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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福莱特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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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十节

  高德里曼和布劳格斯并肩走在一条被轰炸过的商店街道上。他们是外形很不相称的一对:教授戴着水晶眼镜、叼着烟斗,鸟似的弓腰驼背,也不看路,只迈着碎步;布劳格斯金发碧眼,身穿侦探喜欢的风衣,头戴式样夸张的便帽,步伐坚定稳健。

  高德里曼说:“依我看,‘针’大有来头。”

  “为什么?”

  “不然的话,他不能如此胆大妄为又不受惩罚。就是那行‘向威廉致意’,准是指的卡纳里斯。”

  “你认为他是卡纳里斯的心腹吗?”

  “反正他是某个人的亲信——也许是比卡纳里斯更有权势的人呢。”

  “我觉得这条线索会给我们一些什么。”

  “有来头的人一般是在中学、大学或者军校里建立起来的关系。看看那个”

  他们正好在一家商店外面,原先的玻璃橱窗如今成了一个大空洞。一个粗制滥造的招牌,钉在窗框上,上面一行用手写的字:“比先前更开放。”

  布格劳斯哈哈大笑,说:“我在一个挨了炸弹的派出所外面看到过一个牌子:‘乖一点,我们还在办公’。”

  “这倒成了一门小型艺术了。”

  他们继续走着。布劳格斯说:“这么说来,如果‘针’确实与某个高层人物同过学,又怎么样么?”

  “上学的时候,人们总喜欢合影。在肯辛顿的地下室——那栋房子战前是军情六处的办公室——米德温特收集了成千张德国军官的照片:在学校的留影、军官聚会的合影、毕业检阅典礼、和希特勒握手、报纸上刊登的照片——应有尽有。”

  “我懂啦,”布劳格斯说,“如果你是对的,而且‘针’上过德国的伊顿和桑赫斯特这类学校,我们很可能找得到他的照片。”

  “几乎可以肯定找得到。间谍通常忌讳照相,但他们在成年当上间谍之前不会。我们在米德温特的档案里找到的将是一个年轻时的‘针’。”

  布劳格斯说:“但我们怎么认出来他呢?谁也没见过他啊。”

  “不,有人见过。加顿太太的房客对他很熟。”

  那幢维多利亚式的红砖住宅矗立在俯瞰伦敦的一座小山上。布劳格斯认为,那样子像是忿忿然地盯视着希特勒对它的城市造成的破坏。住宅高高在上,是发射电波的好地方。

  “针”大概是住过顶层。

  布劳格斯想不出,在一九四〇年的黑暗日子里,“针”从这里向汉堡发过什么秘密情报:飞机工厂和炼钢厂的地图参数?海岸布防详情?政治传闻?防毒面具?防空洞和沙包?英国人的士气?轰炸破坏报告?

  “干得好啊,老兄,你们终于把克里斯琴·布劳格斯给炸死了——”别想了。

  一个身穿黑色上装和条纹裤子的老年人打开了门。

  “早安,我是苏格兰场的布劳格斯探长。我要和屋主说句话,劳驾啦。”

  布劳格斯看到那人的眼睛里跳动着恐惧,随后门洞里出现了一位年轻妇女,说:“请进来吧。”

  地面铺着花砖的门厅泛着地板蜡的气味。布劳格斯把他的帽子和外衣挂到一个立架上。老人消失在房子的深处,女人领着布劳格斯进了一间客厅。屋里摆着贵重的家具,有一种旧式陈设的富丽。在一辆小推车上有一瓶瓶的威士忌、杜松子酒和雪利酒,全都是未打开过的。那女人坐到一把雕花的扶手椅上,架起二郎腿。

  布劳格斯说:“那个老人为什么害怕警察?”

