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那当然，仗已经打起来了。我本来应该和萨丽·福莱斯特一道吃中饭的。我最好先问清楚她的午宴还举不举行。真糟透了！我预约的理发时间——啊，对了，是明天。或许是今天？早晨这个时候我的脑子总不好用。”
因为会议开始得早，帕格放弃了早上去使馆时宝贵的五英里步行，开了车去。要说柏林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比往常更安静了。市区中心的林荫道上是一派星期日景象，来往的汽车少了，便道上行人也不多。所有的商店都开了门。某些交叉路口停着些小型卡车，上面架着机枪，装满了头戴钢盔的士兵。工人们在沿着公共建筑物的墙边堆沙袋，但所有这些行动都似乎没什么一定的目的。咖啡馆里挤满了吃早点的人，在动物园里一早散步的人们——保姆们、孩子们、上年纪的人——象往常一样，天气好就都出来了，卖玩具气球和冰激凌的小贩也来了。播音喇叭到处在哇啦、哇啦地广播新闻；不常见的大量飞机嗡嗡地飞过天空，柏林人都抬起头注视着天空，然后彼此无可奈何地相视苦笑一下。亨利还记得上一次大战爆发时欢腾的柏林居民拥向菩提树大街的快乐场面，很显然德国人是以一种不同的心情参加这次战争的。
大使馆成了吓坏的游客和未来的避难者——主要是年老的犹太人——的大漩涡。在代办的安静、宽敞的办公室里，使馆人员会议开得沉闷而简短。华盛顿还没来特别指示。大家传阅一下油印的战时条例小册子。代办要求每个人特别注意保持正确的中立口气。如果英法参战，美国大使馆可能还得照顾那些流落在德国的英法公民。美国在这个麻烦的时刻对野蛮的德国人采取适当的举动，关系到许多人的生命。会后，维克多·亨利在他的办公室里着手处理一个装满了文件的收文筐，告诉他的文书设法找到巴穆·柯比博士，那位从科罗
拉多来的电气工程师，他从军械局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打来了电话。“喂，那个坏蛋要向帝国议会进行解释，你想听听吗？我可以把你带到记者席里去。这将是我在柏林写的最后一篇报道。我已经拿到离开此地的证件，前几天就该走了，但是因为生病，耽搁了。上次带我去看斯维纳蒙台基地，我还欠你情呢。”
“你没欠我什么，不过我一定来。”
“好。他三点开讲。帕姆两点钟去接你。我们正象疯子一样在收拾东西呢。但愿我们别给拦在这儿，都是这种德国食物害得我关节痛。”文书进来把一份电报放到桌上。
“塔茨伯利，我请你和帕米拉吃午饭好码？”
“不，不，没时间了。多谢啦。过了这次小小的麻烦之后也许可以。一九四九年左右吧。”帕格大笑起来。“十年？你真是个悲观主义者。”
他打开电报一看，吓了一跳。“是否知道你儿子和我侄女娜塔丽现在何处请电告或电话”，下面署名是“埃伦·杰斯特罗”，以及锡耶纳的地址及电话号码。帕格打铃叫来了文书，把电报递给他，说：“要通锡耶纳，找这个人听电话。同时打个电报给他：不知道请电告其最后去向。”
“是，先生。”
他决定先不告诉罗达。他想法继续工作，但发现连最简单的信都看不懂了。他把工作搁下，望着窗外在灿烂的阳光下来来往往的柏林人。坐满穿灰军服的德国士兵的卡车在街道上，排成长队，轰隆轰隆地驶过，士兵们都显得很疲劳。一个银色的小飞艇滑过碧空，后面拖着一个奥德尔牙膏广告。他尽量抑制自己的忧虑，又处理起收文筐的文件来。
他刚要离开办公室去吃饭，电话铃响了。他先听到的是许多不同语言的杂乱讲话声，然后一个带点口音、有教养的美国人说话了：“是亨利中校吗？我是埃伦·杰斯特罗。非常感谢您打电话给我。”
“杰斯特罗博士，我想我最好是马上告诉您，我并不知道拜伦和您侄女在哪儿。我根本没想到他们没和您一道在锡耶纳。”
