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美国政府故意设下的圈套，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如何呢？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话题。在他们看来，珍珠港事件确实有一连串的巧合，巧得让人难以相信。比方说，美国人民不愿参加战争，而美国政府却千方百计要把美国人民引入战争中去，正好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孤立主义政策彻底破产，罗斯福政府的阴谋得逞。难道真有这么巧？难道日本人真愿意帮美国政府这个忙，让强大的美国人来打败自己？在猜疑心很重的美国人心里，珍珠港事件肯定不会如此简单。
珍珠港事件距离今天虽然已经有五十多年，在这半个世纪的风云中，美国人对珍珠港事件进行的正式调查不下四次，积累的卷宗有几英尺厚，写下了几十本著作。这些著作的作者，有半数以上的人在他们的书中指责美国政府要弄阴谋，故意设下圈套，让日本进攻珍珠港，造成守军的重大损失，从而把美国人引人战争。后来有人把这种指责归结为“罗斯福阴谋论”。提出这种阴谋理论的首先是一些孤立主义分子，因为美国参战挫败了他们的图谋，他们对此不满，因此希望对珍珠港事件有一个不同于官方的解释，藉此来证明自己过去的政策是正确的。
孤立主义分子首先发难，学术界就紧紧跟上。这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是一个名叫查尔斯·比尔德的历史学家。这位研究美国历史的专家，就是一个喜欢追根究底的美国人的典型。本来，美国史学界对一些历史问题都有现成的解释，可是，这位比尔德先生，不唯书，不唯上，敢于独树一帜，对许多现成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修正”史学界的错误认识。比尔德勇于探究真理，在历史研究中也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后来比尔德自成一派，成为美国“修正学派”的鼻祖。
在这位老先生“修正”的命题中，就有珍珠港事件的起因解释。他认为，珍珠港事件是罗斯福总统的苦肉计。罗斯福明明已经知道日本要进攻珍珠港了，可是他偏偏不向珍珠港的守军发出警告，让他们造到袭击，从而把战争责任推到日本身上，最终把美国人民拖入战争。事后，为了掩盖自己的阴谋，他又把夏威夷的陆海军将领如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夏威夷陆军基地司令肖特革职，让他们充当替罪羊。比尔德此言一出，立即在美国朝野引起极大反响。美国国会围绕珍珠港事件的调查，实际上主要是寻找证据，证明确实有人在搞阴谋，要把美国拖入战争。
鼓噪“罗斯福阴谋论”者，除了美国人自己外，还有珍珠港事件的始作确者，发动这场战争的日本人。这个缺乏历史责任感、永远不肯面对现实的民族，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发动的战争是一场“圣战”，要把英美帝国主义从东亚赶出去，救东亚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建立由日本领导的“大东亚共荣圈”，但是，他们也知道发动侵略战争不得人心，突然袭击或者不宣而战更会在历史上留下千秋骂名，他们说什么也不肯承认珍珠港事件是突然袭击。当美国人自己乱了阵脚，为珍珠港事件提出了一种“阴谋”理论后，他们就来劲了，觉得所有的罪孽都可以推到罗斯福政府身上。在鼓噪“罗斯福阴谋论”时，他们最为起劲，不断为“修正学派”摇旗呐喊。
这里面最有名的当数两个人，一个是编撰《大东亚战争全史》的服部卓四郎，他编写这段历史的目的就是证明太平洋战争是迫不得已的，美国才是这场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另一个人名实松让，太平洋战争前后任日本驻美国海军武官助理人偷袭珍珠港前的365夜》的作者。他在书中对山本五十六的偷袭计划和日本军队创造的奇迹津津乐道，却又倒打一耙，说山本五十六的计划早已被美国人掌握，日本是上了美国的当。在他看来，似乎是先有美国政府的阴谋，然后才有山本五十六的偷袭设想。实松让这本书的影响很大，仅中文译本就印了十几万册。
