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许多方面，诸如创造过程，科学家个人在革命性的科学观念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的作用，科学革命家的个性以及科学通讯技术和方法的变化对科学革命的影响，都没有在本书中加以研究。我只是谈到了科学革命与社会、政治、制度或是经济根源之间相互作用的程度和层次的许多方面。此外，我仅仅用例证指出了科学革命和社会政治革命之间的可能联系和继承关系。
但在科学革命中，有一个一再出现于原始的和第二手文献中的经验现象，我乐于在此进行一番讨论，这一现象就是改宗。人们常常引用普朗克的话（194，33-34）来表明改宗之难：“新的科学真理不是由于说服它的反对派，使他们接受而获得胜利，而是由于这些反对派最终死去，而熟悉它的新一代人成长起来使科学真理获得胜利。”半个世纪前，哈佛大学的教授约瑟夫·洛维林表达过类似的观念。他对他的学生们说：光有两种理论，波动说和微粒说。据说他当时声称：今天每一个人都相信波动说，原因是所有相信微粒说的人全都死了。不过，正如我们所知，这类表述中肯定会有一个真理的标准问题，新的科学观念确实赢得了后人，但也说服了某些反对派，本书的许多例证表明了这一点。普朗克就亲眼目睹了他的基本观念被他的科学同事们接受、修改和运用的过程。科学革命的这一特征——赢得科学工作者——非常具有普遍性，因此我把它的烈度作为从理论革命到科学革命转化的标志。
这种信念上的巨变很可能是破坏性的。全新观念的接受几乎总要引起对基本问题——时间和空间、同时性、物种的稳定性、原子的不可分性、微粒和波动的不相容性、因果性、可预见性进行重新思考。此外，新观念总是以完全不同的思想抛弃过去已被广泛接受的信仰。这就难怪科学家要采用“已经看到了光明”或“改变信念”这一类词句，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经验与古典的宗教体验相比较。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库恩使用了两个词组来揭示这一现象：不可逆的“格式塔转变”和“改宗经验”。他明确讨论了从忠诚一个范式转变为忠诚另一个范式，这是一个类似于转变宗教信仰的行为。虽然这不是他写作大纲中的主要内容，但这一点仍以显著的地位出现，尽管库恩没有举出例证。人们只要读过这部关于科学革命的名著，就不能不对无处不在的关于转变的词语留下深刻印象。有时，科学家运用转变一词不过是出于形象或文字上的考虑，例如，1796年约瑟夫·普里斯特利（1796；1929，1920）描述了“爱丁堡的布莱克博士以及我知道的所有苏格兰人是如何声称转向了”新的拉瓦锡化学体系的。两个世纪后，物理学家A．佩斯（1982，150）则用同样的词汇描述新物理学。从前一章我们看到，威尔逊的情况也是如此，他是板块构造理论的创立者之一，也是大陆漂移理论早期的传播者。
大约一百年前，赫胥黎曾写道：“皈依科学信仰的后果之一就是承认因果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的普遍和绝对的有效性”。这一论点是赫肯黎在回答那种对达尔文“企图恢复古老的异教女神——偶然性”的责备时提出来的。在赫胥黎看来，贬低达尔文的人认为达尔文“设想变异是‘偶然性’造成的，最适合者经受住了生存斗争的‘偶然性’得以生存。”因此，他们指出，达尔文理论中，“偶然性取代了上帝的设计。”在回答达尔文主义对保守主义者的批评时，赫胥黎指出，那些如此看待“偶然性”的人是“古代迷信和愚昧的继承人……他们的心灵从来没有被科学思想的光芒照亮过”。他们是顽固的，迄今为止并未转向科学；他们拒不承认因果律。赫胥黎解释说：这种承认“是一次信仰上的行动”。原因在于“就本质而言，这一命题的真实性是不可证实的”。而这种信仰的与别的信仰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盲目的，而是合理的”。它“无可辩驳地被经验所证实，它是一切行动的唯一值得信赖的基础”。赫胥黎不仅用了大量篇幅驳斥达尔文的反对派，而且为了达到目的，他还使用了我们今天看来有些过分的类比于宗教的方法。他做的甚至比我所指出的还过分，他谈到“我们远古祖先对偶然性的崇拜现在在人们之中竟然仍有市场”（达尔文，1887，2：pp．199-200）。
改宗思想在达尔文的通信中突出体现出来，下面是他1858年至1859年间几封信的片断：
［1859年1月25日致A.R.华莱士」你问我有关赖尔的精神状态。我认为他有些动摇不定，但没有屈服。他经常厌恶地对我说，如果他被“误解”了，那将是多么令人讨厌的事，“原理”的再版工作是多么没有意思。他最正直，最诚实，我想他最终被“误解”是必然的。胡克博士几乎和你我一样成了异教徒，而我认为胡克是迄今为止欧洲最称职的评论员。
［1859年9月20日致C．赖尔]你以前对物种不变性的怀疑，也许比我的著作对你的改宗（如果你已经改变了的话）影响更大……无论我怎样表达对你的学说的信服都不过分，上帝知道我从不逃避困难。我愚蠢地渴望着你的判决，这并不是说你不改宗会令我失望；因为我记得我花费了很长时间才转变过来；但是如果你能转变过来的话，我将是极为高兴的，尤其是我对这种转变有一份功劳的话。
［1859年9月23日致W．D．福克斯」我并没有傻到想使你改宗的程度。
［1859年10月15日致J．D．胡克」莱尔准备重新阅读我的著作，我仍然对他的改宗抱有希望，或者按他的说法，使他离经叛道了。
