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对于这位年轻得和他们儿子一样的人在工960年当选为美国总统，感到既忧虑、又好奇。他们中至少有两个人——西德的康拉德·阿登纳和自由中国的蒋介石——几乎公开地赞成尼克松。苏联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对这两位候选人全都不在意，认为他们是“一双靴子——是左脚的那只好呢，还是右脚的那只好？”然而到1961年，无论是友好的、不友好的或是中立的领导人都试图更多地了解约翰·肯尼迪。为了阐明自己的立场、消除他们的疑虑，并“重新探索和平”，肯尼迪立即着手改善联系的渠道。
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对美国大使卢埃林·汤普逊表明，他有兴趣尽早与肯尼迪会晤，并在肯尼迪就职时向他发来了一封诚挚的贺电，正如在他当选后一样。紧接着，作为表示愿意恢复巴黎首脑会议失败以后便堵塞了的苏美联络的一种姿态，赫鲁晓夫释放了前一年夏天起被关押的、实际上是与世隔绝的两名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肯尼迪在他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以一种有节制的、讲究实际的方式宣布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他说：“这一行动消除了改善苏美关系的一大障碍。”他明确表示U－2飞机以及其他飞机将不再飞越苏联上空，虽然他并没有把这项行动称作是酬谢。
2月11日，总统就我们与苏联关系问题在白宫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腊斯克、邦迪和四个担任过驻莫斯科大使的专家：当时仍担任驻莫斯科大使的汤普逊，继续担任国务院俄国问题专家的查尔斯·“奇普”。波伦，担任驻南斯拉夫大使这个敏感的情报收听站职务的乔治·凯南和艾弗里尔·哈里曼（他在肯尼迪政府内最先担任的职务是巡回大使）。他们中间没有人主张两国政府首脑应举行一次正式的“最高级”会议，肯尼迪更是如此。肯尼迪一贯认为，虽然遇到出现战争威胁时这种会议或许是必要的，或者作为“最后正式批准由较低级的会议所达成的协议的场合”是有益的，但是，“最高级会议不是一个涉及细节的谈判场合”。细节问题须由专职的专家通过悄悄的途径予以处理。最高级会议总引起过度的希望和公众的注意，因而就产生无根据的松懈、失望或紧张情绪，它会把个人威信、体面和政治权术的考虑注入到严重的国际争端中去。
但是2月11日的讨论认为，同苏联领导人的私人的、非正式的会谈和举行认真谈判的最高级会议是有区别的。与会者一致认为，私人的、非正式的会谈将有助于让总统估量一下赫鲁晓夫，直接探听出赫鲁晓夫对禁止核试验和其他问题的观点，获得藉以判断赫鲁晓夫言行的第一手印象，并能够比通过信件或比他的前任更清楚、更确切地表明我国将为之战斗的重大利益。这就是肯尼迪的“基本前提”，正如他后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所阐述的那样，即“联系渠道应该保持十分畅通”，“减少发生危险的机会”，防止他有生以来导致了三次战争的那种估计错误，并达成可以防止核战争，到时候还可以使冷战缓和下来的某种谅解。
维也纳
1961年6月3、4日，肯尼迪-赫鲁晓夫在维也纳的会晤对任何一方都既不是胜利也不是失败。正如美国总统希望的那样，它是有益的；也正如苏联主席后来所说的那样，它是必要的。双方都会同意，它不是一个什么转折点。
肯尼迪为了准备这次会谈，把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都花在回顾以往同赫鲁晓夫进行的一切对话上，接见会晤过赫鲁晓夫的人，研究他的政策和个人作风，深入地探讨可能出现的每一问题的背景与双方意见的细微差异。会晤前一天的晚上在巴黎以及在飞往维也纳的途中，他继续研究着，直至会晤前的最后一分钟。
某些怀疑论者一直担心，赫鲁晓夫谋求这次会谈是为了制造另一次国际事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双方都是顽强而有礼的，在争论中既很起劲而又是彬彬有礼的。一般说来，肯尼迪掌握着会谈的主动权，他明确地提出议题，把扯离正题的讨论拉归本题，并迫使赫鲁晓夫作出答复。赫鲁晓夫的发言通常极为冗长，而肯尼迪的讲话一般总确切得多。双方常常引证历史和使用引文，虽然赫鲁晓夫的语言更为有声有色、更为生动活泼。尽管他们意见分歧，两人之间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和谐关系，这对于在以后的岁月里继续进行对话是很有帮助的。
只有在一日三餐时，他们才确实有机会闲谈。第一天，肯尼迪在美国大使馆举行午宴。第二天，赫鲁晓夫在苏联大使馆举行午宴。在这二次宴会之间的那天晚上，奥地利政府在维也纳富丽堂皇的香布劳恩宫里安排了豪华的晚宴和宴会后的芭蕾舞演出。（在招呼入座的混乱中，总统差点儿坐到了赫鲁晓夫夫人的膝上，而部长会议主席则几乎不断地讲着幽默的话，使杰奎琳感到很有趣，同时他还答应送她乘过宇宙飞船的狗所生的一只小狗。）
在这些宴会上，谈话是轻松的。当肯尼迪点燃一支雪茄后把火柴丢在赫鲁晓夫的椅子背后时，赫鲁晓夫问道：“你想放火烧我吗？”当肯尼迪向他保证说决无此意后，他笑着说：“啊，你是个资本家，不是个纵火犯。”肯尼迪指出，赫鲁晓夫在1959年会见过的那些工业界和金融界的大资本家没有一个在1960年投了民主党的票。赫鲁晓夫回答说：“他们都很机灵，”他认定这全是花招。当赫鲁晓夫说他佩戴的是列宁和平金质奖章时，肯尼迪笑了一笑，反唇相讥道：“愿你一直戴下去。”
会谈开始时两位领导人回忆了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期间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会议上的短暂结识。总统提到赫鲁晓夫主席曾议论过当时还是参议员的肯尼迪的年轻外貌，并说他现在老了不少。赫鲁晓夫对于他是否讲过这句话表示怀疑，因为他知道年轻人总想显得老成些，而老年人总喜欢显得年轻些。赫鲁晓夫还说，他在年轻时，长相很年轻，他常常由于别人弄错了他的年龄而恼火，然而他二十二岁头发就开始花白了，这样，问题也就解决了。
总统立刻把话转到他的中心议题上，即两个主要核大国要避免在互不相让的直接对抗中把各自的重大利益牵连进去的局面。在这两天的会谈中，他多次重申这一点。赫鲁晓夫埋怨说，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想消灭共产主义。肯尼迪回答说。真正的问题是苏联企图把共产主义强加于人。赫鲁晓夫说，不对，他们预期共产主义会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取得胜利。苏联是反对把自己的政策强加给别的国家的。正象封建主义让位给资本主义一样，资本主义正受到共产主义的挑战。
总统回答说，历史的必然性并非表现在由少数人违反人民的意志去夺取政权，即使这被称之为“解放战争”。过去，封建主义和君主政体制度的灭亡曾经带来过战争，而今天，如果爆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我们两国都将蒙受重大的损失。意识形态的竞赛不应影响到两国重大的安全利益。他重申了他关于估计错误所造成的危险的看法。
赫鲁晓夫听到这话极为恼火。他说，他不喜欢估计错误这个词，也不喜欢总统反复使用这个词。总统是不是说共产主义只应在共产党国家内存在，而它在其他地方的发展就将被美国视为苏联的敌对行为呢？他说。美国希望苏联象个小学生那样双手放在课桌上坐好，但是思想是没有免疫可言的。即使他抛弃了共产主义，或者他的朋友们把他赶下台，但共产主义学说仍会继续向前发展。他说，他在国内大忙了，甚至连有些国家的共产党领袖是谁都。不知道。他又笑了笑说，德国人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他们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他重申不应通过战争或武力把思想强加于人，这是苏联的政策。