“哦，我本来没决定给您打电报，不过我想您能帮忙找到他们。两星期以前他们去华沙了。”
“华沙！”
“是的，去拜访一位朋友，他在咱们驻波兰使馆里工作。”
“我立刻就跟那儿联系。您是说咱们的使馆，对吗？”
“对，是二等秘书莱斯里·斯鲁特，我以前的学生，一个有出息的小伙子。我本想他和娜塔丽有一天会结婚的。”帕格草草记下那个名字。杰斯特罗咳了起来。“请原谅。我想这次旅行够冒险的，但他们是在条约签订前就去的。她二十七岁了，有她自己的主意。拜伦是自告奋勇陪她去的，所以我根本没有担什么心，他是个很能干的年轻人。”
维克多·亨利被这个消息搞昏了，但是听到了赞扬拜伦的话，还是觉得很高兴，多年来他也没听到过好多。“谢谢。我打听到什么消息就打电报给您。要是您有了信儿，也请告诉我一下。”
杰斯特罗又咳嗽了。“对不起，我得了支气管炎。上次世界大战我记忆犹新，中校！真象没有过了多久，对吧？所有这一切都给我一种奇怪、恐怖的悲哀感觉，几乎是绝望。我希望咱们有一天能见见面，和拜伦的父亲相识，我太高兴了。他很崇拜您。”
霍彻菜馆的那张长桌子是一个听音哨，一个消息交易所，一个外交上小买卖的交换所。今天，这家拥挤的菜馆里，银餐具好听的叮当声，烤肉的香味，热烈的高声谈话，都依然如故。但是在这张特别桌子上却有了变化。有几位使馆的武官穿上了制服。那个长着一副愉快的紫红色面庞、留着大胡子、酒量过人的波兰人已经走掉了。那个英国人也不见了。那个佩着粗重金饰绦的法国武官坐在他惯常的位子上发愁。这些人中，年纪最大的那位白发苍苍、滑稽的丹麦胖子，仍穿着那身亚麻布白西装，但他也僵在那儿，一言不发。谈话很拘束。华沙电台叫嚷德国人已被打退，但没人能证实。相反地，他们各自首都来的新闻简报，都和德国人吹嘘的一样：到处获胜，成百架波兰飞机在地面被摧毁，全部军队被包围。帕格吃了一点儿，马上就走了。
帕米拉·塔茨伯利靠在使馆门前的铁栏杆上，靠近那些沿街排成长队的愁容满面的犹太人。她穿着那套他们那天早上在“不来梅号”上散步时穿的灰色衣服。“好了，”他们并肩走着的时候他说道，“小瘪三到底动手了。”
她吃惊而又得意地看了他一眼。“他已经动手啦！咱们的车子在这儿。演说一完，我们就出发。我们六点钟飞往哥本哈根。还算运气，弄到了座位，简直象金刚石那么难弄。”
她紧张地开普车在小巷里弯来弯去行驶，避开大路上那个长长的坦克纵队。
“是啊，看到你和你父亲要走了，感到非常遗憾。”帕格说，“我肯定会怀念你这种开车的冲劲儿的。你们以后上哪儿？”
“我猜是回美国。父亲十分喜欢那儿。实际上这会是最好的地方，因为柏林是进不来了。”
“帕米拉，你这么走来走去的，难道你在伦敦就没有一个男朋友——或是几个男朋友——反对吗？”这个女孩子——他是这么看她的，这表明他是长者——脸红了，眼睛闪着光。她那双白净的小手，开车的动作迅速、灵巧而且稳当。她身上散发看一种柔和的、带点辣味儿的清香，象荷兰石竹的香味。
“哦，现在还没有，中校。因为父亲眼睛不太好使了，他离不了我。我又喜欢旅行，所以我很乐意——哎呀！看您的左边。不要太明显。”
赫尔曼·戈林掌着一辆双座红色敞篷汽车的驾驶盘，样子傲慢、凶狠，因交通灯停在他们左边。他穿了一件黄褐色、双排扣的普通上衣，翻领上金光闪闪，不管他穿什么衣服，翻领上都闪着金光。他的巴拿马草帽宽宽的帽檐儿两边和后面都往下耷拉，有点象过去美国强盗的模样。这个肥胖家伙戴着戒指的胖手指敲着驾驶盘，一面咬着长长的上嘴唇。
灯光变了。红汽车向前冲去，警察向他行礼，戈林笑着摆了摆手。
“刚才要是打死他多容易啊。”帕米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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