  “我公公是个德国犹太人。他在一九三五年为了逃避希特勒的迫害来到这里,一九四〇年你们却把他关进了集中营。我婆婆见前途无望,就自杀了。他刚刚才从马恩岛被释放出来。他有一封国王给他的信,对给他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布劳格斯说:“我们没有集中营。”

  “集中营确实是我们英国人发明。在南非。你难道不知道吗?我们埋首研究自己的历史,却老是忘记历史中的点点滴滴。我们实在善于对不愉快的事实眼不见为净。”

  “那也不见得是件坏事。”

  “怎么说?”

  “一九三九年,我们何尝不是对这样一个不愉快的事实眼不见为净:我们不可能打赢一场与德国人的战争——但看看后来的演变。”

  “我公公也是这么说的。他不像我那么犬儒主义。我们能帮苏格兰场做些什么?”

  布劳格斯很喜欢和这位女士像这样谈话,但现在他不得不把注意力回归到工作上。

  “是有关四年前在这里发生的一宗谋杀案。”

  “都那么久以前的事了!”

  “冒出来了一些新的证据。”

  “我当然知道那宗谋杀案。这里原先的房主被一个房客谋杀了。她没有继承人,我丈夫从她的遗嘱执行人手里买下了这栋房子。”

  “我想找当年的房客问问情况。”

  “好的。”那女人的敌意消失了,她那张聪慧的脸上现出正在努力回想的表情。

  “我们刚搬进来时,原先住在这儿的三个房客还在:一名退役的海军军官、一位推销员和一个约克郡的小伙子。那个小伙子后来参了军——他还给我们写信。那位推销员应征入伍,死在了海上。我了解这些情况,因为他的五位太太中有两位与我们还有联系!至于那退役军官,现在还住在这儿。”

  “还住在这儿!”真是好运气。

  “我想见见他,劳驾。”

  “没问题。”她站起身,“他有一把年纪了。我来带你到他的房间去吧。”

  他们走上铺了地毯的楼梯,来到二楼。她说:“你先跟他聊聊,我去找参军的那小伙子最近来的那封信。”

  她敲起门。布劳格斯苦笑想着,我的房东太太才懒得为自己找这种麻烦。

  一个声音在屋里回答:“门开着呢。”布劳格斯走了进去。

  那位退役军官坐在窗边的一把椅子上,膝上裹着一条毯子。他穿着一件运动夹克,戴着衬领,打着领带,架着眼镜。他的头发稀疏,胡子灰白,曾经很坚毅的脸上如今皮肤松弛,布满皱纹。这房间成了一个靠回忆度日的男人的家:有几幅航船的绘画、一台六分仪和一架望远镜,还有他本人年轻时在“文契斯特号”军舰上的留影。

  “你瞧瞧这个,”他头也不回地说,“告诉我那小子为什么不参加海军。”

  布劳格斯走到窗口。屋外路边上停着一辆马拉的面包店送货车。那个所谓的“小子”是个穿裤子留短金发的女人。她有着硕大的胸脯。布劳格斯笑了。

  “那是个穿裤子的女人。”他说。

  “哎呀,果然是!”那军官转过身来,“你知道,这年头是男是女可真说不准。女人居然穿裤子!”

  布劳格斯作了自我介绍。

  “我们重新审理了一九四〇年在这里发生的一宗谋杀案。我相信你和那个叫亨利·费伯的凶嫌,曾经同时住在这儿。”

  “没错!我能帮什么忙吗?”

  “你对那个费伯记得清楚吗?”

  “清楚极了。高大的个子,深色的头发,谈吐文雅,举止安详。穿得相当破旧——你要是以服装取人,可就要看走眼了。我也不是不喜欢他,只是我没那份心思去好好了解他,而且他似乎不想让人了解。我估算他的年纪大概和你相仿。”

  布劳格斯忍住没笑:他已经习惯人们只因为他是警探就把他的年纪估计得偏大了。

  那军官又补充说:“我肯定他没干那事。你知道,我对人的性格还有点了解——你不学点这方面的本领,是没法指挥一艘军舰的——那个人要是色情狂的话,我就是赫尔曼·戈林了。”

