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之后，杰斯特罗和他的儿子、儿媳妇、小孩都不见了。他们在晚上悄悄地走了，没有向犹太人居住区的任何人要求批准或者帮助，也没有问和森林里游击队联系的口令。犹太人居民委员会因为这个面包工人的失踪，和国家秘密警察惹了些麻烦。但是他们恳求说，杰斯特罗一家本来是波兰来的逃亡者，他们不能负责，而且是德国人自己发给他特别身份证的。这三个波兰犹太人和他们的小孩没有再回到明斯克来。犹太人居住区的人们猜想他们已经被国防军的森林巡逻队当场枪毙了，大多数的犹太人没有游击队的引导想溜出城去结果都是这样。德国人的习惯是把森林里刚打死的人的尸体扔在五十年节广场，以儆戒别的犹太人。可是在这一堆可怕、僵硬的没有埋葬的朋友尸体中，没看见有杰斯特罗一家人。这是使人相信杰斯特罗一家还在什么地方活着的唯一理由。
在罗马，德国人的行为很检点，至少在娜塔丽和她叔父的眼里是这样。他们对待意大利人的那种骄傲自大，可能由于到处征服而更加露骨，然而这是德国人一向的待人态度。好几年来，欧洲一直流传着纳粹对付犹太人的可怕谣言。现在又在传说着他们对成群被浮的斯拉夫兵士所施的野蛮暴行。而埃伦·杰斯特罗和他怀孕的侄女在旅馆里或者在罗马的上等菜馆里吃饭的时候，他们两边的桌子上总有德国人坐着。酒喝多了也许会引起一场条顿式的吵闹；但是说这些衣着讲究、举止谨慎、外表漂亮的人——有许多地方和美国人相象——会大规模地屠杀人，真没人会相信。
杰斯特罗终于急着要回家去了。他已经完成了论君士坦丁一书的初稿，他想快点儿拿给他的出版者看看，然后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拜占庭馆完成修改工作。当然，在梵蒂冈图书馆更好，而且他在那里交了些好朋友。但是东西越来越少，罗马也越来越枯燥乏味。希特勒在苏联的胜利象地震那样震动了意大利，意大利人沉没在阴郁苦恼之中。甚至在法西斯的新闻报道中也没有真正的喜悦，而是对元首在欧洲这个没有被征服的最后地区的大踏步前进，显得有点惊讶。
不管价钱高低，甚至在最高级菜馆，现在罗马的饮食都很坏，而且越来越坏。石灰一样的硬面包简直无法下咽；新出的棕色通心粉味道象烂泥；干酪质量月月降低，越来越象橡皮；食油和沙拉油吃过后留下一股讨厌的怪味；餐桌上难得遇到一瓶象样的酒。娜塔丽从大使馆偶尔弄到点儿真正的牛奶；而意大利未来的母亲们，就只能喝那个耸着肩膀的可怜侍者和人造咖啡一道端上来的那种同样发粘的蓝色液体。
因此杰斯特罗博士准备走了；不过他并不惊慌。他读过那么多历史，所以当前发生的事件看来不过是旧调重弹。他耽搁下来没有离开意大利，搞身份证遇到了困难他简直还挺高兴，因为他从内心里认为这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即使这个小胡子的坏蛋（他喜欢这样称呼希特勒）打胜了，也没什么大关系，只要纳粹不向意大利进军就行。本来嘛，他们为什么要入侵一个摇尾乞怜的卫星国呢？
他喜欢一边喝酒一边说：德国很可能就是一个新的拜占庭，一个稳固的管理完善的暴政，组织得可以经历一千年，就象希特勒吹嘘的那样。拜占庭就几乎存在了那么久，它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随着敌人的强大或者衰落而盛极一时或贫弱不堪，象德国那样时而扩充疆域，时而缩小地盘；但是它始终存在着，而且靠着它的暴政、集权和内线作战的军事优势常常打胜仗。一个国家的历史是由它的地理形成的，正如另一个凶恶的暴君拿破仑老早就指出的；而独裁统治无论如何最适合欧洲的政权形式。作为一个犹太人，杰斯特罗当然厌恶希特勒。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哲学家，他却可以因希特勒的意志力和政治手腕而给予他一定的地位甚至很好的评价。他根本不相信那些传说的暴行；他说，这是英国人过激的宣传，他还记得，上次大战的时候就是这样。
然而娜塔丽却惊慌起来。自从芬兰卷进战争那条货船不能启碇以来，她就在寻找另外的办法出去。他们还是完全有走的自由。但是现在她得和意大利的铁路、航空公司和移民局打交道。总而言之，这些地方都和你来软的，使你没法发火。一想到要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分娩，要靠这个贫困的意大利的一点点配给物喂养新生婴儿，她就感到从未有过的惊恐。罗斯福总统越来越公开地插手大西洋；希特勒只要突然宣战，无疑地会把墨索里尼拖进去，于是她和她的叔父就要作为敌侨遭到拘禁！
