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道上，黑色小轿车挨在拥挤的运输洪流的边上，向炮响的方向前进。公路上挤满了卡车，一行开往前线，一行往回走。大胡子的男人，粗壮的晒黑的妇女在绵亘的桦树林之间的田野里工作，一眼也不瞧公路上的车子，儿童们也不理睬军事运输，自己在公路附近玩。在一些小村庄里，小木头屋子外面晒着衣服，木头房子的窗户都油漆成彩色。维克多·亨利不能不注意到一个奇怪现象：离莫斯科越远，靠前线越近，俄国人看来越正常、越平静。他们后面的首都忙乱成一团。就在城外，妇女、儿童、戴眼镜的文弱书生——职员、记者、学校教师等——忙乱地在那里挖反坦克壕沟，堆置无数钢筋洋灰的障碍物。在这条防线以外，就是平静的森林和田野，绵亘不断的青松翠柏，秋色四溅。只是沿公路为卡车修的防空隐蔽处——在森林里清理一块地方，砍些常青树枝作掩护——才看到一点敌人入侵的景象。
快傍晚的时候，汽车开进一个小集镇，在一个带黄窗户的房子前面的泥泞广场上停下来。面颜红润的孩子们提着桶排队站在抽水机边；另一些孩子正从广阔的田野里把牛羊赶回家来；在紫霭暮云下面，平坦的田野延伸得很远；三个体格强壮的老人在锯木头，为一间还未盖好的房子钉窗户。这些是帕格整天看到的奇怪现象——这些祖祖辈辈住在俄罗斯的人，还在暮色苍茫中盖房子。德国的炮声已清晰可闻，比在托尔斯泰领地上响得多，西边地平线上黄色的闪光忽隐忽现，象夏天的闪电一样。
“噢，这是他们的家，”他们僵直了腿从车上下来，当维克多·亨利提起这种现象时，上校回答说。“他们能上哪儿去呢？我们已经把德国人阻止在那里了。当然，孕妇和带孩子的母亲很早就迁走了。”
在现在作为团司令部的暖和的小餐厅里，客人们与坦克上校、团的四个军官围挤在一张桌子边，还有一个叫叶甫连柯的将军，在他宽厚的双肩上有三颗黄褐色的星。他是这个地区军团的参谋长。安菲季耶持洛夫告诉维克多·亨利说，他碰巧也从这个镇上过。他是一个很高大的人，有淡黄色的头发，象蒜头一样的农民鼻子，宽大的下颚光滑而红润，在这间烟雾腾腾的窄房间里，他一个人看来就已经占了屋子的一头。叶甫连柯花了不少时间对帕米拉献殷勤，劝吃劝喝。他那张肥胖的脸上一会儿显出心不在焉、麻木、疲倦和极为忧郁的样子，一会儿又显出愉快的样子，但是他的眼睛在深凹的紫色眼窝里总带着极度疲劳的表情。
大有克里姆林宫那种派头的宴会开始了，在粗糙的黄桌布上，士兵们送上一道一道的菜：香槟酒、鱼子酱、熏鱼、汤、鸡、肉排，还有奶油蛋糕。当战士服务员出入厨房门的时候，帕格·亨利向里面望了一眼，才弄清了这个不简单的惊人之举。M－1轿车的红胡子驾驶员穿着白围裙在炉边忙得满头大汗。帕格曾经看到他把一箱箱的东西从车上往屋里搬。原来他是一个真正的厨师，一个高级厨师。
将军随便谈着战事的情况，上校担任翻译。他的军团在这个地区的兵力小于纳粹，枪炮和坦克的数量少得多。尽管如此，他们也可能会使德国人感到吃惊。按照理论，他们要守的防线与他们的实力相比是太长了；但好的理论，象好的兵团一样，有时候也有伸缩性。德国人已经遭到可怕的损失，他一连串地背出许多数字，击毁坦克多少，俘获枪炮多少，杀伤敌人多少。任何军队，如果它的司令员愿意每得一寸土地都付出流血的代价的话，它总是可以推进的。德国人已经流血太多，象萝卜一样发白了。这一次攻击是他们企图在冬季前赢得胜利的最后一次巨大努力。
“他们能攻下莫斯科吗？”塔茨伯利问。
“从这个方向不可能，”将军立即回答说，“我想任何其他方向也不行。不过要是他们真攻下了它，我们将把他们赶出莫斯科，然后赶出我们的领土。我们将战胜他们。德国人没有战略政策。他们的战略政策的概念就是杀人、掠夺和奴役。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不是一种战略政策。还有一点，他们的资源基本上比我们差，德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最后一点，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而过低估计了我们。根据弗·伊·列宁的话，这是战争中很危险的错误。列宁说，在战争中把自己想得太多，把对方想得太少，这是很危险的。结果只能是不可靠的计划，得到很不愉快的结局，例如失败。”帕米拉说：“话虽这样说，他们到底还是来了。”