总统插话说，毛泽东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赫鲁晓夫答道，不，毛不会那样说的，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是一贯反对战争的。总统说，不管怎样，估计错误不过是指对另一方的下一行动作出错误的预测，它对各国都同样适用。他先前在猪湾事件中就作了一次错误的判断。赫鲁晓夫对西方也必然要作出许多判断。他们这次会晤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使这些判断能更为确切。
赫鲁晓夫在这一点或任何其他论点上都寸步不让。他反复申述，苏联不能对每一次自发的暴动或共产主义倾向负责。他指出，纳赛尔、尼赫鲁、恩克鲁玛和苏加诺都曾说过要使他们的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路线发展。但是纳赛尔却把共产党人关进监狱，他是哪一种社会主义者呢？尼赫鲁也不赞成印度的共产党。然而，苏联还是帮助了他们，这就证明苏联的政策是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他预言伊朗国王将被人民推翻，但是宣称俄国不会对此有所策划。他说古巴人转而反对美国，因为资本家集团全支持巴蒂斯塔。猪湾登陆只会使古巴更为担心，生怕美国人会把另一个巴蒂斯塔强加于它。赫鲁晓夫说，卡斯特罗并不是个共产主义者，但是美国的政策可以使他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赫鲁晓夫还说，他本人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说，他不是一个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资本家把他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不能预言卡斯特罗会走什么道路。如果美国对小小的古巴也感到是个威胁的话，那么苏联对土耳其和伊朗又该怎么办呢？
总统回答说，单是古巴并未被视为威胁，并且表明他不是在为巴蒂斯塔辩护。卡斯特罗公开宣称他打算在西半球搞颠覆活动，这可能很危险。如果卡斯特罗是通过自由选举，而没有外来干涉的话，美国可能已承认他了。如果波兰通过自由选举产生了一个亲西方的政府，赫鲁晓夫将作出何种反应呢？
赫鲁晓夫说，总统这样谈论波兰是对波兰不够尊重的，波兰的选举制度要比美国民主。肯尼迪说，在美国我们可以自由选举。主席答道，美国的政党只是用来愚弄人民的，它们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分歧。还有，美国支持反动的、不民主的政权——国民党中国、巴基斯坦、西班牙、伊朗、土耳其——并镇压殖民地，这是怎么回事呢？伊朗国王说他的权力是上帝赋予的。然而谁都知道这位国王的父亲是怎样夺取政权的，他并不是上帝，只不过是伊朗军队里的一名军士。他又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交给中国，供它对付共产党人的武器并没有作用，因为中国军队不愿与人民为敌。蒋介石成了向毛泽东输送美国武器的一种中转站。美国应该当心，不要在干涉别国内政方面作出先例。①主席还说，美国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曾一度充当过带头人，在建国初期那么富于革命性，以至俄国沙皇拒绝承认它达二十六年之久。现在，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这说明了事情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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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总统后来告诉我，他当时克制住了自己，没有提赫鲁晓夫在匈牙利所作出的“先例”。
总统在回答中并没有佯称我们的盟国都象美国一样民主。他说，我们有些联系是出于战略上的理由，他举出南斯拉夫（这使赫鲁晓夫先生感到不快）和西班牙作为例子。但是他说，他认为支持变革的是占多数。他是主张变革的，也正是由于提倡变革才于196O年当选的。在他还是一名参议员时，他就曾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由于支持葡萄牙和其他盟国所属殖民地的自决，他曾触怒了它们。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前所未有的，也是对和平演变的一种贡献。但是赫鲁晓夫在1月份表示赞同的“解放战争”，却并不见得总是反映人民的意愿的，而且还可能使大国危险地卷了进去。
赫鲁晓夫回答说，美国吃了自负的苦。美国是很富强的，以致它认为自己有特权，并可以不承认别人的权利。苏联不能接受这种“不用你管闲事”的论点，因为遇到人民的权益受到侵犯时，苏联就将提供援助。
但是赫鲁晓夫坚持他的说法，即他的国家反对干涉当地民众的自己的选择。他说，共产党人具有丰富的游击战经验。如果游击队是从外部派遣进去并得不到人民支持的话，那将是一件毫无希望的事情。但是如果游击队是由那个国家的当地人组成的，那么便会使敌人感到草木皆兵了。
赫鲁晓夫先生曾两次提到，他并没有受到委托或被人要求代表赤色中国讲话，不过他要表明自己的信念，即赤色中国应是联合国的一员，而福摩萨则应是它的一部分。总统说，不，撤退美国武装部队和停止给予福摩萨支持将损害我们在亚洲的战略地位。赫鲁晓夫说，那就证明赤色中国为了福摩萨只得一战了，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这就迫使他对于美国是否抱有和平共处的诚意产生怀疑。肯尼迪甚至可以占领克里米亚，并且说这将会改善美国的战略地位。那便成了杜勒斯的政策。可是时代改变了，这样做是注定要失败的。他又说，如果他处于赤色中国的地位，早就要为福摩萨而战了。俄国在革命以后就曾击退那些对它领土进行同样干涉的更为强大的国家。他还说，正如殖民地的解放战争一样，这样的战争不是侵略战争，而是神圣的战争。
有三个特殊的实质性问题支配着这场讨论，即老挝问题、禁止核试验问题和柏林问题。在老挝问题上，正如往后一章所述的，肯尼迪的坚韧不拔迫使赫鲁晓夫达成了他们之间唯一的一项实质性协议，这是一个微小的、但出乎意外的成果。赫鲁晓夫声称总统曾下令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老挝登陆，后来又撤销了这道命令。总统说，并没有这样的命令。主席说，他是从新闻报道中得出这种看法的。
肯尼迪说，他的政府不想增加美国承担的义务，而是担减少这种义务。在这里指摘以往的历史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双方对此都可能有些不同的看法。这不是在维也纳要解决的问题。赫鲁晓夫说，那很好，但是肯尼迪不能以所有这些义务都是在他就任前就已承担下的为托辞而推卸责任。苏联曾废除了它以前的历届政府所作的一切不合理的决定。例如，他否决了莫洛托夫有关奥地利问题的决定，因而使签订一项和约成为可能。他继续说，在使用巧妙的办法，高谈“义务”，暗中指的却是使用海军陆战队来进行威胁方面，西方人要比东方人精明得多。但是物理学的定律表明，每一作用都会引起反作用。然而，他最终同意，双方都不值得为老挝进行一场战争，呼吁在老挝建立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政府，并且应当遵守停火协定。
