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遗憾的是，西藏上层人物中，并不都是如阿里两邦保那样，诚心诚意地愿“做中央人民政府的老百姓”，他们中有那么一些人总想煞费苦心打出一面“独立国”的小旗，与中央人民政府对垒。
早在1950年4月，就有一封电报从印度加尔各答发给“毛泽东阁下”，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派代表“赴港商谈”。署名者之一是“孜本·夏格巴”——20多年后，此人以一本《西藏政治史》鼓吹“西藏独立”，颇获得一些人的喝彩。过了一个月零八天，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发了一封夏电：“你们的代表团是西藏地方政府派至中央人民政府商谈西藏地方事务的代表团，不能称为西藏派赴中国外交代表团，谈判的地点必须在北京。不能在香港。”
夏格巴先生和他的同伴接电后便陷入了沉默，加上蓝眼睛朋友的阻挠，迟迟未能成行。
1950年8月2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复电驻印度大使馆申健代办，指示其坚持“中央政府对西藏代表团之方针：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我不能承认该代表团为西藏之外交代表”；“由印经香港去北京既有困难，请考虑转回西藏经由国内其他路线如青海、西康、云南等地前往北京”。
1950年8月19日，周恩来总理再次致电驻印度大使馆申健代办，传达了极其重要的信息：……印度政府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并经过其驻北京大使表示印度政府对西藏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任何政治或领土野心，并说其他国家也不会干涉西藏……印度政府曾向我大使馆表示甚愿我西藏代表团旱日到达北京，并闻英国政府已撤消其拒发签证的决定。如此，西藏代表团更可早日动身……你们以极关心和极友好的态度助其早日成行，并予以很好招待为要。
周恩来的电报，如在布满阴云的西藏天空划亮了一道闪电，若是夏格巴们顺利成行，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在京举行谈判，虽然决不会像后来的阿沛五代表那样取得圆满成功，但是，必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后来的历史进程。
但是。就在夏格巴代表团拟于6月5日由加尔各答搭机经香港去北京谈判之际，他们的英国朋友临时取消了签证，到使他们未能成行。
夏格巴被历史轻轻抛弃，历史在选择新的人物；这个人物正乘马匆匆赶来；历史将使他倏然间闪闪发光。
§（12）达赖授权五人代表。
滞留在中印边界亚东“东噶寺”的达赖喇嘛，整天在一种进退两难的窘迫中打发日子。
1951年1月11日，滞留在亚东的噶厦召集官员会议。这是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次重要会议。在喜马拉雅的那个边境小镇上，他们反复权衡利弊，给达赖喇嘛上了一篇呈文。呈文引用印度外交大臣梅农博士在印度首都德里会见西藏代表时的话说；看来西藏政府通过和平谈判是上策……
这次西藏噶厦的一些“洋朋友”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劝说噶厦，又不约而同地伸出手未，把它推向谈判桌。想想一年多以前，“洋朋友”那样起劲地鼓动噶厦驱汉；想想三个月前那样卖力地支持噶厦凭据金沙江顽强抵抗；再想想……如今噶厦不能不感多一种深深的失落和孤独。
1951年1月18日，达赖喇嘛派员给新德里的中国大使袁仲贤带去了哈达、礼品和一封信，信中说：过去，在我年幼未掌权期间，藏汉之间的友好手系屡遭破坏，对此深感遗憾。……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启程赴北京。但因路途遥远，不易及时赶到，为争取时间，我们将再给阿沛派去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我现派出信使扎萨索康苏巴和堪仲曲配土登。
他二人带去全体噶伦、西藏会议及人民的详细书面报告，向您呈报。请您将增进藏汉友好关系的纯正善良愿望，向尊敬的毛主席及时转呈。
并请及时回复，以便使我放心。
附赠哈达一条，上等地毯一床。
与此同时，西藏官员大会也给袁仲贤大使写了一封同一内容的信。
由于达赖喇嘛和西藏官员大会的人们这一次态度是诚恳的，行动是积极的，因而很快得到了满意的回音。仅仅十三天，前往新德里的曲批图丹（曲配土登）和扎萨索康就带回了袁仲贤大使给达赖喇嘛和西藏官员大会的复信。
袁大使在信中，对收到达赖喇嘛的信和礼物表示“衷心欣慰”，说“毛主席令我代表祝贺你的执政”，“中央同意而且欢迎你加派代表经印度乘飞机到香港转广州赴北京，我们驻印度大使馆给以一切旅行上的便利和帮助”。
喜马拉雅的上空，逐渐“阴转多云”。早春的暖风开始吹拂冰封的高原。亚东的东噶寺庙里达赖喇嘛向佛祖问卜祷告，终于批准派遣一个5人代表团赴北京进行谈判。
达赖喇嘛批准噶厦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谈判代表，任命堪穷（四品官）土登列门，代本桑颇·登增顿珠为代表，三入由陆路赴北京；任命在亚东的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和僧官仲译钦波（秘书长）上丹旦达为代表，由印度乘经飞机经香港进京。噶厦给每个代表颁发了一份盖有印章的全权证书，注明西藏全权谈判代表5人每人的姓名和身份。里面有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等内容，可答应每年向中央政府进贡，此外不能做任何许诺等字样。这些全权代表的领衔人物，便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昌都军政总管——阿沛·阿旺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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