总体而言，中国学者爱读外国学者的作品，喜欢从外国学者的著作中汲取营养，这对促进我国的学术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无庸讳言，有些学者存在一种崇洋思想。外国的月亮比起中国的，要圆一些，外国学者的观点，比起中国学者的传统观点，似乎也更新奇一些。他们宁愿全盘吸收外国学者的观点，而不考虑其是否客观，是否公正。在珍珠港事件的起因研究上，就存在这种倾向。日本人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但战争责任却在战争的受害者身上。那么，根据这个逻辑，中日战争也是中国军队首先挑起来的，日本“进驻”中国，是为了“保护侨民”。
难道我们也应该承认日本人的观点，为日本“平反”？如是，我们如何对得起惨死在侵略者铁蹄下的3000万冤魂？就珍珠港事件而言，这件事的起因并不复杂，准正谁邪也是一清二楚，只要抱着客观、求实的态度，这个问题马上可以得到解决。我们不妨问一声：罗斯福是否真的知情？美国情报机构在战前掌握了日本的偷袭计划吗？这是“罗斯福阴谋论”是否能够成立的焦点。如果美国政府真的在战前就掌握了日本政府偷袭珍珠港的计划，那么毫无疑问，是罗斯福蓄意制造了珍珠港事件；反之，如果美国政府当时并未掌握日本的偷袭计划，那么，罗斯福的阴谋也就无从谈起。事实证明，美国虽然通过“魔术”破译了日本的外交电报，但对日本军方的电报，美国并不能阅读，当然也无从知晓日本进攻珍珠港的意图了。
珍珠港事件后，肖特与金梅尔都被撤职，斯塔克也被解除海军作战部长的职务。但斯塔克并未像前两者那样，产生替罪羊的念头。在他告别人世前，有人问斯塔克，当年是否与马歇尔一道，同总统密商过引诱日军来进攻美国。斯塔克说：“我认为这种问题是对我们的莫大侮辱，那种说法不对，因为我们既然都是优秀军人，我们就得服从任何命令。我同罗斯福总统吵过两次。我同他在50艘驱逐舰问题上搞得很僵。海军有句老话：有话尽管说，命令要执行，还得乖乖地应一声‘是，是，长官！’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但是，你的确有过断然拒绝和不愿照着干的时候——我就确曾有过，特别是执行命令就要牺牲我们的部队，把它们搞垮的时候。要说我们会听凭总统一意孤行，那纯粹是胡说八道。要说的就是这些。”
那么，总统究竟有没有不让他或马歇尔给夏威夷的陆海军指挥官发警告呢？斯塔克虽然已经濒临死亡，但其神志清楚。他肯定地说：“不是这样，恰恰相反。你可能很想知道，11月25日我写好战争警告电报并下令发出时，我甚至没有报告总统，这表明我们真的是多么无拘无束。我的确曾同海军部长诺克斯非常仔细地推敲了一遍电文，我自己又非常认真地琢磨了一遍。不过，发那份电报完全是我个人的主意。我后来才给总统挂电话。因为我考虑：‘对了，最好还是把我发战争警告的事情报告总统。’我把电报读给总统听．他说：‘贝蒂，我同意。”’
在解释美国为什么没有能避开日本的偷袭时，有一位美国学者曾提出：“在资爹骂娘声中，让我们不要忘记，不论华盛顿和珍珠港的高级领导作了或者没有作什么，反正是曾经有过这些可以避免灾难的机会。坐失这些良机，并不是由于品性邪恶或者是无能，而是由于人毕竟是人。”把美国的失败提到人性的高度，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于人性的弱点而造成的，这在西方学术界颇为风行。比之于“罗斯福阴谋论”，这种观点当然让斯塔克们大为宽慰，但其必然结论却是突然袭击不可避免，这样，金梅尔和肖特等一班玩忽职守者也没有了罪责。美国人就是这样，常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事实是，如果珍珠港的守军有足够的情报意识，这失去的四次机会，每一次都足以引起人们的警觉，使珍珠港免遭突然袭击，每一次机会都足以让“罗斯福阴谋”破产，如果真有这种阴谋存在的话。遗憾的是，每一次机会都静悄悄地从金梅尔和肖特手中滑走，他们身上的罪责注定是无法洗清了。
珍珠港事件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对美国人留下的教洲是永恒的。美国人从中认识到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并且为建立一个综合性的情报机构，进一步改进美国的情报工作作好了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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