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正讲得起劲，象在广播似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邮船的汽笛突然响了，淹没了塔茨伯利的声音。他似乎一怔，随即笑起来，接下去说：“后来又怎么样了呢？嗯，就是这个丑陋、病弱、粗野、顽固、愚昧、半疯的可怜虫，忽然从医院的病床上跳出来，十年工夫在急于恢复元气的德国爬到了元首的高位。他还是一个外国人，亨利！一个奥地利人。他们为了让他跟兴登堡①竞选，不得不为他假造了公民身份证件。我呢，可亲眼看着他发迹，从维也纳的街道卖明信片挨饿一直到成为哈普斯堡和霍恩佐伦两个王族的唯一王位继承人。维克多·亨利微微一笑。塔茨伯利本来圆瞪着眼睛，心情激动，这时也不由得哈哈笑起来。“哈，哈，哈！我揣摩只要仔细一想，就会觉得这件事相当可笑。不过这种荒诞不经的怪事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占中心地位的重要事实。”
其实亨利是笑塔茨伯利这番滔滔不绝的议论没有什么新东西，大部分在他的书里都有了，而且几乎是逐字逐句。“嗯，还是那句老话：及时缝一针，可以省掉九针，”他说。“你那班政客要早下手，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个不可思议的小杂种干掉的，可是他们不动手。现在他们可遇到难题了。顺便问一句，你要去哪？也去柏林吗？”
①兴登堡（1847—1934），当时的德国总统。
塔沃伯利点点头。“我们在柏林的那位老兄忽然在这个紧要关头患起前列腺炎来了。哈—哈！戈培尔博士说我可以去接替他的职位，非常意外！从慕尼黑开始，我一直是第三帝国中‘不受欢迎的人’。毫无疑问，要不了几个星期我会被他们一脚踢出来的。出于某种原因，德国人这个月对英国人特别友好。也许是在他们吞并波兰的时候要我们袖手旁观。我们当然会袖手旁观的，一定会的！保守党人都是彬彬有礼的蛆虫。洛伊德·乔治管他们叫贵族耗子。除了丘吉尔，他不跟他们一伙。”
这位美国中校和德国潜艇军官每天晚饭前总要在酒吧间碰头，这已成为他们的习惯。亨利琢磨，从格罗克身上弄情报是他份内的工作；对格罗克说来恐怕也是一样。格罗克是个职业军人，一个机械工程专家，也是个真正的海员。他谈起新式潜艇的机械设备来毫无顾忌，甚至公开承认在对付鱼雷上的某些难题。关于这个题目亨利是内行，虽然他在讨论的时候非常小心谨慎。格罗克对待政客的态度是既讨厌又看不起，在这方面他倒很象一个美国海军人员。每逢谈到纳粹的时候，他脸上总露出讥讽的神色，而且说话也肆无忌惮，如遇他妻子在旁，就会向他送来警告的眼色。
一天晚上，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和亨利·帕格同坐在大厅的长榻上看跳舞，他忽然对帕格说：“你好象跟德国人交上朋友了。”
“我们是谈正经事。我揣摩格罗克不是个纳粹分子。”
“哦，这班潜艇人员在德国人里面算是不错的。”
“你好象不喜欢德国人。”
“嗯，等你在德国呆一个月之后，咱们再谈这个问题吧。万一我那时还没被驱逐出境的话。”
“当然我并不怪你。过去他们给了你们不少痛苦。”
“不比我们给他们的痛苦多。最后我们赢得了胜利，你知道。”他顿了顿，又接着说：“我们的坦克在亚眠突破敌人的阵线时，我的眼睛受了伤。我当时指挥一个坦克营，中了毒气。总的说来，付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我们终于看到了德国人逃跑。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啦。”
这时候，“不来梅号”的船长正在跟罗达跳舞。他的腿很长，跳起舞来一蹦一跳的，跟他肥胖的身躯很不相称。罗达容光焕发，很是开心。帕格见了也很高兴。一连几夜，她一直跟一个身材很高的青年军官跳舞。那军官属于美丽的雄鹰类型，对女人毕恭毕敬地鞠躬，蓝眼睛闪闪发光，而且跳舞时候把她搂得过于紧了点儿。帕格对这件事表示点意见，罗达马上龇牙咧嘴地反唇相讥，怪他这次旅行整天把头埋在书中，他听了也就不吭声了。总的说来，她一直很和蔼可亲，只要她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他也就满意了。
船长搀着她一起回来。帕米拉·塔茨伯利在跟一个美国大学生跳舞。那人跳起舞来高视阔步，象用连枷打谷似的不住地摆动身子。她没精打采地跟着，累得够受。她回来后，说道：“我得给自己找一根拐杖和一头白色的假发才成。我只要一拒绝，他们就会哭丧着脸，显出难受的样子。可是我真不会跳舞，至于那种水手舞——”
音乐又响了。罗达的高个儿年轻军官穿着非常整洁的军服走过来。帕格马上露出不快之色。船长注意到了，当那个年轻军官走近时，在很响的音乐声中跟他说了五、六个字。那年轻人煞住脚步，往后退缩，一下子冲出大厅。帕格从此再也没看见他。
罗达笑眯眯地正要站起来，见那年轻德国人突然临阵脱逃，感到莫名其妙。
“跳舞吗，罗达？”帕格站起身来。
“什么？”她气呼呼地说。“不，谢谢。”帕格向塔茨伯利姑娘伸出一只手去。“帕米拉？”她犹豫一下。“您不跳水手舞吧？”帕格噗哧一笑。“嗯，谁也捉摸不透你们美国人。”
她跳舞很笨拙，没有经验。帕格喜欢她温柔的态度，以及她踩着他的脚时露出的无可奈何的笑容。“您不会玩得痛快的，”她说。
“我玩得很痛快。您认为您还会回美国去吗？”
“要是父亲被撵出德国——这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我揣摩我们会回美国去。怎么啦？”
“我有个儿子，跟你差不多年纪，工作成绩很出色。他不象我，长得高大漂亮。”
帕米拉做了个鬼脸。“一个海军人员？不成。每个港口有一个姑娘。”
最后一晚，船长再次请客。每个女宾席上都放着白兰花，花下面是一个金白二色的粉盒。大家喝着香槟酒，最后话题转到国际政治上。人人都同意这个看法：在现在这种日子和时代，用战争来解决纠纷是愚蠢的，只会带来无谓的牺牲，尤其在英、法、德这样先进国家之间更是如此。“咱们都是一家人，包括所有的北欧人在内，“塔茨伯利说，“兄弟阋于墙，最为可悲。”
船长高兴地点着头。“正是我要说的话。只要咱们能紧紧团结起来，就不会再有战争。面对着这么强大的力量，布尔什维克决不敢动手。除了他们，谁还要战争？”饭厅里，人们都戴着纸帽，抛掷彩色纸带。帕格注意到那四个犹太人坐在离他们不远的餐桌上，跟大家一样兴高采烈。笑容满面的德国侍者照样彬彬有礼地侍候他们。船长跟着亨利的目光望过去，他那严峻的胖脸松弛下来，咧开嘴露出高人一等的笑容。
“您瞧见了吧，中校？他们在‘不来梅号’上象其他人一样受欢迎，受同样的招待。在这个题目上大做文章完全是异想天开。”偏转向塔茨伯利，“咱们说句知心话，你们记者对于事情的恶化是不是该负点儿责任？”
“嗯，船长，”塔茨伯利说，“记者总得找个题材，您知道。照那些不住在德国的人看来，你们政府有不少新玩艺儿，其中之一就是对犹太人的政策。因此这方面的新闻经常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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