  布劳格斯突然联想到,这老头儿把穿裤子的金发女人误认为男人,还错估了他的年龄,肯定是不中用了,不禁感到失望。

  他说:“你知道,你总该要求看一看警察的证件的。”

  那老军官有点吃惊:“那好吧,咱们看看吧。”

  布劳格斯把打开皮夹,把克里斯琴的相片给他看:“请看。”

  老军官端详了一会,然后说:“拍得真不错。”

  布劳格斯叹了口气。老头子的眼睛几乎全瞎了。

  他站起身。“这次就谈这些吧。”他说,“谢谢你。”

  “欢迎你随时来,我一定尽力相助。如今我对英格兰没有多少价值了——连国民军都不要的人,确实够不中用的了,唉。”

  “再见。”布劳格斯向外走。

  那女人在楼下的客厅里。她递给布劳格斯一封信。

  “地址是一个军队信箱号码,”她说,“毫无疑问,你能找得到他在哪儿。”

  “你知道,老军官没什么用啦。”布劳格斯说。

  “我猜也是。不过,有个客人,他这一天过得总算有点意思。”她打开门。

  布劳格斯一时冲动,说:“你肯赏光和我一起吃顿晚饭吗?”

  她脸上掠过一道阴影。

  “我丈夫还在马恩岛呢。”

  “对不起——我原以为——”

  “没关系。我感到荣幸。”

  “我想请你放心,我们不是盖世太保。”

  “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孤单的女人难免会变得刻薄。”

  布劳格斯说:“我妻子死在空袭中。”

  “那你应该了解,战争会引起一个人的恨意。”

  “对,”布劳格斯说,“它会引起一个人的恨意。”

  他走下台阶。门在他身后关上了。开始下雨了。

  克里斯琴死的那天也有雨。布劳格斯因为和高德里曼翻阅一些新资料,回家晚了,他拼命往家里赶,希望可以在克里斯琴出去开救护车之前,和她一起待上半小时。天黑了,雨已经下起来了。

  布劳格斯为她感到骄傲,很骄傲。和她一起工作的人都说,她这样的一个女人胜过两个男人。她在灯火管制的伦敦街上开车驰骋,像个老兵似的拐弯时只用两轮着地,尽管这城市四处起火,她却吹着口哨,谈笑风生地穿行其间。人们都说她无所畏惧。布劳格斯比他们更了解她:她心里是害怕的,只是不表露出来罢了。他之所以会知道,是因为早晨他起床而她上床时,他看到了她的眼睛。这种时候,夜里的可怕情景已经过去了几小时,她也不用再那么强撑着了。他知道,她并非不害怕,但却勇气十足,他感到骄傲的正是这个。

  他从火车上下来时,雨下得更大了。他向下拉了拉帽子,把衣领竖起来。他在一个商店给克里斯琴买了香烟——她像很多妇女一样,最近也抽起烟来了。店主只卖给他五包烟,因为货源短缺。

  一名警察拦住了他,要验看他的证件——又耽搁了两分钟。一辆救护车驶过他身边,很像是克里斯琴开的那辆,那是一辆征用来的水果运输卡车,漆成了灰色。

  他走进家门时,心情开始紧张起来。爆炸声听着越发近了,而且他还能清楚地听到飞机声。今天夜里,东区又会伤痕累累,看来他又得要在莫瑞森防空洞睡觉了。很近的地方又有一次爆炸,他加快了步伐。他连晚饭也要在防空洞里吃了。

  他拐进自己那条街,看到了许多辆救护车和救火车,赶紧拔腿跑起来。

  有炸弹落在了他家的街上,离街的中央部位不远,应该就在他家附近。老天爷,可千万不要是我家,不要——

  屋顶上被直接命中,房子彻底被炸平了。他向人群冲过去,那儿聚着邻居、消防队员和志愿人员。

  “我太太没事吧?她出来了吗?她还在里面吗?”

