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我看着哈维先生把我的尸体带往落水洞时，我不得不承认他很聪明。他把布袋放在金属保险箱里，我的遗骸被金属团团包围。开到落水洞时已经很晚了，哈维先生把保险箱留在车里，直接走到斐纳更家。斐纳更夫
妇住在落水洞附近，这里的地属于他们，所以把旧家电丢到落水洞的人都必须付费，斐纳更夫妇就以此维生。
哈维先生敲敲白色屋的门，一个女人打开门，屋里飘来迷迭香与羊肉的香味，香味飘上我的天堂，哈维先生也闻到了味道，他从门口看到有个男人站在厨房里。
“先生，您好，”斐纳更太太，“有东西要丢吗？”
“是的，东西在我车子后面。”哈维先生回答，他已经准备好一张二十美元的纸钞。
“你车里装了什么？一具尸体吗？”斐纳更太太开玩笑。
她绝对想不到谋杀这回事。她家虽，却很温暖，丈夫不用出去工作，所以家里的东西随时有人修。她丈夫对她很好，儿子也很听话，孩年纪还，依然以为母亲就是世界。
哈维先生笑了笑。我看着他露出笑容，一刻也不愿移开我的眼光。
“车里是我父亲的旧保险箱，我终于把它载到这里喽。”他，“这些年来我一直想把它丢掉，家里早就没有人记得保险箱的号码了。”
“保险箱里有东西吗？”她问道。
“只长了一些霉菌吧。”
“好吧，请把保险箱搬过来。你需要帮忙吗？”
“太好了。”他。
接下来的几年，斐纳更夫妇陆续在报上读到我的消息：少女失踪，疑似遭到谋杀；邻家狗拾获失踪少女的臂肘；十四岁少女在斯托弗兹玉米地遭到杀害；其他少女请严加戒备；市政府同意重划高中附近区域；被害少女之妹琳茜·沙蒙代表体学生致词。他们绝对想不到那天晚上，一个孤独的中年男人付了二十美元，请他们丢掉的灰色保险箱里，装着报上这个女孩的尸体。
走回车子的路上，哈维先生把手插进口袋，口袋里装着我的银手镯。他不记得何时退下我手腕上的银镯子，也不记得什么时候把镯子放进新换上的长裤口袋里。
他摸摸镯子，肉乎乎的食指轻抚平滑的宾州石、芭蕾舞鞋、迷你顶针的洞，以及自行车上转动的车轮。他开车径直上了号公路，开了一段之后停在路肩，开始吃早先准备的肝泥香肠三明治，吃完之后继续开到城镇南边，一片正在施工的工业区。那个时代郊区通常没有警卫，工地四下无人，他把车停在一个流动厕所旁边，万一真的有人看到他，他就可以假装上厕所。
事发之后，我每想到哈维先生，此时的情景总是浮上心头。他在泥泞的坑洞间走来走去，巨大的挖土机静静地停在工地上，庞大的机器在黑暗中显得更可怕。哈维先生四处走动，几乎在挖土机之间迷失了方向。
我出事后那天晚上，夜空一片黑蓝，他站在空旷的工地里，四周景物看得一清二楚。我特意站在他旁边，我要知道他看到了什么，也要跟着去他想去的地方。雪停了，刮起了朔风，他根据盖房子的直觉，走到一个他觉得会是人造湖的地方。他站在那里，再一次摸我的银手镯，他喜欢爸爸帮我刻上了名字的宾州石，我最喜欢的则是手镯上的自行车。他扯下宾州石放进口袋里，然后把银手镯和手镯上剩下的饰品丢进未来的人工湖。
圣诞节前两天，我看到哈维先生读一有关非洲马里共和国的书。他读到当地班巴拉人用布料和绳索盖房子，读着读着，他心中忽然浮现一个念头：他要像在玉米地中挖建地洞一样再做些新的尝试，这次他要盖一座书中写到的帐篷。打定主意之后他就出去买了一些基建材，准备花几时在后院里搭一座帐篷。
摔破所有摆了船只的玻璃瓶之后，爸爸看到哈维先生站在后院。
外面相当冷，但哈维先生只穿了一件薄薄的棉衬衫。他那年刚满三十六岁，那一阵子他试着戴硬式隐形眼镜，眼睛经常充满血丝，包括爸爸在内的许多邻居，都觉得哈维先生八成是酒喝多了。
“这是什么？”爸爸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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