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问他。尽管刚才你这样说，我对他不太信任。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呆在这里，假使我不能飞回家去的话。”
年老的医生眼睛发亮了，他把双手摊开。“恰恰就是这一点我没法帮你忙。当局会要求我出一张书面证明，说你不能旅行。否则他们不会延长你的居留时间。你完全可以飞回罗马去。至于飞到美国——”他又昂起脑袋——“这倒是辛苦而漫长的旅途。”
娜塔丽保持着沉静的态度。“你意思说我得失去这个婴孩？”
“没有必要，但是一个即将做母亲的初产妇，应该避免这样的劳累。你的怀孕史并不是百分之一百的好。”
“那么为什么叫我回罗马去？牛奶和食品都很坏；我不喜欢那里的医生，他对我的流血诊断不对。”
这个矮小的医生声调里带着冷淡的口气说：“亨利太太，飞回罗马去对你不成问题，因此没有办法延长你的居留时间。我非常遗憾。当局会问我你的健康状况，而不是罗马的牛奶或者卡罗纳博士。“他翻着一本复诊登记簿，看着说：“明天五点一刻的时候请你再来，我们讨论化验的结果。”
那天晚上，娜塔丽和泽尔斯顿以及她叔父在吃晚饭的时候，情绪挺愉快。离开了罗马，到了一个和平城市的激动的轻松感，压倒了温特的冷淡；而且检查的结果也使她高兴。她“象匹马那么健壮”，肚子里的婴儿在起劲地踢她，而他们已经逃出了法西斯意大利。其余的事情都会成功的，她想，特别是泽尔斯顿显得很乐观。她决定不问他，等他有了准备时自己讲出来。
这时候，她和他的共同话题是莱斯里·斯鲁特。她讲着她在巴黎时那个蹩脚公寓的滑稽事情：楼梯中央的小电梯坏了，斯鲁特在里面关了一夜；她的阿尔及利亚人房东费尽心机不让她自己做饭吃；楼上一个独眼的搞同性爱的雕刻家缠着斯鲁特要给他塑像。埃伦·杰斯特罗还没有听见过这些年轻人在塞纳河左岸的恋爱故事。这顿丰盛满意的晚饭、好酒和从露天餐厅上看到的灯火辉煌的苏黎世夜景，使他情绪也高涨起来。他接受了泽尔斯顿给他的一支雪茄，尽管他咳嗽很厉害。
“天哪，哈瓦那雪茄！”杰斯特罗博士卷动舌头喷着烟圈。
“这使我年轻了十岁，又回到了公共食堂。生活看来是多么美妙，多么容易，多么快乐啊！可是这么长时间里这个小胡子的坏蛋却在积攒他的坦克大炮。啊，天哪。你真快活，娜塔丽。”
“我明白。肯定是因为喝了酒，还有那灯光。明亮的灯光啊！奔奇，电灯光是最强烈的魔术。在灯火管制的地方住几个月，你就明白了！你知道吗，苏黎世叫我想起了什么？康尼岛的月亮公园，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你在一大片灯光中走路，成百万成百万的黄灯泡。灯光比跑马和游戏都更使人兴奋。瑞士真是了不起，是不是？它是一片恐怖的海洋里一只小小的干燥的自由的潜水钟。这是什么样的经历啊，我永远不会忘记。”
“你能明白了吧，为什么瑞士人要非常非常地小心，”泽尔斯顿说。“否则他们这里要挤满流亡者了。”
娜塔丽和她叔父听到他说的最后几个字，神情严肃起来，听他再要说些什么。
这位领事用两只手掌捋平了他的胡子。“不要忘掉，在希特勒的欧洲，有四百多万犹太人被捕。而全瑞士统共只有四百万人。因此瑞士人几乎和我们的国务院一样，开始对犹太人感到头痛。不过他们更有许许多多的理由。他们的国家只有一万六千平方英里的土地，许多地方都是光秃秃的岩石和积雪。而我们有三百五十万平方英里。以人口密度比较，我们有很大的空旷的荒地。而且我们被认为是自由的土地，流亡者的避难所。瑞士人没有这样的称号。那么谁应该接受犹太人？然而他们却在这样做，不过是小心翼翼地，而且总在限度之内。此外，瑞士人的石油、钢铁以及所有进进出出的贸易都得靠德国人。他们是处在一个包围圈里面。只有合纳粹意的时候，他们才有自由。我不能以更高的道德品格为你去和瑞士当局交涉。作为一个美国官员，在道德品格方面我可处在一个低下的地位。”杰斯特罗说：“这个可以理解。”
“你要明白，你的事还未作任何决定，”这位领事说。“我不过询问了一下。可能顺利解决。娜塔丽，坐一趟长途火车你能受得了吗？”
“我不敢肯定。为什么？”
“现在从苏黎世到里斯本的唯一航线就是汉莎航空公司。”
娜塔丽觉得仿佛突然让刀子割了一下，但是她的声调还是若无其事的。“我明白。那么那个西班牙航线呢？”
“人家对你说得不对。西班牙航线五月份就停止了，汉莎航空公司每个星期飞一次，以柏林为起点，中间每站都停——马赛，巴塞罗那，马德里。这是条蹩脚航线。我来的时候坐过。飞机上经常坐满了轴心国的大人物。你愿不愿意和你叔父分开，试试汉莎航空公司？你的护照上没有说你是犹太人。你是拜伦·亨利夫人。甚至德国人对怀孕的妇女也有点怜悯。当然，你得在纳粹的手里呆二十多个钟头。”
“另外一个办法呢？”
“坐火车经过里昂、尼姆、佩皮尼昂，沿着法国海岸下去，穿过比利牛斯山到巴塞罗那，然后，上帝帮你的忙，一直穿过西班牙和葡萄牙到里斯本。一路上过山，穿洞，蹩脚的路基，还有上帝知道有多少障碍、耽搁和换车，一大段路得经过维希政府的法国。路上也许要三天，也许六天。”娜塔丽说：“我凭什么要冒这个险。”
“我倒不在乎试试汉莎航空公司，”杰斯特罗的手指转着雪茄，用一种冷淡的声音说，“我还是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德国人会找我的麻烦。”
泽尔斯顿摇头说：“杰斯特罗博士，她是一个非犹太教的海军军官的妻子。我想她可以不成问题。你可别去坐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
“那么，我得决定的是一个人去试试汉莎航空公司呢，还是和埃伦一起坐火车，”娜塔丽说。
“你现在还用不着作任何决定。我不过是把这些事告诉你，让你考虑。”
娜塔丽和她的叔父在第二天就逛马路，看橱窗，买衣服，吃奶油蛋糕，喝真正的咖啡，坐着出租汽车兜圈子，消磨时间，奢侈地享受着瑞士的充分自由。从棕色的忧郁的罗马到这儿不过才飞几个小时。傍晚的时候，她又去看温特医生。他悲哀地耸耸肩膀，告诉她说，所有的化验都是阴性的。
“那很好。不过无论如何我也许能呆下去，”她说。“我们的领事在想办法。”
“啊，是这样吗？”这矮小的医生的脸开朗起来。“太好啦！没有比这使我更高兴的了。我马上给你登记住院，亨利太太。医院里挤得很。”
“我会在一两天内通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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