  一名消防队员同情地看着他:“没人出来,老兄。”

  救护人员在翻着瓦砾堆。突然,一个人叫道:“在这儿了!”随后他又说:“倒大霉啦,是无所畏惧的克里斯琴!”

  布劳格斯冲到那人身前。克里斯琴在一大堆砖头下面。可以看得见她的脸;她双眼紧闭。

  那个救护人员叫着:“吊车,哥儿们,赶快。”

  克里斯琴呻吟了一声,动了动。布劳格斯说:“她还活着!”他跪到她身边,把手伸到一块大砖垛的下面。

  那个救护人员说:“你抬不动的,孩子。”但那块砖垛却被抬了起来。

  那个救护人员说:“天哪,你会砸死自己的。”一边说一边赶紧弯腰来帮忙。

  大砖垛抬起离地面两英尺高时,他们用肩膀扛住了它。现在重量不再压住克里斯琴身上了。又来了一个人,再来了一个。四个人一起把大砖垛撑了起来。

  布劳格斯说:“我把她抬出来。”

  他爬到斜坡砖顶的下面,把妻子搂在怀里。

  有人叫道:“该死,往下滑啦!”

  布劳格斯把克里斯琴紧紧搂在胸前,赶紧往外爬。他刚刚出来,那几个救护人员就松开了砖垛,跳到了一边。砖垛落在地上,发出震耳欲聋的轰响。布劳格斯意识到,这块大砖垛刚才就是这样落到克里斯琴身上的,心里明白她是没救了。

  他把她抬到救护车上,车子马上开走了。她死前又睁了一次眼,并且说:“你们只好靠自己来赢这场战争,我可帮不上忙了,孩子们。”

  一年多后,当他从海格特顺着下坡走到伦敦市区时,泪水又涌了出来,和落到脸上的雨水交织在一起,他想起刚才女主人说的那句至理名言:战争会引起一个人的恨意。

  十八岁的比利·帕金,本该在他父亲开在斯卡伯罗的皮革厂中当学徒,却因为战争的需要被军队按二十一岁接收,并一路被提升为中士。现在,帕金正受命率领他的先遣班穿过一座燥热的树林,向一个尘土飞扬的意大利村庄前进。

  意大利人已经投降,但德国人还没有,正是德国人在意大利抵御着英美联军。联军在向罗马挺进,对帕金中士这个班来说,这是一次长途行军。

  他们在一座山顶上走出树林,卧倒在地,观察位在山脚下的村庄。帕金取出他的望远镜,说:“我现在他妈的要是能喝上一杯茶该有多好。”他学会了喝酒、吸烟、睡女人,说的话和其他当兵的人没两样,也不再参加祈祷会了。

  这些意大利的村庄有的有设防,有的没设防。既然不知道哪里有设防哪里没设防,在接近这些村庄时就一概得小心翼翼。这得消耗掉不少时间。

  山的下坡上没有多少隐蔽之处——只有几片灌木丛。村子的外围有几栋白色的房合,然后是一条河,河上有座木桥,然后是更多的房子,中间有个小广场,边上有镇公所和钟楼。从钟楼到木桥视野开阔:如果这里驻有敌人,一定在办公所里。

  周围的田地里有几个人影在干活。天晓得他们是谁:可能是地道的农民,也可能是法西斯党徒、黑手党分子、游击队员、共产党人……甚至可能是德国人。在没有开火之前,你根本无法知道他们会站在哪一边。

  帕金说:“上吧,下士。”

  五分钟之后,瓦特金斯下士踏在通往村庄的土路上,头上戴了一顶便帽,军装外面裹了一条肮脏的旧毯子。他肩上扛着一个包袱,里面装的什么东西说不上,从一口袋洋葱到一只死兔子都可能。他跌跌撞撞地,不像是在走路。到了林边,消失在一座低矮的农舍黑乎乎的屋里。

  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贴墙站着,这样从村子方向便看不到他了。他向山顶上的士兵们望过去,挥起手:一次,两次,三次。