在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赫鲁晓夫先生说，一年中进行超过三次以上的现场检查，就会被用来进行间谍活动，并说，他认为这正是五角大楼一直向往的，而艾森豪威尔的开放天空计划就是这个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他还说，那年在刚果发生的事件给俄国人的教训是——如果没有否决权，就不能信任联合国里的任何中立国家或其他第三方面去检查他们的行动。他开玩笑地说，假如美国想把他开除出去的话，那就该坚持这一做法。
总统问他，是否认为不可能物色到一个对两国来说都是严守中立的人。主席的回答是肯定的。肯尼迪说，如果是这样，那么三驾马车所行使的否决权将使双方都不能断定对方是否秘密在进行核试验，这样参议院是绝不会批准这一条约的。赫鲁晓夫说，那么让我们全面裁军，苏联就会放弃三驾马车，并且赞同美国提出的任何管制办法，甚至连文件都不必看一看。他认为，作为开端，任何其他措施几乎都比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来得好些。他列举了禁止使用核武器，禁止制造核武器和建立军事基地等。
总统回答说，在裁军谈判拖延时日，得不出结果时。六七个其他国家却在发展核武器，与此相比，俄国所说的对间谍活动的担心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他引用了中国的一句谚语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并敦促赫鲁晓夫跨出这第一步。主席说，显然你非常了解中国人，但是我也十分了解他们。总统回击说，你可能会变得更了解他们的。赫鲁晓夫最后说，我已经非常了解他们了。
最严峻的会谈是关于德国和柏林问题。正如下面一章中所讲的，赫鲁晓夫饶舌好战，而肯尼迪也毫不退让。正是会谈的这一阶段使总统头脑最为清醒。
他后来说，“我离开时并没有感到……一种谅解……——使我们不至于越过边沿……——将是容易达成的。”他对不止一个新闻记者叙述了赫鲁晓夫的要求以及他本人毫不退让的决心。如果赫鲁晓夫关于柏林的一番话算数的话，那么眼下发生核战争的前景是非常现实的——因为肯尼迪所讲的话也是算数的。赫鲁晓夫仍死抱住所有那些陈旧的神话不放——如检查就相当于搞间谍活动，西德是危险的策源地，美国是殖民主义的支持者，以及肯尼迪是华尔街的走卒等等，这也使总统感到失去信心。
对于同样的词——战争。和平、民主以及公众意愿——苏
联人和我们的解释截然不同。对是与非，对什么是内政和什么
是侵略，尤其是对世界的现状及其趋势，我们的看法也都截然
不同。
为了对付在柏林问题上可能爆发的一场核战争（只有不到六个月的时间来对此进行准备了），他希望记者和人民不要有任何幻想，以为他一直反对的那种自满情绪会继续得到宽容，或者有什么毫不费劲的魔术可以使苏联的攻势改变方向。他希望老是纠缠在他的外援和有关计划上的国会觉醒过来，支持他的下一步行动。他希望人们不要把在维也纳表面上的热诚看作是一种新的“1955年的日内瓦精神”或是“1959年的戴维营精神”。但是他对新闻报道可能“卡得太紧”，他私下向新闻界发表的情况介绍又是那么悲观，而赫鲁晓夫在公众场合却显得那么高兴，因此不久就传说维也纳是一次蒙受创伤和挫折的经历，赫鲁晓夫对总统又是欺侮又是威吓，而肯尼迪则垂头丧气、失去信心。
事实上，象好几个记者访问了赫鲁晓夫后的报道中所说的，苏联主席发现肯尼迪“坚韧不拔”，尤其在柏林问题上。他私下很喜欢总统的为人、他的坦率和他的幽默感——不过他说艾森豪威尔更通情达理，而且在U－2事件之前，一直全比较容易与之相处。
实际的结果是，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谈不上胜利或失败，高兴或沮丧。每一方都想探索出对方的弱点，可是全都没有探索出来。赫鲁晓夫并没有为肯尼迪的理智和魅力所动摇，而肯尼迪本来也没有指望能做到这一点。肯尼迪并没有被赫鲁晓夫的强硬言论所吓倒——如果赫鲁晓夫本来期望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他得到的是不同的结果。（他对一名记者说，“我们分手时，各人坚持着各人的看法。”）在结束冷战方面并没有取得进展——这是双方早就预料到的。不过每一方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和持久的印象。每一方在有关国家的利益上都是寸步不让的。每一方都象身为领导的人所必须做的那样，亲眼看到了他的对手的性格和争论的性质；双方都比以前更为清楚地认识到对方立场的坚定不移以及达成协议的重重困难。
西方联盟
1961年年初，肯尼迪开始不仅和他的主要对手而且和大西洋联盟中他的主要伙伴去建立个人接触。他最先会见、最有好感和最常会见的西方领导人是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他们一共会见过七次，仅在1961年中就会见了四次。他们的看法并不总是一致的。麦克米伦比较急切地希望与赫鲁晓夫举行最高级会谈，而不太热心在西柏林搞备战活动。一他拿不准他的政府能否赞同美国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常规部队的计划。而肯尼迪则知道，他的政府不会赞同英国对赤色中国的承认。总统有时不得不劝阻首相要在东西方之间扮演和平缔造者的角色的想法。至少有一次，麦克米伦认为肯尼迪向以色列提供美国的隼式导弹一事，取代了英国的一次出售计划时，曾勃然大怒，虽然不久怒气即告平息。
然而，意见的分歧和年龄的差异并没有妨碍这两位领导人的友好相处。每一方都承认对方对历史和政治，无论是国际方面的还是国内方面的，都有着深刻的了解。肯尼迪把麦克米伦看作一位可靠的盟友，对一些他在国内也难以处理的问题上也都非常合作（例如1962年的恢复核试验问题）。肯尼迪欣赏这个英国人的亲切谈吐和风度、他那往往是雄辩滔滔的信件，他们通过横贯大西洋的电话线经常进行的会商，以及他那令人愉快的幽默感。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发展到超出联盟所需要的程度。例如，1962年春天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午餐会上，双方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对书籍和政治的一场无拘无束的讨论上。在拿骚协定（下文即将谈到）以后，有人说肯尼迪对麦克米伦很“软”，肯尼迫回答道：“如果你处在那种困境里的话，你也会需要一个朋友的。”
肯尼迪与麦克米伦的驻美大使戴维·奥姆斯比-戈尔私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和相互尊重，使总统和麦克米伦的关系得到了加强。这位大使同总统和首相都很熟悉，以致他在阐明，甚至预言彼此对对方建议的反应方面，堪称理想的人选。他是凯思琳·肯尼迪已故的有爵位丈夫（他在战争中牺牲了）的堂弟，又是约翰·肯尼迪的老朋友，而且年龄也相仿。1961年年中，当他被派往华盛顿时，他那讨人欢喜的手写的短简使总统十分合意。他们公私交往频仍。确实，总统象对待自己班子中的一员一样，常常和这位英国大使商量或把一些机密的事告诉他。他说：“我信任戴维犹如信任我自己的内阁一样。”
总统对联盟中其他两个主要国家的大使就没有这么信任，这就加强了奥姆斯比一戈尔的有利地位。那两位大使是西德的威廉·格雷韦和法国的埃尔韦·阿尔芳。肯尼迪把他们两人都视为极能干的外交官（尽管有—次当热心社会福利事业的阿尔芳选择杰奎琳作为传递一封信件的渠道时，总统感到很有趣）。诚然，在1961年，四国大使主要就柏林问题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的频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他发现奥姆斯比一戈尔好象很了解他的上级的意图而最不至于向他喜欢的记者泄露秘密和怨言。
