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
甘肃武威。到处是国民党的溃兵在奔逃。
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早已有名无实，如同行尸走肉，只有以光杆司令刘任为代表的一个空架子。
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一路逃跑，沿途遣散，最后只留得几个人，落荒而逃，窜入新疆。
国民党陇南兵团，除王治岐第119军逃窜到武都外，黄祖埙第91军，周嘉彬第120军，已经是穷途末路，惶恐不堪。
起义时机渐渐成熟。
彭铭鼎首先找到周嘉彬，商谈起义之事。
周嘉彬望着满目皆是的溃逃官兵，说：“时至今日，大势已去，不投降，不起义，别无他路可择。我很赞同起义。只是第91军黄祖埙部步步紧逼，对我监视甚严。要起义，就得首先设法把黄祖埙这个拦路虎除掉！”
彭铭鼎又来找黄祖埙，以试探的口吻问：“大局如此严重，怎么办？”
黄祖埙断然表示：“要投降你们去投降，我姓黄的死也不投降！”
彭铭鼎一见话无法继续谈下去，忙改口说：“当然，我的意见是如何很好地掌握部队，与胡（宗南）取得联系，与新疆密切配合，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今后的日子一定很艰苦，应如何做好长期准备，你怎么说到投降呢？”
黄祖埙一听，嘿嘿干笑两声，再没说话。
彭铭鼎清楚地意识到，起义时机虽已成熟，但干起来，困难尚多，首要的问题在于如何收拾黄祖埙这个人。
他又想，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是桂系派在西北的一只鹰大，从日常的接触中，断定他是不可能投降的。但是，刘任平时对黄祖埙的骄横跋扈十分反感，视若化人，二人之间矛盾极大。到了兵退古浪后，黄祖埙更是自由行动，根本不把刘任放在眼里，刘任对此极为恼怒，暗中咬牙切齿。可否利用这两个顽固分子之间的矛盾，寻隙做点儿文章呢？
于是，彭铭鼎便乘机向刘任进言道：“今后河西就靠这点部队，你是现在河西的最高负责人，黄祖埙这样不听你的话，如何得了！应该趁早去掉黄祖埙，代之以刘漫天。”
刘漫天是第120军第245师师长，对彭铭鼎较顺从，周嘉彬也主张让刘漫天代替黄祖埙。
但是，刘任是一只老狐狸。他虽与黄祖项势不两立，但黄祖埙与共产党对抗到底的决心，却与他是一致的，而彭铭鼎和周嘉彬，他早就看得一清二楚，是另有打算的。只要留着黄祖埙，彭铭鼎和周嘉彬要搞什么大的举动，就总有一只拦路虎挡在他们的前面。
刘任瞅着彭铭鼎，不露声色地笑了笑，心里骂道：“哼！你也想给我玩弄一个借刀杀人的鬼把戏出来吗？！告诉你吧，办不到！”
然而，他口头上却允诺着，只是找借口拖着不办，彭铭鼎和周嘉彬挺着急却毫无办法。
时已至此，大势所趋，但彭铭鼎还有一个错误的判断，认为解放军攻克兰州后，可能转锋南下，先解决西南问题，河西与新疆或许要用和平方式解决。从而在思想上觉得起义之事不必过于操切，可以从容处理，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念头：置前哨于乌鞘岭，待解放大军压境时，再与解放军谈判，走一条与绥远起义相似的道路。
但是，事与愿违。解放大军步步紧逼，形势十分严重，彭铭鼎才有点儿着慌带忙起来。特别是周嘉彬，急得坐卧不宁，一日数次，催他从速去掉黄祖埙，果断行事。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也从新疆几次打来长途电话，让他与解放军直接取得联系，开始商谈和平之事。彭铭鼎感到非常棘手。
9月10日，彭铭鼎和周嘉彬在武威商定后，打电话把第8补给区司令曾震五从张掖叫来，几个人又商量了一番，就派曾震五星夜兼程，赶赴新疆，向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报告河西情况。
彭铭鼎神情紧张地对曾震五说：“你赶到新疆后，告诉陶峙岳，时间不等人，我们最大限度到酒泉即通电起义。你务必把话讲死，我们再不向西后退一步。请他早做准备，不要使我们陷入前后夹击中。”
他说这话，是对新疆马呈祥骑兵第5军的动向，还存在着很大的顾虑。而新疆方面，也把骑兵第5军视为起义的重大障碍。
曾震五出发后，彭铭鼎又来到贺义夫家中，给新疆陶晋初打了长途电话，告诉他曾震五已经动身赴新疆，共商起义之事。
彭铭鼎在电话上对陶晋初反复说：“玉门关内外形势严重，新疆内部的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斗争也十分激烈，我和周嘉彬商定，派曾震五来新疆，一是报告河西方面的情况；二是公开露面支持陶峙岳总司令起义。我们将积极准备两个师，必要时车运新疆，支持起义。”
他说车运两个师支援新疆起义，只是虚张声势，大造舆论，其实是不可能的事情。
打完电话，彭铭鼎就在贺义夫的家中，计议起义之事。
贺义夫对彭铭鼎十分了解，二人相识甚早，过从甚密，无话不说。他知道，彭铭鼎很早就与共产党人有过来往。
早在江西“围剿”中央苏区时，共产党人王亚之，曾几次来到国民党第8师，找彭铭鼎打探情报。有一次，第8师从广昌出发，正向中央苏区进攻时，王亚之突然又来了。彭铭鼎当时胆颤心惊，生怕事情败露，当即给了他20无路费，并告诉了他一些情况，匆忙将他打发走了。
还有一次，第8师驻守南丰，王亚之又来找彭铭鼎要情报。彭铭鼎不仅给他提供了情报，为了让他安全出境，还护送他过了距南丰20里的百花亭。
1938年，彭铭鼎任国民党第8师司令部军械主任时，贺义夫任干部训练班的队长，部队驻河南灵宝。王亚之来到这里，住了数日才离去。
1939年，彭铭鼎任国民党第1军参谋处长，贺义夫任军部警卫营长。王亚之由地下共产党组织派到陕西华县，找到彭铭鼎。彭铭鼎将他派到贺义夫的警卫营当副营长。王亚之经常跟彭铭鼎和贺义夫谈革命的道理，并介绍许多进步书刊给他们阅读。
1942年，彭铭鼎因与王亚之的关系问题，被胡宗南曾一度扣押，审查很久。贺义夫因此事而被撤免了警卫营长。
1948年，陶晋初到香港拜访李济琛时，会见了共产党在香港的负责人，言谈中，鼓动陶晋初去新疆策动其兄陶峙岳摆脱国民党，投向革命。同年秋，陶晋初被任命为新疆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在赴新疆路过兰州时，他找到彭铭鼎，商定新疆与甘肃互相策应，待时机成熟时，举行起义。
不久，天津、北平、绥远相继解放。毛泽东庄严宣告：摆在国民党官兵面前的只有天津、北平、绥远3条路可走，别无选择。这一讲话，对包括彭铭鼎在内的许多国民党将士，震动极大。
彭铭鼎早在兰州尚未解放时，就对贺义夫私下里说：“假如兰州不守，青马必窜回西宁老巢。河西走廊西去，地处贫瘠，民族复杂，共产党可能用政治手段解决，不会西去不毛之地。若然，我们可置第1线于乌鞘岭，在武威通电起义义，走绥远道路。”
他为了抓部队，兼任了第120军副军长。本来，他与周嘉彬商定在武威通电起义，但因刘任、黄祖埙等人反对起义，只好拖延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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