将军转过满面怒容的大脸对着她，突然带着威胁、残暴和怪可怜的精疲力竭的表情。他这种表情又在调情的傻笑中消失了。“是啊，我亲爱的姑娘，我很懂得你说这句话的意思，你跟我们一样不愿意看到这些情况再发生。是的，纳粹分子通过史无前例的背信弃义取得了突然袭击的成功。另一点是他们狂妄自负，翘尾巴。他们已经打了好几个胜仗，把不可征服的英国赶下了海，等等，他们只能打胜仗，相信自己是不败的。不管怎样，当他们看到自己的伙伴在俄国象苍蝇一样死去，我想他们要重新考虑啦。开始时，他们把部队直接沿公路前进，甚至连保护一下侧翼都嫌麻烦，后来他们就注意一点了。是的，希特勒培养他们掠夺、抢劫、杀戮，这些是老条顿人的遗风，他们对这个很内行。我们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我认为我们是在没有精神准备的情况下被他们干了一下。所以，如你所说的，他们到底来了。现在我们有两个任务，就是：不让他们再继续前进，然后把我们还没有消灭的人赶回到他们来的地方去。”他转过身来对亨利和塔茨伯利说，“如果你们能在物资上帮助我们，自然我们的任务就可以完成得快一点，因为我们损失的太多。但最重要的是，如果在西欧开辟另一个战场，就可以很快消灭这些匪徒。英国人也许会意外地发现他们一旦在法国登陆，就可以长驱直入打到柏林。我相信，凡是能打枪的德国人都派到了这里参加这次攻击了。”
“现在我没有一次不在广播里强调开辟第二战场，”塔茨伯利说。将军点了点头。“您很有名，被认为是苏联人民的朋友。”他望着维克多·亨利。“怎么样，上校，您想看些什么呀？不幸的是这里已深入内地，没法让您看看出色的海军演习。”
“将军，假如——当然很可笑，不过——假如我们的总统能穿上神话里的隐身衣来看看你们的前线。”
“我们也有这类故事，”叶甫连柯说，“但不幸没有这种衣服。”
“你愿意让他看些什么呢？”
将军朝着坐在客人对面的四个军官瞧了一眼，他们紧挨着坐在一起，不断地抽烟。这四个脸色苍白的俄国人都有一头鬈发，精明的眼睛看来很困倦，都穿着一样的棕色上衣，象一胎里生的四个儿子一样。他们都还没有开过口，将军这时对他们说了句话。立即引起了一连串讲得很快的俄语对话。他又回过来对亨利说：“你说得很好，我们会安排的。由于情况有点不稳定，我建议你们明早天一亮就动身。”他抬起头来对帕术拉说：“一间卧室已经给您打扫出来了。先生们就跟军官们挤一晚吧。”
“天哪，还有卧室？我准备不脱衣服睡在地板上或泥地上，”帕米拉说，“不管怎么样，我现在一点也不想睡。”
上校翻译以后，将军的脸上露出了喜色。“原来这样？你这么说话真象我们俄国姑娘，不象娇气的英国妇女。”他把胳膊伸给她，带着大家一起进入另一个房间。房间的墙上挂满了墨水沾污的旧地图，发出霉味的家具与书桌、凳子、打字机、扭成一团的黑电话线等乱堆在一起，士兵们为了在陈旧的竖式钢琴周围腾出一些地方，把家具往两边推，发出吱吱的声音，钢琴上的琴键都脱了漆。一个军官嘴里衔着香烟，坐在那里弹出《永存的英格兰》的乐曲。帕米拉听出了曲调以后大笑起来，然后站起来跟着唱。将军带头鼓掌，叫再拿些香槟酒来。钢琴手又开始胡乱弹了《亚历山大的轻音乐队》。叶甫连柯将军优雅地深深一鞠躬，请帕米拉跳舞，帕米拉还没他的肩膀高，所以这一对儿看上去挺可笑，他们穿着满是泥的靴子，笨拙地在窄小的空地上转，但是他脸上显得很高兴。她又和其他军官一起跳，当钢琴手奏完了他知道的有限几首美国乐曲后，又开始奏《亚历山大的轻音乐队》，帕米拉又跟将军跳起来。房间里所有的人都畅怀痛饮香槟和伏特加。门外，士兵们围在一起，睁圆了灰眼睛看穿灰裤子的外国女士和军官们一起跳舞、喝酒。帕格知道她最不爱跳舞，尤其不爱跟陌生人一起跳。他还记得很久以前，在和平时期，他在“不来梅号”上听到帕米拉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要给我自己找根拐棍，戴一头白假发。”今天是为了使大家高兴。当钢琴手开始奏俄国乐曲的时候——他奏得好多了——帕米拉坐在椅子上，军官们一个人或两个在一起跳。笑声和掌声越来越响。一个漂亮的青年士兵带着一个星期没有刮的胡子闯进屋，来了一个绝妙的独唱，跳着，蹲着，用足尖转着，最后为答谢大家的鼓掌，象一个职业芭蕾舞演员一样鞠了个躬。将军笨拙地站起来，开始自己一个人跳。他又是打转，又是跳，然后两臂往胸前一抱，蹲下来踢着腿，粗声粗气地叫喊：“快一点！快一点！”他沉重的脚步震动着地板。士兵们都进了屋，围着他欢呼；屋里充满了人身上的臭味、烟味和酒味，但是维克多·亨利靠近帕米拉时还可以微微闻到一点石竹花的香水味。当时甫连柯将军喊完了跳起来喘气时，周围的人高声欢呼鼓掌，帕米拉跑过去在他出汗的红脸上亲了一下，他高兴地吻了她的嘴，引起了笑声和更热烈的欢呼，晚会到此结束。战士们把家具推回原来的地方，客人们都睡觉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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