与肯尼迪接触最多的另一个西方国家领导人是西德八十五岁的康拉德·阿登纳。肯尼迪改变了过去杜勒斯把这位总理当作我们的主要欧洲顾问的策略，阿登纳也知道这一点。他们之间在是否要和赫鲁晓夫谈判和对戴高乐的意见重视的程度等问题上，分歧是重大的，也是未能得到解决的。年龄的障碍也是难以克服的。“我感到，我不仅是在对一个不是同一辈的人谈话，”总统对我说，“而且是在对一个不属于同一时代、同一世界的人谈话。”他发现，要使阿登纳满意和改变是不容易的，要使他的政府保守秘密也是困难的。这位年迈的总理经常需要我们反复保证对他的爱戴和尊敬。然而，肯尼迪对阿登纳是有着真正的好感和深切的敬意的。他钦佩他所完成的事业并欣赏他的机智。虽然阿登纳似乎始终并不充分信任肯尼迪，但他对美国在1961年的柏林问题和1962年的古巴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是很尊重的。
夏尔·戴高乐和约翰·肯尼迪仅在1961年的巴黎会谈期间会见过。当时他们个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使其他每一个人和他们自己都感到惊讶。总统被戴高乐在过去历史中的作用和他在未来历史中所注意的问题强烈地吸引住了。在凡尔赛宫一次盛大的正式宴会上，他细问这位将军对于丘吉尔和罗斯福这些先前的同僚的回忆。戴高乐说，丘吉尔只关心短期的目标。“象所有英国人一样，他是个商人。他同俄国人作交易，在东方作出让步，以换取在别处能放手行动。作为一个战士，他有时极有意思，有时却令人难堪。”戴高乐说，罗斯福一直是一位迷人的贵族式人物，是一个突出的能从长远考虑问题的战时领袖，但他的看法往往是错误的，如他对俄国的看法就是这样。尽管“表面上互相极其亲热”，他说，罗斯福和丘吉尔对问题的基本看法并不完全是一致的。
“他们两人中，你比较欢喜谁？”肯尼迪问。戴高乐的回答使他很感兴趣。“我同丘吉尔吵得不可开交，但和他一直相处得很好。我始终没有同罗斯福争吵过，却始终没有能同他很好地相处过。”当肯尼迪谈到丘吉尔和麦克米伦一定都从他们的美国母亲那儿继承了某些品质时，戴高乐夸张地回答说，“纯粹的英国血统似乎不能够产生出真正坚强的人来。”接着，他列举了迪斯雷利和劳合-乔治以及丘吉尔作为例子。
肯尼迪为了准备同这位他称之为“西方的伟大将领”会晤——这成功地迎合了众所周知的戴高乐的虚荣心——阅读了好多节这位将军所写的《回忆录》，后来在同他会谈时就引用了一些里面的话。他在该书中发现了法国总统坚持了将近二十年的基本信念，而且他将在1963年以这些信念使毫无准备的西方世界感到震惊：（1）决心“保证法国在西欧的首席地位”并抵制盎格鲁撒克逊人（英国和美国）“置我们于从属地位的企图”；（2）深信应联合全欧洲，包括一个被解除了武装的德国和最终达成谅解的俄国，但绝对、绝对不包括英国（而且，欧洲的联合只能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因为唯一最终的实体是单一的民族国家）。他感到，英国——1945年，丘吉尔对于他要求签订一项协定予以拒绝一事就证明了——是一个对公海比对欧洲更感兴趣的岛国，它既是“美国称霸”欧洲和欧洲从前的殖民地的策源地，又是它的代理人。
加文大使后来常说：“戴高乐那项断然的声明说，美国应不干涉欧洲事务……只在需要的时候才担负起责任来……他这种冷酷强硬的态度几乎使我大吃一惊。”肯尼迪倒并没有大吃一惊。1961年，他在戴高乐的。回忆录。中看到过，并且从戴高乐的嘴里也听到过这一番议论。然而，他说，他们的会谈“是再亲切不过的，我对他也是再信任不过的了。我发现戴高乐将军……是一个关于未来问题的明智的顾问……他对我们坦率地阐明自己的立场远比在表面上显得意见一致更感兴趣”。总统并不同意有些人的看法，认为将军仅仅是一位怀念过去的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者。但是他却同意另一种看法：认为法国总统是容易生气、毫不妥协、妄自尊大、反复无常并且是难以取悦的。
例如，戴高乐常常谈到需要改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鉴于该组织成立后情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肯尼迪也认识到这样做是有好处的。我在总统访问之前先到巴黎去安排访问事宜。在这期间，法国外交部一再暗示，由于戴高乐不是那种提出要求的人，肯尼迪应该就如何改组北约组织的问题征求他的意见。（显然，戴高乐自己的下属也不知道他的想法。）肯尼迪就征求了他的意见，但是他得到的只是含糊而笼统的答复。将军确实对肯尼迪说过，他认为应把联盟组织起来，以便对共产党人在柏林的每一行动作出迅速、有效的反应。但是在两个月内，他对一切建议既不参与还表示反对，这就使那种态度根本不能实现。他还告诉肯尼迪，艾森豪威尔那种原则上同意、实际上不行动的习惯使他感到失望，并说多作一些政治和军事磋商是有必要的。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一样，也不愿意接受戴高乐提出的关于组成三人理事会的计划，因为在这个理事会里法国将代表西欧大陆所有的国家说话。但是他同意他们两人之间应更多地举行会谈，并同意在外长级和参谋长级上进行更密切的磋商。
然而，这个协定也一无结果。戴高乐对肯尼迪给他的关于核问题和柏林谈判的一些信件的答复是尖锐的、含糊的，或既尖锐又含糊；电话联系的尝试由于两人都使他们的译员不知所措而失败了，所有要同将军或他的代表再次会谈的邀请都被彬彬有礼地搁置下来。例如，1962年9月，戴高乐通过阿尔芳带口信来说，他喜欢肯尼迪，喜欢他们上次的会晤并乐于和他再次会晤，然而由于在一长系列问题上要达成牢固的协议似乎不大可能，所以会晤时机还未成熟。（这个口信与肯尼迪本人拒绝同赫鲁晓夫举行最高级会议极为相似。）1963年下半年，将军勉强同意于次年3月访问美国。阿尔芳大使建议会晤地点在棕榈滩。肯尼迪说，“要是让戴高乐看到美国生活最不好的一面，那可糟透了。科德角是我真正出生的地方。那里在3月份不会比科龙贝双教堂（戴高乐所住的地方）更阴暗一些。”
肯尼迪对戴高乐在政策和立场上的自相矛盾之处持几分讥讽的态度。这位将军赞成在东南亚（他在那儿是没有力量的）实行中立主义，却不赞成在非洲实行中立主义（他在那儿不是没有力量的）。他相信盟国应强有力地抵抗共产党，但是却常常挑起一些只能削弱这种抵抗的分裂。他感到可以任意使联盟在政治上产生分歧，因为它在军事上保护着他。他想成为北约组织中的领袖，但是却从这个组织中撤走了他的军队。他想代表共同市场发言，但是他却经常对它加以妨碍。“他和我们不同，”肯尼迪怀着惊讶甚于恼怒的心情私下说，“他承认苏联在奥得一尼斯河问题上的立场，同东德人进行广泛的贸易并且接受德国的分裂——然而他却想使西德政府相信他比我们更亲德、更反共。”戴高乐拒绝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拒绝偿付他拖欠的联合国的款项，也不肯参加裁军谈判。的确，肯尼迪注意到，在同美国的关系中，他似乎宁愿保持紧张局面而不愿保持亲密关系，为的是想以此来显示其自尊心和独立自主。
尽管存在着这些分歧，两人却始终互相都很钦佩。戴高乐在1961年以异乎寻常的热情为肯尼迪的“智慧和勇气”祝酒。杰奎琳也使他很入迷，他告诫她在维也纳应当提防赫鲁晓夫夫人，而肯尼迪夫妇从华盛顿一拉斐特通信集中亲自挑出来作为礼物送给他的一封原信使他深为感动。据报道，美国总统沉着地准备行使他的核责任的那种“出色品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肯尼迪离开巴黎时，戴高乐说；“现在，我对贵国更为信任了。”（据一位和我们在一起的观察过戴高乐对罗斯福、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态度的老资格的外交官说，这并不是夸张，而是非常含蓄的赞扬。）
约翰·肯尼迪情不自禁地对戴高乐很钦佩。他钦佩他一心想恢复一个地理上比得克萨斯州还小的国家的荣誉和伟大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和干劲，钦佩他的使法国转弱为强的能力、他的风度、品质和语言庄重等等。他公开地说；