［1859年10月15日致T．H．赫胥黎］我决不希望你转变到我的许多谬误上来。
［1859年11月11日致A.格雷：」赖尔……快转变到我的观点上来了。
［1859年11月13日致AR．华莱士」胡克认为（赖尔）完全转变了。
赖尔后来在给胡克的一封信中讨论了这个问题（1887，2：193）：“我发现，我没有能使过去反对达尔文甚至现在反对赫胥黎的人的态度有了多大程度的转变。他们必须放弃“古老而长期为人们所珍爱的观点，这些观点使我早年对科学理论产生了兴趣，那时我深信帕斯卡、哈拉姆称之为‘大天使毁灭的理论’”。在这些摘录中，我们不但注意到“改宗”和其他宗教术语的运用，而且还看到达尔文自己的改宗也用了很长的时间。这是科学家们的普遍话题。J．J．汤姆森在他的自传中叙述了他接受原子的可分性是多么困难。
达尔文的通信还使我们能够看到转变的实际经历。H．C．沃森曾把达尔文称作“自然史中最伟大的革命家”，他在1859年11月21日写道，“自然选择”包含了“全部伟大自然真理的特点”，它澄清了“模糊的东西”，简化了“复杂的东西”，极大地补充了“以往的知识”（达尔文1887，2：226）。赫胥黎在说明《物种起源》被接受时阐述了新进化论的作用（1888）：它像“一道闪电，给在黑暗中迷失方向的人们突然照亮一条道路，不管这条道路是否能直接安抵家中，但肯定是一条光明之路”。随后，他用了一个宗教隐喻，他说：“达尔文和华莱土驱散了黑暗，起源说的烽火引导着黑暗中的人们”。
化学家罗萨·迈耶对科学改宗的解释是引人注目的。几年后，迈耶回忆起1860年召开的卡尔斯鲁厄会议结束时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件。会议是由伟大的有机化学家凯库勒召集的，是“化学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范·斯普朗森1969，42）。这是首次为解决科学内部的紧迫问题而召开的国际科学大会。讨论的中心是几种竞争的、极为不同的原子量体系所造成的混乱。由于非常不确定导致许多化学家转向化合量以寻求出路。原子量体系的差别来自原子和分子概念的歧义。例如，同一化学元素的原子能否结合成分子（意大利化学家阿伏伽德罗的问题）？化学键是否只在不同元素的原子之间形成（现代原子论的创始人道尔顿的问题）？这次会议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全部有机化学的结构形式须依赖它来解决（见德·米尔特1948）。
无须惊奇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化学家们简单而又普遍可接受的方案结束他们的会议。但这次会议确实有正面结论：会议邻近结束时，热那亚大学化学教授S．坎尼查罗散发了一本小册子，他在其中对会议的中心议题作出了解答，今天这一解答已经被普遍接受。坎尼查罗主要借鉴了阿伏伽德罗的工作，同时也吸收了C．F．热劳尔的观点，他一直在向他的学生们教授这个困扰整个科学界的难题的解答方法。迈耶一读到这个小册子就立刻转向了坎尼查罗体系，而且他和几位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一道成为元素周期律（或体系）的发现者。这次会议两年后，坎尼查罗在《化学进展年度报告》上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几十年后，迈耶为其再版作序，描述了他自己的转变经历。由于这段说明非常经典，所以很值得在此全文引用：
会议结束后，根据作者的意见，他的朋友A．帕维希散发了一本薄薄的、乍看意思不大的小册子：坎尼查罗的Sunto…，这是一个重译本，原著在几年前就出现了，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也拿到了一本，并准备在返回的途中阅读。到家后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这本小册子并惊叹它对最重要的焦点问题给予的启示。它使我眼界一开，疑虑顿除，代之而来的是一种平静、确定的感觉。如果说几年后我能对澄清形势，平息过去激动的情绪有所贡献的话，那么我应当深深感谢坎尼查罗的论文。其他许多与会者想必也有类似的感受。激烈的争论浪潮开始平息下来（坎尼查罗1891，59－60）。
读者也许会注意到迈耶提到了塔素斯的索尔（Saul of Tareus），因为他使用的是“擦亮了……我的眼睛”以及其他宗教体验的语言。很显然，迈耶一定认识到在科学转变和宗教变宗之间存在相当大的相似之处。
在历史地研究革命时，人们必须清楚，在古典时代，“转变观念”意味着在旧的循环意义上发生了一场革命，甚至在宗教中，“改宗”仍然保留了某些古代精神再生的意味，否则就不可能探讨改宗。但这一术语的现代用法，尤其是在科学中，指的是根本改宗和接受完全不同的观点。因此观念的转换，使我们走上了循环之路。尽管科学分析不容许采用宗教术语如“改宗”来探讨科学变化，但历史学家在研究“改宗”时的主要任务——如同在研究“革命”时一样——不是为了裁决过去的言行，而是记录并分析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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