  全班爬下山坡,进了村子。

  瓦特金斯说:“所有的房子都是空的,中士。”帕金点点头。

  他们从房子之间运动到河边。帕金说:“该你了,哈德森。把这条小河当作密西西比河游过去吧。”

  二等兵哈德森把他的装备整齐地堆放在一起,摘下钢盔,脱下皮靴和紧身军上衣,溜进窄窄的溪流。

  他在对岸露出水面,爬上岸去,消失在房舍中间。这次等候的时间长些,因为要察看的范围更大。

  最后,哈德森走回木桥这边。“要是这儿有德国人,他们也都藏着呢,”他说。

  他重新装备整齐,全班通过木桥,进入村子。他们靠着街道两侧,向广场前进。

  一只鸟从一间屋顶上飞起,惊动了帕金。他们经过一座座房舍时,有人踢开了一些房门。里面没有人。

  他们站在广场边上。帕金向办公所点了下头。

  “你到那里边去过了吗,哈德森?”

  “去了,长官。”

  “这样看来,这村子是我们的了。”

  “是的,长官。”

  帕金向前走,准备通过广场,这时,猛烈射击爆发了。随着枪声大作,子弹冰雹般落在他的周围。有人尖叫了一声。

  帕金躲闪着,弯腰低头地奔跑着,在他前面的瓦特金斯用手掐着腿,痛得直叫;帕金把他抱了起来。一颗子弹“砰”的一响,掠过他的钢盔。他冲向最近的一间房舍,撞开门,摔进了屋里。

  射击停止了。帕金冒险向门外窥视。有一个人受伤倒在广场上:是哈德森。真不公平。哈德森动了一下,跟着就响了一枪。随后他便不动了。

  帕金说:“这些该死的杂种。”

  瓦特金斯叫着:“唔!”随后龇牙一笑,举起了什么东西,“不在里面了。”

  帕金又向外面看去。

  “他们在钟楼里,”他说,“那儿没大空间,不会有很多人的。”

  “不过他们可是会开枪的。”

  “是啊,他们把我们困在这儿了。”帕金皱了皱眉,“有炸药吗?”

  “嗯。”

  “咱们看看。”帕金打开瓦特金斯的背囊,取出了炸药。

  “有了。给我装一支十秒钟的引信。”

  其余的战士在街道对面的那栋房子里。帕金向他们叫着:“哎!”

  那门口露出一张脸。

  “中士?”

  “我打算扔个番茄。我一声令下,你们立刻开枪掩护我。”

  “好的。”

  帕金点燃一支香烟。瓦特金斯递给他一包炸药。

  帕金大叫:“开火!”

  他用香烟点着引信,跨到街上,抡开手臂,把炸药投向钟楼,然后立即转身,钻回屋里。自己人的火力在他耳中轰轰作响。一个子弹擦过门框,激起的木屑擦着了他的下巴。继而是炸药的爆炸声。

  没等他看,街对面就有人喊:“炸个正着!”

  帕金走出屋外。那座古老的钟楼坍塌了。就在烟尘落到废墟上时,听到了一声不合时宜的钟声。

  瓦特金斯说:“你以前是打板球的吧?那一下掷得可真他妈的准。”

  帕金走到广场的中央。看来,那些被炸得七零八碎的尸体,拼凑起来刚好是三个德国人。

  他说:“这钟楼也实在太不结实了。就算我们一块朝它打喷嚏,大概也会震塌的。”他转过身去,说道:“多活一天,多赚一天的美金。”这是美国大兵的俚语。

  “中士,您的电话。”通讯员说。

  帕金走回来,从他手中接过话筒。

  “喂,我是帕金中士。”

  “我是罗伯茨少校,中士。从现在起解除你的实际职务。”

  “为什么?”帕金的第一个念头是,他们发现了他的真实年龄。

  “上面要你回伦敦。别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把你的班交给你的下士负责,返回基地来。路上有车接你。”

  “是的,长官。”

  “命令还说,你绝对不准以任何理由拿你的生命冒险。懂了吗?”