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戴高乐将军将一如既往坚定地承
担起他的责任来。……我们并不寻求那些与我们意见一致的
人，而是寻求那些……对西方的防务承担义务的人。我相信戴
高乐将军就是这样一种人。所以我们会融洽相处的。
实际的情况是，肯尼迪本人既不把大西洋联盟，也不把大西洋的和谐看作是目标本身。他关心联盟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诸如柏林问题、贸易谈判问题以及美国的国际收支问题。但是他感到，当西方联盟已经不再象一度曾是我们一切问题的中心问题时，当欧洲自己的实力已经使它能较为独立地阐明其观点时，我们的国务院的传统却还在引导我们从西方联盟出发来考虑对外政策方面的每个问题。他倾向于在某种程度上把联盟的其余国家同国会一样看待——即是一个必需的、但并不总是受欢迎的伙伴，他并不总能得到它的合作，他也并不总能接受它的意见，而同它保持一种不愉快的关系似乎是在所难免的。正如古巴导弹危机时期表明的那样，当他独力承担起责任时，他表现得最好。
他引用了拿破仑的话：他所赢得的一切胜利都是他同盟国进行了斗争的结果。又引用了丘吉尔的话：任何联盟的历史都是相互指责的历史。显然，他同意他们两人的说法。1961年就柏林问题举行的旷日持久、毫无结果的磋商，以及盟国首都不断传来的来源不明的批评，常常邮感到气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注意到埋怨美国“干涉”欧洲安全的那些成员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在它们无力支付自己份内的经费时，却仍然期待美国承担起北约的大部分军费（他说：“一种首尾一致的政策不能既要求我们军事上存在，又要求我们外交上不存在”）。在柏林谈判的步调上，他无法使麦克米伦和戴高乐两人都满意，并且认为让他们两人都不满意比设法使他们中的一个人满意为好。
然而，他认识到，维护盟国的团结，象通过他的立法方案一样，对于实现他的目标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象在国会里那样，在联盟中孜孜不倦工作以争取支持。虽然作为参议员，他曾把较多的时间致力于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事务（在担任总统后，他继续对这些地区给予前所未有的注意），但他认识到——正如他在柏林危机时所表明的——西欧是美国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首要地区。虽然有人指责他使北约组织每况愈下，他强调使用常规力量去同共产党的“蚕食”政策相对抗的方针——以代替美国核保护伞的绝对依赖——实际上却使北约组织的正式成员国比它们在其他情况下能起更为重要的作用。他反对各国拥有单独的核威慑力量的主张虽然在某些盟国中不受欢迎，在某种程度上却有助于把联盟拧在一起。他承认——尤其是1961年在巴黎发表的演说中——西欧不再是一个捉摸不定的附庸，而是一个生产日益发展、相互日益团结和影响日益增大的平等伙伴了。1962年7月4日，他在费城独立堂发表的一篇。互相依存宣言。中说，他期望“当前出现于欧洲的新联邦和一百七十五年前在这里成立的古老的美国联邦之间建立起一种牢固的大西洋伙伴关系，一种互利的伙伴关系”。
在1961年和1962年这两年中，他表示希望西欧将“在这场伟大的世界斗争中发挥（它的）作用，正如我们已经做的那样……不要只是自顾自，仅仅成为一个富裕的、小心翼翼地与世隔绝的集团。”他鼓励欧洲的经济、政治一体化，包括坚持英国加入共同市场，即使这样做会给美国商业带来一些麻烦的话。
他最关心的是，面临共产党人的特殊威胁中，必须保持西方的团结。1961年，他在关于柏林问题的演说中说道，“如果有一条首先会导致战争的道路的话，那就是软弱和不团结的道路。”他并不期望联盟在越南、刚果、塞浦路斯以及诸如此类的次要问题上紧密团结。但是他却决心要使联盟在和苏联发生的任何重大对抗中团结一致。
1963年联盟内部的风波
当柏林受到战争威胁时，以及后来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又出现战争威胁时，联盟都顶住了。但是肯尼迪在古巴取得的成功，使赫鲁晓夫修改了他关于柏林的计划。力量的均势变得更稳定了；我国威慑力量的优势受到了欢呼；而不恰当地相信危机已经过去的西欧人，立即沉湎于总统所谓的“内部纠纷的舒适环境”之中，并且对他们的强大的美国保护人表现出一种合乎情理的怨恨。
肯尼迪-麦克纳马拉作出的取消闪电空对地导弹进一步研制工作的决定，激起了一连串事件，造成了最早的，本可以避免的一场风波。与北极星导弹和民兵导弹相比，这种高度复杂的武器成本昂贵，一旦有更为可靠的手段发展起来可以做同样的工作时，就不应认为再要研制它了。但是这个决定不仅使空军及国会中的载人轰炸机的坚决支持者们感到震惊，而且也使英国为之目瞪口呆。因为英国在我们的同意下，曾经计划购买闪电导弹作为保持一个国家身份的最可行的手段。根据196O年麦克米伦-艾森豪威尔签署的一项协定，如果制造闪电导弹，美国就将供应英国。这个协定被英国人解释为美国答允制造的表示。而现在，肯尼迪却作出决定，认为它没有制造的价值了。
不幸的是，白宫当时正集中精力处理古巴和印度支那的危机，这使国防预算的各项决议一直延迟到1962年很晚的时候才作出，这对于有条不紊地考虑闪电导弹的取消所造成的问题已经为时太迟了。总统——他认为英国保持一支小小的、独立的威慑力量无论如何是没有意义的——错误地认为这多半是个技术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问题。在麦克纳马拉答应会见英国国防大臣桑尼克罗夫特，“把这问题加以解决”后，他便没有多予重视。在古巴事件后，这似乎是一个小问题了：所有的问题也都似乎是小问题了。后来，肯尼迪常表示奇怪，他的驻伦敦大使戴维·布鲁斯、麦克米伦的驻华盛顿大使戴维·奥姆斯比－戈尔、麦克米伦本人、腊斯克或其他某一个人为什么在风暴来临之前，没有对双方提出警告。但是麦克米伦无疑对肯尼迪为什么不打电话给他而感到诧异。腊斯克在11月曾就英国可能作出的反应告诫过肯尼迪，但他却听从了麦克纳马拉的意见。
这场风暴发作起来时，形成了英美关系破裂的威胁。它使业已摇摇欲坠的麦克米伦政府面临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
在前几年中，麦克米伦不顾本国科学家向他提出的警告，在答复议会两党中反美和反核武器的议员们发出的攻击时，曾过分夸大了闪电导弹协定，把它吹捧为英国同美国建立“特殊关系”的关键。他完全取消了英国自己的导弹计划。现在，英国报刊和政治家们不无理由地抱怨说，美国人不得体、手段辣、办事粗暴，说美国不仅暴露了对一个盟国的自尊心和安全事务麻木不仁，而且暴露了想把它推出核事业之外的意图。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不愿多作磋商所引起的潜在怨恨这时全沸腾起来了。有些人指责说，闪电导弹系统实际上并不是真正不合格，美国之所以威胁要把它取消，是为了要迫使英国补足它在西欧的驻军定额。
肯尼迪和麦克米伦之间的一次主要是象征性的会议——他们的第六次会议——已定于12月底在巴哈马群岛的拿骚召开（肯尼迪拒绝在百慕大举行另一次会议，因为那里的仲冬气候太变化无常，不适宜于供人休养）。在拿骚，他们也没有作多少休养。两位领导人简短地会谈了一下，并就刚果、印度、禁止核试验谈判以及常规力量等问题的下一步骤达成了实质性的协议。但是核武器问题的讨论却使他们的会议延长了。肯尼迪断然拒绝把闪电导弹的全部费用列入他的预算，对于要求他把这一问题的最后决定留到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谈判解决以后的建议也不予重视。他公开作出的放弃闪电导弹的保证和他的削减赋税的预算计划不允许他这样做。麦克米伦也同样坚定，而且振振有词、感情激动。他说，他就象一艘看来浮在水面，但是易于下沉的船。难道肯尼迪想坐视他遭受灭顶之灾的结局吗？他警告说，如果他的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垮台，那就会使两党中一个更反美、更中立的集团起来掌权。
