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施爆炸计划，国民党保密局专门准备好了一批炸药，其中包括四枚美国制造的“钟型定时发火器”，即定时炸弹。
保密局将炸弹交给一个在“四川号”货轮上当厨师的小特务，由他从基隆偷偷运到香港，然后交给以“就记电料行”为掩护的香港情报站“第五联络组”。
香港情报站拿到了炸弹感到非常兴奋。接下来的事，是要选择一个实施爆炸计划的人。这个人要能够自由进入机场和接近飞机，并可以把炸弹安放在飞机上。
特务机关认为，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是计划成功的关键。这个人最好是长期在机场工作，而且一定要是个不为人注意、不起眼的“小人物”。
于是，特务机关开始秘密探访，寻找在机场工作，能“担任一项具有国家性重要意义的工作”的人选。
经过一段时间侦察，一个叫周驹（又名周梓铭）的人进入了特务机关的视线。
这个周驹二十多岁，受雇于香港航空工程公司，一直在启德机场做清洁工。他光棍一人，是个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烂仔”。据说当时公司正准备把他开除。
选定目标后，特务机关立即开始接近周驹。
从3月27日到31日，国民党香港情报站一个姓吴的特务头子多次找周驹，先是跟他闲聊，对他的个性、嗜好、人品进行了观察。接下来，开始详细地询问他在机场的工作情况。
几次下来，特务机关完全摸清了周驹的底细。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人可以利用。
3月31日，姓吴的再次找到周驹，这回姓吴的没有再兜圈子，而是直接摊牌，明确提出来，想让周驹“担任破坏一架共产党的飞机的任务”，问周驹是不是愿意。
周驹一听这话，顿时吓了一跳。他虽说是个整日吃喝嫖赌的“烂仔”，但这件事情的分量他心里还是知道的，弄不好是要蹲大狱掉脑袋的。
周驹连连摇头，说这太危险了，不干。
见此情形，姓吴的开始软硬兼施。
他告诉周驹，既然特务机关选中他了，他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怕把周驹吓着，姓吴的又说，特务机关会全力配合他行动，到时候，香港情报站特务将负责现场指挥，有详细的行动计划和安全稳妥的脱身方案，对周驹来说不会有任何危险。同时又对周驹许诺，事成之后，他可以得到60万港币的奖赏，而且还可以安排他去台湾定居等等。
60万港币，这在当时堪称是天文数字。周驹听了之后，开始动心，但毕竟事关性命，所以他当时还是没敢答应。
当天晚上，姓吴的又来到周驹的住处软硬兼施地劝说，周驹最后终于答应下来。
为了防止周驹泄露消息或临阵退缩，特务机关随即把周驹带到一个饭店里住下，由小特务时刻监视，以防意外。
接着，姓吴的根据周驹提供的机场里面的详细情况，向周驹交代了爆炸行动的整个计划和具体细节，让周驹在房间里反反复复地进行了演练，并教会他如何安装使用定时炸弹。
就在美蒋特务加紧进行破坏准备的时候，我情报部门也获得了美蒋特务阴谋在香港对我实施破坏行动的情报。
情报显示，美蒋特务有可能会从事破坏活动，但是对破坏活动的具体细节尚不清楚。当时的估计，破坏活动可能会有几种情况，诸如破坏交通工具，在沿途实施破坏，或暗杀代表团成员等。
有关部门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此时，周恩来已经率领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抵达云南昆明。得此情报后，周恩来立即进行了研究和部署。
4月9日，周恩来打电话给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命令工作人员迅速将这一情况告诉外交部，并指示外交部，在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达香港启德机场之前，立即将我情报部门获知国民党特务准备在飞机上放置爆炸物的情况，通报英国驻华代办处、新华社香港分社及赴香港候机的部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
当天晚上，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将周总理的指示转告新华社香港分社，并通知在香港的代表团成员提高警惕。
4月10日上午9点30分，外交部欧洲和非洲司副司长张越紧急召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向他通报了有关情况，并要求他立即转告港英当局，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
敌人的破坏计划使人们为周总理一行的万隆之行感到担心。4月10日，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
这次蒋贼是蓄意决下毒手施行暗害的，他并从各方面的可能着手。因此，往返途中停留时，飞机着陆后严加封锁，起飞前的严密检查，是必须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区对所用交通工具，亦应请看守与检查。你外出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也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我衷心地祝福你胜利平安归来！
4月12日凌晨，周恩来复信邓颖超：
来信收阅，感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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