看了我一眼，“或者，您把支票本拿去，自己留着慢慢开也可以。”
“二十五万。”二十万的手术费，五万的药费。
他在支票上写上钱数，让我签个名，复印存档，然后将原件交给我。我看了看，沥川已经在上面事先签好了名。
我把支票放进钱包。陈东村又问：“那两处房产的过户手续，谢小姐不想一并也办了吗？”
我说：“我不要房产。就是这二十五万，也是我向他借的。以后一定设法归还。”说着，我写了一张借据，强行塞到他的手中。
陈东村笑了笑，接过，放入盒中：“谢小姐，任何时候，如果您还需要钱，请来电话。”
果然是沙场老手，不温不热，不推不托，说话知道分寸。
我爸的心脏移植手术是在昆明做的。他的病情太重，已不能乘飞机去别的城市更好的医院。那天，好几位专家在他的身边工作了四个多小时。手术相当成功。可是，紧接着，爸的身体便有了严重的排斥反应。我们怀着一线希望，竭尽所能地照料父亲。他挣扎着活了二十五天，还是离开了我们。其实，手术风险之大，我们早已知道。但直至办完了丧事，我们还不敢相信，爸竟这么快就走了。
那年暑假，万木丛生，骄阳似火。突然间，这世界就剩下了我和小冬。
“姐，我们现在，是不是算孤儿了？”小冬问我。
“不是还有我和你吗？幸亏当年妈妈将你超生了出来。”
我弟是超生，因为爸不愿意让我妈打胎。而爸也因此失去了他在这个普通中学所有的提升机会，连弟上户口都大费周章。我们在爸的抽屉里找到几个存折，里面的钱全部加起来了，有两万块。这大概是我们家的全部积蓄。我们用这笔钱给爸选了一个比较好的墓地。
漫长的暑假，小冬只住了半个月就回学校了。我觉得精疲力竭，于是继续留在个旧。想稍作修整，应付未知的人生。七月的时候，高中同学过来约我到以前的学校去聚餐，顺便看望一下老师，我心情不好，推三阻四，同学硬劝：“别人都可以不去，你这个全校最高分不去，老师会伤心的。”
无奈，傍晚时分，我骑着自行车来到南池中学的大门。守门的张大婶认得我，更认得我爸。我爸原来就是南池中学的老师，因为超生被降职，发配到更低一级的小镇中学。张大婶远远地向我招手：“小秋！暑假来这里玩儿？”
“是啊，同学聚会。”
“听说谢老师……”她摸了摸我的脸，“唉，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她不提则已，一提，我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我低下头，眼泪掉在地上。
“哎哎，是我不好，好不易过去了，又提这事儿。”她拉着我的手，硬塞给我一个苹果。
我于是边吃苹果，边在大门口等我的同学。
过了一会儿，张大婶忽然又问：“对了，几年前，曾经有个人到学校来找你，我告诉了他你的住址，他找到你了吗？”
我的手一抖，问道：“什么人找我？大婶您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怎么不记得。小伙子生得可俊了，直把刚进门的几位年轻女老师看痴了过去。不过，他好像腿不大方便，走路有点跛。”
我强装镇定，又问：“您还记得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吗？”
“唔……三年前吧，春节之前，寒假之后。他还问我这里有没有地方卖南池中学的纪念状的那种。每天早上起来，我花一个多小时画妆，用紫色和黑色的眼影，把眼圈画得深不见底。平日我要么穿皮夹克，要么穿小马甲，露出肚脐上的那个小金环，觉得自己很性感。我喜欢料子很厚，样子很夸张的裙子。我学会了抽烟，瘾越来越大，我周末去酒吧喝酒，常常醉倒。扶我的男人趁机在我的身上摸一把，我笑笑，和他打趣，无所谓。
自从收到了沥川的“慰问”卡，我再也没有给他写信。
两年之后，我成绩优秀，提前一年硕士毕业。我的导师看着我，一脸的惋惜。
我将自己的简历递给五家翻译公司。五家都请我去面试。我自然选了本市最大、待遇最好、资历最强的那一家：九通翻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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