象他的共和党前任一样，肯尼迪对麦克米伦也强硬不起来。他早已决定，我们同英国的“特殊关系”所具有的两党一致支持的性质，要求他不能让英国首相回国而不带有艾森豪威尔答应过的闪电导弹的某种代替品。他后来对我说：“从他们的观点来看待这问题——他们的看法几乎比任何人都高明——很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有义务提供一项替代办法。”英国的一场政治危机可能推翻它加入共同市场的计划，或者甚至可能推翻1960年与闪电导弹协定同时达成的一项协定——为美国在苏格兰提供一个北极星潜艇基地。
关于建立一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核力量的建议，自从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在1960年第一次公开鼓吹以后一直都在进行研究。1961年5月，肯尼迪在握太华发表的一次演说中，曾向北约组织司令部保证提供五艘北极星潜艇，不过它们将仍归美国控制。同时，他还含糊地谈到，“一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常规力量的目标实现以后，只要我们的盟国提出要求并认为可行的话，”最终将建立一支“北约组织的海上力量，这支力量将真正归多边所有和控制。”这是有意把主动权留给我们的盟国，让他们提出一项可行的计划，并且首先去履行它们在常规力量方面的份内的义务。由于肯尼迪认为这两件事他们大概都不会做，所以他当时对这问题没有进一步多予注意。可以肯定地说，在采取促进欧洲统一的进一步步骤之前——特别是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前——他不会优先考虑这，问题的。
但是在拿骚，肯尼迪受到的压力是要他提出某种计划，如他所说的，“以履行我们对英国的义务”。他最后提议在北约组织内向麦克米伦提供北极星导弹（不提供潜艇或弹头）。1962年12月的拿骚条约宣称，除非在英国的“最高国家利益面临危险时”，携带这些导弹的英制潜艇将划归北约司令部指挥，然后再发展而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支多边核力量指挥。总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应具有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由各个国家指挥并提供人员，另一部分则归国际所有并由北约组织成员国的政府“共同提供人员”。拿骚公报将这两部分全称为“多边的”，这引起了相当的混乱，因此我们后来仅对第二部分保留了这一用语、这就是大家知道的“多边核力量”。但是由于国务院的专家不在场而美国内部的态度尚未取得一致，双方对于这一用语的真正意图和要求都不很明确，所以公报还包含着其他一些故意的含糊之处，以致后来英国人、国务院和五角大楼都对它作了不同的解释并强调了不同的重点。
之所以提出在拿骚作出的这些决定，是有下列许多理由的：
1．防止出现一支独立的西德核力量——但这些央定却在柏林墙两边引起叫嚷，说我们不必要地让德国人过分地依附我们的力量了；
2．把美国对英国的优待减少至最低限度——但这些决定在某些方面看来反而强调了这种优待，
3.反驳关于美国垄断核武器的种种指责——但由于美国保留否决权，多边核力量的概念引起了对这种垄断的新的攻击；
4.加强西方的战略防御力量——但没有一个人否认多边核力量的真正目的是政治性的，它使这种战略防御力量充其量不过增强了百分之一、二。
1963年间，多边核力量的建议在总统的议事日程上从首位逐渐下降到末位。但他不愿把它从议事历程上完全去掉。他理解生活在俄国中程导弹阴影下的盟国的愿望，他们想加入有威望的“核俱乐部”，并对关系到他们的安全的决定希望有一定的发言权。他并不迷信国家主权的概念，而愿意接受欧洲更直接地参与建立核威慑力量，以防止核力量扩散到更多的国家。根据欧洲的反映来判断，多边核力量显然并未解答这个问题。但是肯尼迪说，“任何建议都有缺陷，那些不喜欢我们的建议的人应该提出他们自己的建议。”
从1958年以后，夏尔·戴高乐将军确实擅自代表欧洲说话——至少是代表西欧大陆说话了。古巴导弹危机及其结果使戴高乐能争辩说，柏林和西欧实际上已不再处于被遏制了的赫鲁晓夫的危险之下，是核力量而不是常规力量造成了这种变化，还说欧洲的防务在美国优先考虑的军事项目中已经“移至第二位”了。拿骚会谈使戴高乐能表明，欧洲大陆建立独立的核力量的机会将在大西洋联盟中淹没，欧洲正被要求负担美国威慑力量的部分费用，而麦克米伦（仅在几天以前，戴高乐曾在朗布依埃同他举行了会谈，他没有提供给戴高乐任何核援助）已决意使“海上岛国”不列颠依附于美国而不是依附于欧洲。由于美国国际收支情况不断恶化，戴高乐进一步放大了胆，迅速而不够稳重地行动起来——以1963年1月他举行的一次刻薄的记者招待会为开端——（1）拒绝了关于提供北极星导弹的建议和关于多边核力量的概念，再一次坚持建立一支独立的法国核力量；（2）正当英国进入共同市场的长期谈判接近成功之际，提出英国过于依附美国而否决了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申请；（3）与阿登纳签署了一项新的合作条约，这样就暗中把西德拉到他一边去；（4）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撤出更多的法国军队；（5）挫败了共同市场各国加速实现政治一体化的努力。
在他那次著名的记者招待会上，正如在随后他为这些令人惊异的话辩护而发表的声明一样，戴高乐巧妙地利用了欧洲人对美国的核垄断和美国巨大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对欧洲事务产生的影响所感到的愤懑情绪。他还唤起欧洲人的自尊心，要他们拒绝依靠一个遥远的国家来决定他们的生存和赖以生存的手段。同时，他唤起欧洲人的猜疑，要他们防止英美人来支配他们。他利用了欧洲人的一些担心，说美国不会为了拯救他们的城市而使自己的城市冒风险，说肯尼迪喋喋不休地谈论非核武装力量，意味着要削弱我们在核武器上所承担的义务，还说肯尼迪在古巴事件上的姿态表明，在一场苏美交易或战争中，西欧有被牺牲的危险。他还对欧洲人泰然自若、只求节约开支、不想加强地面部队，一味依赖法国的核力量，认为这样就可以使莫斯科相信，一旦有事，美国的核力量是会被拉进来的想法发出了呼吁。戴高乐说，眼下既然美国也会受到攻击，“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特别是美国没有一个人——能够说，美国是否会使用核武器，以及何时、何地、如何、在何种程度上会使用核武器来保卫欧洲。”
然而，戴高乐那种变幻莫测的策略，往往甚至使他自己的内阁也感到惊讶。因此，一份不很可靠的外国情报在1963年年初曾使肯尼迪吃了一惊。“据正式的和可靠方面的传说”，戴高乐和苏联已经达成或即将达成一项秘密协议，要求在中欧实行非军事化，其地区包括整个德国、希腊和土耳其在内，逐步从德国和法国撤出美国军队以及承认奥得－尼斯河线。这种说法同赫鲁晓夫和戴高乐两人的需要和愿望都是十分符合的——刁难美国并“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戴高乐爱说的一句话）控制着欧洲——因此应该加以核实。幸而，它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但是这种可能性促使肯尼迪在随后的一连串会谈上提出了许多质询。
总统委派戴维·布鲁斯和迪安·艾奇逊提出报告并召集所有的大使和西方问题专家在1月和2月间举行了一连串冗长的会议，调查研究和重新估计了这一问题。在这些会议的基础上，总统作出决定认为在战略上不需要作根本的改变，其理由有以下四点：
