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集团军把这些口供搜集后上报东京，远东军事情报处和中央情报局东京站对此表示怀疑。东京站将它的情报等级定为F6级，这是情报来源和情报内容所得到的最低评价。远东司令部则认为，由于这份情报来自对战俘的审讯，因此它“没有得到证实，而且也不能被接受”。所谓中国人“只是增加些满洲出生的朝鲜人，如同中国共产党部队中的两个朝鲜人师，在中国内战后就转给了北朝鲜的红色政权”，“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他们认为普通的中国士兵是不可能了解高层的决策内幕的。第二天，美军又抓到了更多的战俘，但威洛比在一份补充分析中还是认为，中国的干涉是“潜在的”，而非“现实的”。
10月29日，南朝鲜一个军团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垮，威洛比还是认为：‘油于只抓住了几个俘虏，以及所发表的声明自相矛盾，因而此时此刻还不能作出进一步的结论。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在朝鲜进行公开干预。”正是由于忽视了战俘的口供，远东军事情报处和麦克阿瑟将迫在眉睫的危险忽略了，麦克阿瑟因而作出了向鸭绿江进军的决定，导致了美军的惨败。后来，马歇尔在评述朝鲜战争时说：“（‘联合国军’）没有对这一类情报进行扎扎实实的鉴别。没有积累、分析这类情报并从中推断出经验教训的机构……作为在正常的战争情况下同敌军战斗部队保持最持久接触的主体，步兵是战斗情报的触角。”
作为美国情报界的龙头和美国总统的主要情报顾问，中央情报局应该向决策者提供真实的、可供决策者咨询的情报。但事实上，1950年时的中央情报局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它首先缺乏情报搜集的手段，在掌握了一定的战争征兆后又对之进行了错误的分析，终于使得失误不可避免。
中央情报局成立于1947年，但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成立的战略情报局。战略情报局的成立打乱了美国情报界的既有秩序，因此遭到其他情报机构的嫉恨。战略情报局与美国军事情报机构及联邦调查局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战略情报局在战后被解散，同它与其他情报机构的紧张关系不无关连。中央情报局继承了战略情报局的传统，也继承了它与其他情报机构的紧张关系。军事情报机构与中央情报局基本上不合作，麦克阿瑟在二战时期就拒绝战略情报局进入他的辖区，中央情报局也不能进入远东地区，他不让中央情报局涉足日本和朝鲜。
中央情报局在远东没有一个立足点，远东司令部拒绝为中央情报局东京站提供办公场所，东京站的3个人只得在一家旅馆的客房工作。对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他自然也不相信。在威克岛会谈时，他曾对杜鲁门说，他拥有一个情报系统，“它提供的报告与华盛顿的……部门所收到的情报颇为不同，而且……他相信他的情报，而不相信那些部门得到的情报”。
中央情报局既缺乏情报搜集手段，也缺乏情报分析能力。战略情报局局长比尔·多诺万是个搞隐蔽行动的专家，受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局的影响，他对颠覆、破坏和暗杀活动很感兴趣，对情报分析并不重视，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在战略情报局的地位越来越低就是一个证明。根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中央情报局的主要职能是进行情报分析，产生国家情报，但实际上，中央情报局对情报分析并不感兴趣，隐蔽行动才是它的工作重心所在。中央情报局最大的部门是隐蔽行动机构，它的活动经费占了中央情报局全部经费的3／4，情报分析无足轻重也就不足为怪。曾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雷·克莱因曾说，当时情报分析人员“主要负责起草每月报告，每期4～5页印刷纸，然后别出心裁地套上一张封面，添上一条招人惹眼的‘世界形势估计’的标题”。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情报局更多地关注着苏联的动向，对中国是否参与朝鲜战争，中央情报局也有过一系列的情报估计。在9月1旧的《每日情况综述》中，中央情报局称，它收到了许多未经证实的报告，说毛泽东和莫洛托夫8月初在北京进行了最高级会谈，此后，中国的舆论工具加强了对美国的抨击。中央情报局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万事俱备，准备以某种形式干预或参加战争。以正规军公开参战会阻止联合国接纳共产党中国，而以满洲‘志愿军’秘密参战则可能确保冲突继续局部化……以某种武装形式援助北朝鲜人看来已迫在眉睫。”
这份估计确实具有某种先见之明，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央情报局之所以作出如此高明的情报估计，纯粹是误打误撞，并不表明中央情报局真正把中国参战的问题放在心上。它在后来的情报估计中都认为，没有迹象或证据表明苏联或中国有进行干预的意向。10月12日，中央情报局在一份报告中再次确认它前些时候的观点：中国大概不会参战，参战所造成的损失会超过所带来的好处。它进一步说，除非苏联决定发动全球战争，否则，中国大概不会在1950年进行干预。这种自相矛盾的报告在1950年初秋比比皆是，以至于毫无意义。一位熟悉当时情报界状况的人说：“中央情报局在那些日子里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组织，很多人在兜售他们的得意之作。你能够找来零零碎碎的战地报告，然后为你打算致力推销的任何方案拼凑一个情报。”
由于中央情报局无法进人朝鲜和日本活动，远东司令部军事情报处就成了美国在远东的主要情报组织，处长是查尔斯·威洛比。从1941年以来，他就是麦克阿瑟的亲信。朝鲜战争爆发时，他正受命编写一部反映麦克阿瑟功绩的《太平洋战史》，其兴趣根本不在情报工作上。他和麦克阿瑟在很多问题上都持有相同的看法。一名情报人员评论说：“威洛比是麦克阿瑟军事情报处的理想人选。他对麦克阿瑟想听到什么一清二楚，他就如法炮制，如此而已。”军事情报处每天要编写一份长达四十多页的《每日情况综述》，这个《综述》完全是一个大杂烩，充斥着流言蜚语和胡思乱想，其价值根本无法进行评估。
更严重的是，威洛比同麦克阿瑟一样固执、自信，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10月20日，威洛比的《每日情况综述》承认，中国军队在东北的力量存在是一个既成事实，但威洛比仍认为中国不会参战。一位军官不同意威洛比的意见，向他谈了自己的看法，但不起任何作用。远东海军副参谋长阿雷·伯克海军少将根据海军情报部门的情报，告诉威洛比，在北朝鲜有中国军队，但威洛比不相信。
几天后，海军情报部门再次提出不同意见，威洛比仍然固执己见。云山之战后，威洛比虽然承认有中国人介入朝鲜战争，但是他认为：“从战术角度来看，大获全胜的美国军队已经全面展开，这标志着武装干涉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很难相信这种行动，如果是有计划的，会推迟到残余的北朝鲜军队已经处于战斗力最低的状态时，才付诸实施。”这种说法与麦克阿瑟的观点如出一辙。
在威洛比的领导下，远东军事情报处对情报的搜集可以说是贪得无厌的，约瑟夫·格登评论说，军事情报处“活像一台包囊一切的庞大的吸尘器”，把各种情报资料搜集起来，但很少对它们进行分析、评价。尽管军事情报处掌握了部分中国军队调动的异常迹象，但在对这些临战征兆进行分析、判断时，军事情报处却自相矛盾，末能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杜鲁门和他的国务卿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是
“干着看”，而他的前线指挥官麦克阿瑟则是“抢着
干”。在朝鲜问题上，杜鲁门乐得信马由组，让麦
克阿瑟放手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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