在这个时期，最坏的障碍物就是一张叫作出境许可证的东西。以前它从未找过她的麻烦。这张盖着紫印的黄卡片只要花几个里拉，一拿出船票、火车票或者飞机票就能买到。可是现在只要一提出申请，就会遭到一连串的哼哼哈哈，打着官腔寻根究底。有一次，经过了几番周折，娜塔丽总算弄到了两张去里斯本的飞机票，她立刻奔到移民局。一个官员从她手里接过飞机票和护照，告诉她四天以后再来。她再去的时候，这个满嘴大蒜味的可爱的胖官员叹了一口气，把护照还给了她。军事当局征用了飞机上的这两个座位，出境许可证因此不能发了，他说，不过票钱到时候会退给她的。
就在第二天，她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关于纽芬兰会议的第一次兴高采烈的广播。美国参战，听来好象已经是既成事实。绝望之余，她想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计策。她要打出一张最能打动意大利人心弦的牌来：就是她的怀孕。她的确间歇地流过几次血。她所认识的美国人都对罗马的医生抱着嘲笑和怀疑的态度。他们介绍给她一位苏黎世的产科医生，名叫温特博士，那是欧洲纳粹管辖范围之外的最好的医生了。她决定要求瑞士当局允许她到那里去治病，两个星期，十天，能多少日子就多少日子。而且由于她身体不好，她请求让她叔父陪同，这样来弄到出境许可证。一旦到了瑞士，他们就可以想出种种办法呆在那里，直到找出办法去美国。埃伦·杰斯特罗认识苏黎世一个出版商，而她认识的奔奇·泽尔斯顿已从里斯本调到那里。她一想到这儿，就觉得这个办法挺聪明。
经过一番讨论，埃伦同意担任这样的角色，她很高兴。他要把随身携带的书籍、行李以及他所有的工作材料，都留在旅馆，只把打字誊清的著作原稿和他的随身衣服一起装在一只小手提箱里。如果遭到盘问，他就说，他准备在苏黎世短暂逗留期间，把行间墨水笔修改的几页再写一写。如果意大利人不愿意杰斯特罗一去不返——这点娜塔丽现在还是半信半疑——这样临时离开一段时间也许会骗过他们。《大西洋宪章》的广播，使杰斯特罗也有点担心了，这就是他为什么同意走的原因。
这个妙计象魔术那样见效。娜塔丽订了去苏黎世的飞机票，弄到了出境许可证。一个星期以后，她就和杰斯特罗博士飞到了瑞士。一切都安排好了，只是他没有象她那样，得到瑞士当局的正式批准可以呆十天。发给他的文件只简单说明他是为了路上安全陪伴一个病人，娜塔丽打电话给苏黎世的奔奇·泽尔斯顿，告诉了他这件事。奔奇说，他们最好就这么样，就以此为起点，别再想更好的运气了；他们到了之后，他会照顾埃伦的。
苏黎世机场熙来攘往，干净得发亮，这情景简直使人吃惊。大开门的商店里塞满了精美的服装、手表、瓷器和首饰；还有一堆堆盒装的巧克力，美味的糕点，新鲜的水果。娜塔丽一边向泽尔斯顿的汽车走去，一面咬着一只大黄梨，快活得轻轻地哼起来。
“啊哟，这只梨啊！我的天哪，”她说，“法西斯主义多么丑恶！战争多么讨厌、愚蠢！欧洲是一个富饶的大陆，为什么这些血腥的笨蛋一次又一次地让它荒芜？只有瑞士人才是聪明的欧洲人。”
“是啊，瑞士人是聪明的，”泽尔斯顿叹了口气说，一面摸着他那把胡子；这把胡子还是那么光润整齐。可是他脸上的其余部分却显得苍白衰老，好象有病。“你那位潜艇战士怎么样了？”
“谁知道？还是在太平洋里冲来冲去吧。你有没有目睹过一场更疯狂的婚礼？”娜塔丽转向杰斯特罗，她的眼睛一下子摆脱了痛苦呆板的表情，又变得原来那么调皮和神采奕奕了。
“是奔奇签的结婚证书。奔奇，你是不是对苏黎世比对里斯本更喜欢？”
“我不愿意去想正在阿尔卑斯山那一边折腾的那八千万德国人。不过至少这些高高的阿尔卑斯山真不错——到了，就是这辆红色的雪铁龙——那些流亡者的悲惨情况这里也有，娜塔丽，不过不那么明显，不那么厉害。在里斯本，那真是太可怕了。”
他们的汽车驶上公路的时候，埃伦·杰斯特罗说：“他们会不会把我们的护照送到领事馆来给你？”
“或者你们回去的时候来取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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