1．甚至最骄傲、最多疑的欧洲人也拒绝站在戴高乐一边攻击北约组织和美国人。在戴高乐的梦想能够实现以前的漫长岁月中，他们珍视美国同他们的关系，并且认为这种关系比之同苏联人的关系可取。而且在戴高乐一阿登纳的家长式统治下，他们在欧洲统一中的利益也不会得到满足。
2．戴高乐要实现的包括一个和解的德国在内的统一的欧洲，同样也是肯尼迪的目标。他们的基本分歧是在于采用的方法和关于英一美参与其事的问题，但是总统说，“自由的统一”。
从不基于意见的一致。……不论我们在减少……对柏林的
威胁方面取得什么成就……我们都是以联盟内部问题增多
为代价换来的。……在牵涉到原子的那些问题上……必然会
有不同的意见——这是一定会存在的，因为这是生死攸关的
问题。
况且，同新闻界所谈论的戴高乐的“宏伟计划”挫败了肯尼迪的“宏伟计划”这种报道相反，肯尼迪始终没有把多边核力量计划或者英国进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看作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他也始终没有认为欧洲一体化的步子、进程以及人物是由我们来决定的事情。
3．虽然他悄悄地取消了早些时候作出的向法国出售飞鱼核动力潜艇的安排，但是任何想惩罚将军的尝试，想同他吵架或同他争夺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忠诚的尝试都只会对戴高乐有利。在此以前，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能够制止戴高乐藐视北约组织和坚持拥有自己的核力量的态度。这时想通过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军事、经济协议来孤立他的一切有关建议，或取消美国的一些保证，都只会阻碍大西洋伙伴关系的长期发展。
4．最后，他认为，为了安抚戴高乐而依照他的条件向他提供核武器是没有好处的。一年以前，尽管将军一再重申法国不要求什么（也不提供什么），总统——在五角大楼和我们驻巴黎大使的敦促下，不顾白宫和国务院大部分顾问的反对——曾经重新审查了我国反对援助法国发展核武器的意见。当时他断定，这种援助并不会争取戴高乐将军来支持我们的目的，只会加强他自己的目的。尽管反过来我们在军事上也许会获得少许好处，然而将军要充当全欧洲代言人和摆脱英美影响的愿望并不会改变。他想不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控制，并在北约组织以外成立一个三国核理事会的愿望，只会受到鼓舞。而比以前更加突出地被排除在外的西德人，必将就其对大西洋联盟和取得他们自己的核武器的问题，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总统于1963年2月写信给一位著名的评论家（他曾经要求总统向法国提供核武器，认为这将使戴高乐的小小的核力量能促进我们的核力量）说：
我认为，把拥有核武器库看作是所有主权国家的合法的
和合乎需要的特征，这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如果我们
往后将被卷入一场核战争，那么在决定发动这场战争时我们
难道不该有发言权吗？维护美国的利益……难道不是我的首
要的职责吗？
虽然如此，在拿骚会谈以后，肯尼迪曾经准备就核武器问题同戴高乐展开全面的会谈，承认法国是一个核国家并提供关于武器或许甚至核弹头的援助，如果法国按照某种类似拿骚的方式，把他们的力量与北约组织联系在一起的话。后来在1963年——在禁止大气层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他同样准备帮助法国发展地下核试验的技术，以换取法国在该条约上的签字。但是戴高乐对于以上两事的否定的反应——由于他对多边核力量有所怀疑，1月间他的这种态度更为坚决——使得认真的谈判成为不可能了。
总之，总统得出的结论是，无法采取什么步骤来改变戴高乐的行动，也毋须采取什么步骤来对他的行动作出什么反应。这是一个他私下反复考虑的、令人不安的结论。但是随着西欧和赤色中国变得强大起来，而且已不大依靠各自的大国后台，肯尼迪断定，东西方阵营内部的分裂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而古巴事件后紧张局势的缓和势必将扩大这些分裂。他无意挑起紧张局势，使共产党人重新联合起来，以暂时弥补起西方的分裂。
然而，决定不改变美国的战略，并不意味着完全不采取行动。肯尼迪开始更恳切地争取更多的欧洲人，对他们希望在东西方和核武器问题上有较大的发言权表示同情，并对西德人给予特别的关注。他知道历史将乐于看到法国和德国和解，所以他拒绝了所有要他迫使阿登纳在美法之间作出抉择或迫使他延期批准新的法德友好条约的建议。但是他确曾鼓励波恩采取使戴高乐很狼狈的做法，即在批准该条约的同时加上一段序言，重申德国对北约组织和大西洋团结的保证。
同时，他还着手进行多边核力量的谈判，向法国和一支最终要建立起来的全欧核力量敞开大门。这支全欧核力量将得到美国的援助，但并不受美国的限制，这一点体现在建立一个由两方（美国和欧洲）组成的西方核理事会上面。1963年5月召开的北约组织会议组成了一支盟国核力量（不是多边核力量，而是指一些英国轰炸机和五艘美国“北极星”潜艇，它们由北约司令部指挥，但同时仍保留在其本国的编制之内）。他还作出安排，使欧洲的军事官员更为全面和更为平等地在奥马哈战略空军总部参与拟定核目标的工作。肯尼迪还设法加强美元地位以应付更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并且根据扩大贸易法推动关税谈判。他还推动货币改革的磋商和建立大西洋两岸联系所采取的其他微小而坚定的步骤。进展是缓慢的，但是在一个改变世界政治建筑的基本结构的长期演变过程中，美国是能保持耐心的。他感到这种长期的演变是不可逆转的。
肯尼迪给戴高乐的最有力、最成功的答复——一件他险些准备取消的事——就是1963年6月他的西欧、特别是西德之行。他受到的热烈欢呼，甚至是戴高乐上次成功的访问中都未曾有过的。总统在抵达波恩机场时，立即就他此行的目的作了简括的叙述：
我在“大联盟”的存亡关头远涉大西洋，行程约达三千五
百英里。我们的团结是在危急的时刻铸成的；它在和平的年
代里也必须保持下去。……现在，我们两国和所有其他盟国在
经济、军事、政治等各方面都互相有所依赖。……
我在贵国停留的时间是非常短促的，但是……只要你们
需要美国呆在欧洲大陆上，美国就将呆在这里；我们的部队和
我们所承担的义务都将继续保持，因为你们的安全就是我们
的安全。你们的自由就是我们的自由；而对你们领土的任何
进犯也就是对我们领土的进犯。出于需要，也是出于感情，在
我们走向和平或是走向战争的道路上，我们的命运完全是一
致的。
两天以后，在法兰克福德国第一届议会的诞生地——具有历史意义的保罗大教堂——肯尼迪在他担任总统以后最精心推敲的演说之一中，阐述了大西洋伙伴关系这一主题。他说，西方盟国不仅面临着共同的军事问题，而且面临着类似的国内经济问题。它们不仅被危险的威胁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具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
试图控制欧洲的决策机构的做法，并不符合（美国的）利
益。如果那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宁可看着欧洲分裂和削弱，以
便美国逐个地对付它们。与此相反，我们瞩望于一个统一、强
大、用一个共同的声音说话和以一个共同的意志行动的欧洲，
一个能够以完全平等的伙伴身份解决世界问题的世界强国。
美国将冒着自己的城市遭受破坏的危险来保卫你们的城
市，因为我们需要以你们的自由来保卫我们的自由。……凡是
怀疑我们的保证或否认美国与欧洲不可分割的人，凡是想把
欧洲同美国分割开来，或者在盟国之间搞分裂的人，只能使那
些与我们为敌和唯恐西方不乱的人，得到好处和感到舒服。
