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真是个好消息，有……有吃的吗？”
中国军官将一袋炒面，扔给瓦利少校。
中国巡逻队走了。
瓦利少校双手捧着炒面，凝噎无语。
帕塔尼亚少将在原始森林中已经躲藏了5天5夜了。
天亮时分，他从树洞中爬了出来，扶着树杆吃力地站起来，他身上的最后一点力气已经消耗殆尽，他感到身子轻得如一张纸。
阳光将巨大的树影投到他的脸上，他的脸色惨淡如雪，他看到在不远处的一个山头，一队印军溃兵正在寻找着什么，他们面带喜悦，好像遇到了什么令人高兴的事。
天空中传来了巨大的轰鸣声。一架军用直升机降在林中的空地上。从飞机上跳下来两个印度军官。
路透社提斯浦尔28日电：被中国人在色拉山口切断的印军司令帕塔尼亚少将昨晚被直升飞机安全载抵这里，同一架直升飞机还运来了3名受伤的印度人。
帕塔尼亚将军在山地的丛林里走了5天，没吃饭没喝水，他是在直升飞机紧张地搜寻以后才被找到的。据这里报道，被中国人切断的其他军官和士兵也开始从中国的防线后面奔向平原。
1962年12月1日，中国军队主动后撤。到1962年3月1日全部后撤到1959年9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20公里以内。这是中国政府出于保持中印友好关系的愿望，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表示中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通过武力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
中国边防部队奉命将在反击战中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进行擦拭维修，将缴获的其他军用物资进行整理包装，于12月中旬交还给印度。
对被俘人员，一律不杀、不打、不骂、不侮辱、不没收私人财物。生活上给予优待，受伤者给予治疗。
1963年5月26日，春城昆明阳光明媚。在昆明机场的跑道上，停着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大型客机。
一大批中外记者等候在候机厅的门口。在候机大厅内，中印政府官员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正在轻松地交谈。
几辆大轿车驶到了候机大厅门口。第一个从在轿车上下来的是印军第7旅旅长达尔维准将，他身穿笔挺的藏灰色毛料西装，脸色红润，面带微笑向记者们摆手。跟在他身后的是几十名被俘的印军校级军官。其中只有一名满脸胡须的印军老兵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第11旅的马盎营士兵车隆。
车隆被罗兹中校独自丢在原始森林中，靠树皮苦撑了3天3夜。一位头部负伤的中国军官上尉连长李荣汉，在水沟里发现了昏死的车隆。
李荣汉用负伤的身子，背着车隆，爬出了原始森林。在山角下李荣汉拦住了一辆中国军队的吉普车。从车上下来的是54军军长丁盛和副军长韦统泰。
“报告首长，这里有一名印军伤兵。”
丁盛将军走到路边，弯下腰间：“他还活着吗？”
“还有一口气。”李荣汉回答。
车隆吃力地睁开眼睛，映入他眼帘的是中国将军肩上的金星。他吓呆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
韦统泰看了一下手表：“马上用车把他送到后方医院，要全力抢救，告诉院长这是我的命令！”
车隆终干活了下来，而且今天将返回他的故乡。
《泰晤士报》记者韦尔娜小姐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车隆先生，听说是一名中国上尉和两名中国将军协力救了你的命，对此你有何感想？”
车隆显得非常激动：“我当时吓呆了，我不敢相信，神话。”
周围的记者都笑了。
“你在中国的感受如何？”
“我乐意一辈子当中国的俘虏，他们爱我，我也爱他门，以前我恨他们，那是以前。”
达尔维准将被记者们团团围住，他面对记者众多的问题，已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我想说，中国对待战俘是充满人道主义的，是非常尊重人权和人格的。我已经多次给我的妻子写信，告知她，我在中国很好。我早已肯定的告诉她，我将很快返回印度。”
有记者问：“难道你从来没有考虑过中国会不会处决战俘？”
“这一点我是清楚的，战前在陆军总部我曾经认真研究过中国的战俘政策，没想到我又亲自尝试了一下，中国不会那样做。”法新社记者问：“您对这场战争有什么见解？”
“我不想谈更多的，我们的武器装备胜过中国，训练素质也不比中国差。但是我们谁也不会想到中国士兵会用身体滚过雷区，用胸口去抵枪眼。这是我们无法预料的。还有他们的俘虏政策，如果战前印军士兵了解了这一点，我想他们恐怕比现在更难指挥。”
印军战俘鱼贯登上飞机。车隆拥抱着中国医护人员，声泪俱下。站在一边的印度政府官员尴尬的转过脸去。记者们抓紧时机按动照相机的快门。他们知道这种真实场面，不可能是中国政府精心安排的。
达尔维准将最后一个登上飞机，就像面对中国军队的进攻，他最后一个撤出章多一样，仍然保持着他军人的风度和尊严。
他举目遥望了最后一眼中国苍翠如碧似锦如画的山河，心头竟浮起一丝惜别之情。
达尔维准将回国后，曾两次得到提拔。1965年指挥一个旅，参加过印巴战争。但他始终没有被提为少将。这些都没有影响他在陆军中被公认为是一名杰出的将领。达尔维的重要军事著作《喜马拉雅的失策》对中印边境战争的独特看法，使其成为一部军事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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