  帕金咧嘴一笑,想到了钟楼和炸药。

  “懂了。”

  “好吧。上路吧。你这个走运的小子。”

  布劳格斯想,别人之所以都叫帕金小子,是因为他们认识他,都是在他参军之前。毫无疑问,帕金如今已道道地地是个男人了。他迈着优雅和自信的步伐,用锐利的目光四下张望,与上级军官在一起不卑不亢。布劳格斯知道他在年龄上撒了谎。倒不是因为他的模样和举止,而是由于每当提及年龄时他流露出来的细小反应——那种小反应,像布劳格斯那样经验丰富的刑讯官,会出于职业习惯一下子注意到的。

  他们刚告诉他要他看一些照片时,他还挺开心。现在,他到米德温特先生在肯辛顿布满灰尘的地下室里的第三天,那种开心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乏味。最让他烦恼的则是不准吸烟的规定。

  其实,布劳格斯更烦,因为他不得不坐在旁边看着帕金。

  有一天,帕金说:“你们不会把我从意大利叫回来帮着破一宗四年前的谋杀案吧?那完全可以等到打完仗再说。还有,这些照片大多是德国军官。要是这宗案子需要我守口如瓶,你们最好告诉我。”

  “你的确该守口如瓶。”布劳格斯说。

  帕金又回去看照片了。

  那些照片全是些旧照片,大多数都已发黄、褪色,许多还是从书籍、报刊上剪下来的。有时候,帕金还要使用米德温特先生周到地提供的放大镜,更仔细地辨认合影中的小面孔;每逢这种时候,布劳格斯的心就怦怦直跳,直到帕金把放大镜放在一旁,拿起另一幅照片时,他的心跳才缓和下来。

  他们到附近的一家酒馆去吃午饭。和战时的大多数啤酒一样,这儿的啤酒很淡,但布劳格斯依然认为,应该明智点,只让年轻的帕金喝上两品脱——要是任他喝,他会一口气灌下个一加仑的。

  “费伯先生是个不爱多说话的人。”帕金说,“你不会认为他有那种动机。跟你说,女房东长得不错,而且她还想干那种事。回想起来,要是我当时懂得怎么上手,搞不好我自己就会把她占有啦。嘿,我当年只有——十八岁。”

  他们吃了面包和起司,帕金吞下了一打腌洋葱。他们回去时,在大门外停留了一阵子,以便帕金再抽一支香烟。

  “他是个大个子,长相漂亮,谈吐优雅。但我们都没怎么重视他,主要是因为他的衣着很差,骑着一辆自行车,而且也没钱。我猜想这可能是一种巧妙的伪装。”他带着询问的意味,扬起了眉毛。

  “可能吧。”布劳格斯说。

  当天下午,帕金足足找出了三张费伯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九年前才拍的。米德温特先生把这几张照片翻拍了。

  海因里希·鲁道夫·汉斯·冯·穆勒-古德(“咱们还是叫他费伯好了。”高德里曼说着,笑了一声)于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六日出生于西普鲁士一个叫做奥伦的村子里。他家世代都是当地殷实的领主,父亲是家中的次子,他本人也是次子。次子都是要做军官的。他母亲是第二帝国一位高级军官之女,生来就受到教育,要做贵族夫人,也果真如愿以偿。

  他十三岁的时候,进入了巴登的卡尔斯鲁赫军校,两年后转入柏林附近更有名望的格罗斯-李奇特菲尔德军校。两所军校都以艰苦训练、纪律严明著称,学员的思想是靠藤条、冷水澡和粗劣的食物来磨炼的。海因里希在那里学会了讲英语和法语,还学习了历史,最后以本世纪以来的最高分通过了毕业考试。

  在他就学的经历里,只有另外三条记录:在一个严寒的冬天,他反抗当局,直至半夜溜出校门,步行一百五十英里到了他姑妈家;在一次训练中,折断了他的摔跤教官的手臂,还因为不服从上级挨过鞭子。

  一九二〇年,他作为见习军官,在韦塞尔附近的腓特烈菲尔德中立区短期服役,一九二一年在梅兹的军校接受军官训练,并于一九二二年被授予少尉军衔。

  (“你那次用的什么字眼?”高德里曼问布劳格斯,“‘相当于伊顿和桑赫斯特的德国贵族学校’,对不对?”)