肯尼迪通过欧洲电视台向西德和意大利各地重申了这些信念，他在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同英国的麦克米伦进行的一些颇具成效的私人会谈中也重申了这些信念，所以下一周他离开欧洲大陆时确信——根据市民，领导人和新闻界的反应——“我们承担的义务及其持久性已经得到了理解。”
同世界其他领导人的接触
在肯尼迪执政的第一年里，他平均每周亲自会见一个以上外国政府的首脑和政府高级官员，以后他也常常这样做。他出国访问过十一个外国政府首脑，并在白宫接待过五十多位总统、总理、首相和王公贵族等。他对每次会晤都作好准备——无论是会见法国总统还是多哥总统——探讨关于别国的全部现有的资料，包括其政治、人物以及所存在的问题。他凭记忆列举出当地的统计数字，引用他们的著作或历史方面的材料也不带记录本，这使他的东道主和来访者得到深刻的印象并感到高兴。
由于肯尼迪自己的出国旅行受到限制，他同其他国家首脑保持着大量的书信往来——分别接见为数很多的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和其他官员——派他的妻子、弟弟罗伯特、副总统和其他人出国访问——鼓励国务院官员在出现特别危机时直接与他们的对手打交道，而不要通过信件或大使——通过一年一度的内阁联席会议改善我们与日本的关系。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关心和培育外国首脑个人威信的努力中，最主要的形式是请他们访问白宫。每位来访问的贵宾总被带到楼上肯尼迪夫妇的住房参观（例如，有一次肯尼迪把卡罗琳从午睡中唤醒，让她会见沙特阿拉伯的沙特国王），让客人欣赏肯尼迪夫妇感到自豪的印度油画和法国家具。肯尼迪注意到他陪同一位总理去乘的大轿车已经很陈旧，发觉这辆汽车原来是从殡仪馆租来的，于是立即命令作了新的安排。他对巴黎大道上排列成行的仪仗队获得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在白宫举行国宴时也安排了同样的仪式。他认为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作为正式欢迎来宾的地方未免有些寒酸，便规定用直升飞机接到白宫的南草坪举行欢迎仪式。
高级人物涌向华盛顿的盛况是空前的，这使我们不大安排具有各种繁文缛节的三天的“国事访问”，而较多的安排仅在白宫共进一顿午餐的“工作访问”，以及采取两天的既是工作访问又是国事访问的折衷办法。肯尼迪几乎总是对这些会谈比对同许多国会议员举行的小型座谈会更感兴趣，他常常使外宾逗留得超过原定的时间，即使在有紧急事情要办时也是这样。他对他们的问题和政治情况的兴趣，对他们的需要和观点的广泛知识，他的机智和魅力，以及肯尼迪夫妇给予来宾的无比热情的慷慨款待——由肯尼迪亲自审阅菜单的丰盛的白宫宴会，眼花缭乱的艺术表演，以及使收受者称心的礼物——这一切都有助于使肯尼迪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建立起亲热的联系来。
这些对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尤其是对非洲国家的领导人，特别重要。他们喜欢他在移民、裁军、外援、刚果问题、老挝问题，尤其是民权问题上所作的努力（事实上，肯尼迪还曾特别着意地把他的民权演讲连同他的一封私人信件一起，送给每一位非洲国家的首脑）。他们特别欢喜他亲自关注他们的愿望和忧虑。甚至加纳的恩克鲁玛——他曾经谴责过美国暗杀刚果前总理卢蒙巴以及其后使恩克鲁玛的泛非政权的幻想成为泡影——也对这个美国总统抱有好感。肯尼迪赠给苏丹总统一支特制的猎枪；苏丹总统带着感激的微笑对总统说：“在我的国家里有一千三百万人民和一亿头野兽。”肯尼迪在接受海尔·塞拉西皇帝对他处理民权问题的赞扬时，建议他同罗伊·威尔金斯和司法部长会晤。新独立的坦噶尼喀的朱利叶斯·尼雷尔是他最欢喜的外国领导人之一。他微笑着问尼雷尔：“你倒说说看，当一个大国的第一个天主教总统的滋味如何？”
肯尼迪对印度总理尼赫鲁任用仇视西方的克里希纳·梅农和他在1961年底明目张胆地夺走葡萄牙的小小殖民地果阿颇为不满。但是第二年，尼赫鲁的女儿到美国作非正式的讲学旅行而在华盛顿作短暂停留时，她吃惊地接到了总统亲自打给她的电话。他提醒尼赫鲁的女儿，由于发生了果阿事件，美国国会正在考虑砍掉对印度的一笔援助款项，而全国各地的新闻记者则可能会试图使她与美国国会对立。他还把他自己为记者招待会作准备的技巧向她作了介绍，并向她提出了一连串她在旅行中可能被问到的最棘手的问题。
肯尼迪自己在记者招待会上所作的答复和他在国外旅行时公开发表的声明——以及在国内发表的影响到外国的声明和演说——不仅分发给各国政府的首脑，而且也向他们的选民们播送。艾夫里尔·哈里曼说，“他说动了政府首脑，还一直说到公众的心里去。”他特别欣赏有几次在白宫草坪上对外国学生的谈话。在一次他进行这样的谈话时，人群簇拥着他，他的领带别针和手帕全丢了。他回来告诉我的时候，语调是高兴而不是生气的（捡到领带别针和手帕的两名印度尼西亚学生第二天就把这些东西送了回来）。
1963年夏天肯尼迪的西欧之行受到了华盛顿专栏作家的批评，因为他们认为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等东道国的政府都正处于过渡阶段，因而使谈判变得很困难。但是肯尼迪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去和各国政府商谈，而是紧接在戴高乐对美国的指责后去向公众说话的。他说，他这次旅行涉及“美国和西欧之间的关系……这对我们，而且，我希望，对（欧洲）人民来说，也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不管怎样，他认为他的这次旅行已经赢得了人们对美国及其个人日益增长的尊敬，这一点是他感到满意的。然而他认为“世界舆论”既不是一种鉴别事物的论据，也不是一种可以依赖的力量。
他说，由于美国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它常常会卷进朋友和盟国的争吵中去。争吵双方都寻求我们的支持，有时还要求我们充当调解人。争吵双方对我们的立场都感到满意是不大可能的。在中东和在印度次大陆，他积极地致力于恢复和睦，然而由于争论双方都表示怀疑，结果大半毫无成效。不过1962年在西新几内亚领土问题上多少暂时取得了成功。这是荷兰和印度尼西亚之间发生激烈争执的一个问题。为了避免发生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是荷兰人不想打的，而印度尼西亚人在苏联的大规模支持下是极想打赢的——为了加强印度尼西亚国内温和派的地位——这是避免共产党人最终接管这个国家的唯一希望所在——肯尼迪派出了优秀的外交家埃尔斯沃思·邦克大使作为联合国的调解人。某些美国外交官主要关心荷兰人和澳大利亚人提出的抱怨，而不大在意我们的声望最终在某些亚洲中立国家中的升降，因而对总统的这一努力并不热情支持。然而，“我们唯一关心的是……和平解决，”肯尼迪说。“我们认为，这是符合有关各方的长远利益的。调解人的角色并不是一个愉快的角色，（然而）我们打算使人人恼火，如果事情取得某些进展的话。”
肯尼迪在打消外国对美国的下列看法时，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这种看法是：美国是漠不关心的、保守的、安于现状的。美国新闻署1963年在西欧的调查表明——这次调查是紧跟在闪电导弹的争端和戴高乐对肯尼迪的攻击之后进行的——同该署过去八年的这类调查的任何一次相比，赞成美国对外政策的比例，这次是比较高的，即使在法国情况也是如此。《亚细亚》杂志的民意测验表明，肯尼迪的票数大大超过尼赫鲁，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受人钦佩的人物”。在非洲的和平队队员的报告和肯尼迪本人接到的来自东欧的信件都表明，他个人在这些地区的国际影响也有了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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