  随后的几年里,他在五六处地方短期执勤。他也是个成绩出众的田径运动员,尤其是在长跑项目上。

  他和人从不深交,从未结过婚,还拒不参加纳粹党。由于国防部一位中校军官的女儿怀孕这件事,不明不白地牵连到他,他晋升为中尉一事被延迟了,但最终在一九二八年,他还是当上了中尉。他和上级军官谈话时仿佛是同级,这一习惯之所以得到接受和原谅,是因为他是个步步高升的年轻军官,而且是普鲁士的贵族。

  二十年代末,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校成为海因里希的伯父奥托的挚友,并多次在他家的奥伦庄园中度假。一九三一年,还没上台当总理的阿道夫·希特勒曾是那里的座上客。

  一九三一年,海因里希晋升为上尉,并到柏林执行秘密使命。这是他最后一张照片拍摄的时间。

  大约从那时起,他似乎就不复存在了。

  “剩下的我们可以推测,”珀西瓦尔·高德里曼说。

  “德国情报机构训练他掌握了无线电发报、使用密码、测绘地图、盗窃、讹诈、破坏和暗杀。他在一九三七年前后来到伦敦,有充分时间为自己弄到可靠的掩护身份也许是两个。他的孤独习性,是间谍生涯磨炼出来的。战争一爆发,他就认为已获准杀人了。”

  他看着他办公桌上的照片。

  “他是个挺帅的家伙。”

  那是第十汉诺威狙击营长跑队的合影。费伯的位置居中,举着一只奖杯。他有着高高的额头和长长的下巴,蓄着短短的头发,一张小嘴上缀着窄窄的胡须。

  高德里曼把照片递给比利·帕金。

  “他变化大吗?”

  “他的样子要老多了,不过也可能是他……装的。”他沉思着端详着那照片,“他的头发现在长多了,胡须也不见了。”他隔着桌子把照片递过去。

  “不过这就是他,没错。”

  “档案里还有两条,都是推断。”高德里曼说,“第一,他们说他可能在一九三三年进入了情报机构——一名军官的履历没有明显的原因而中断时,一般都会这么猜测。第二条是谣传,未经任何可靠来源证实,说他当过几年的斯大林亲信顾问,用的名字是瓦西里·赞可夫。”

  “这难以置信。”布劳格斯说,“我不相信。”

  高德里曼耸了耸肩。

  “在希特勒上台的那段时间,有人劝说斯大林处决了他的军官中的精英。”

  布劳格斯摇了摇头,换了个话题:“我们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呢?”

  高德里曼想了想。

  “咱们把帕金中士调过来。他是我们所知唯一一个亲眼见过‘针’的人,他了解的情况很多,我们不能让他在前线冒险了。另外,把这幅照片好好复制一下,由一位修版师把他的头发加厚,把胡须去掉。然后我们就把照片分发下去。”

  “我们要大张旗鼓地通缉他吗?”布劳格斯疑惑地说。

  “不,目前我们要悄悄地动手。如果我们一登报,他就会闻风而遁。当前只要把照片送到警察部队就可以了。”

  “只做这些?”

  “我想就这些。除非你另有主意。”

  帕金清了清喉咙。

  “长官?”

  “嗯。”

  “我当真宁愿回部队去,我不适合做行政工作。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

  “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中士。在这个斗争的舞台上,多一个少一个意大利村庄没有什么不同——但这个叫费伯的人,却可能使我们输掉这场战争。用美国人的话说:‘我不是在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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