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京利
因为按照远东空军司令部所说的“偷乘飞机”的时间，当天正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到汉城访问的日子，当时机场“正处于极其森严的战时警卫当中”，只有持有特别许可证的人员才能够进入机场，在这样的情形下，唐奈等偷乘飞机之说，显然十分可笑。
合众社记者当时就提出疑问，在如此时刻，如果没有命令，唐奈等怎么能上了飞机，而飞机又怎么会飞到中国去了。
发言人则难以自圆其说，搪塞道：
“这架飞机已载运货物到汉城并且卸下了货物，乘客们要求准许乘这架飞机飞返东京。因为是在夜间飞行，也许由于当时的特别安全措施而奉命驶入一条不熟悉的路线。”
美国各方纷纷狡辩，而始作俑者美国中央情报局则任凭记者如何打探，就是一言不发。它也许是觉得，此时一言不发总比陷入被外界追问的尴尬可能要好些吧。
美国人的狡辩核心内容就是两点，一是否认曾进入过中国领空，二是说唐奈、费克图等是“平民”。他们是在作从南朝鲜的汉城前往日本东京的例行飞行。
然而有趣的是，当唐奈和费克图被俘之后，从他们身上缴获了一张地图，这不是日本东京的地图，而是一幅美国军方航空测绘的二十五万分之一的中国吉林省安图县的地图。在地图上面还标有一个箭头，指向安图县老岭区。正是他们被击落被俘的地方。唐奈自己也承认，这是他们预定接头的地点。
更有意思的是，跟地图在一起的，还有一个中英文对照会话表，在每个英文句子后面，标着汉语的发音，其中包括下面这些句子：
我是朋友；
请你帮我；
我渴、饿、冷、病了、受伤，带我到中国医院去；
中国兵顶好；
你有暖和衣服吗？
看来他们已经有了万一被我击落的“应急预案”。
1954年12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谈到这个件事情时用讽刺的口吻说道：
“这就是准备到东京去的‘平民’，却带了这样一张会话表。很显然，他们不是什么到东京去的‘平民’，而是被派到中国来的美国间谍，而且，他们也给自己设想了这样的情况：飞机被击落下来，又饿、又渴、又冷、又负伤的美国‘平民’在中国的山林中徘徊着，遇到了第一个中国人，赶紧掏出会话表来，用了第一句：‘我是朋友。’接着就‘请你帮我’，‘我渴了，饿了，冷了，受伤了’，然后拿出准备好的钢笔、手表：‘我会报答你’又准备献媚地说：‘中国兵顶好’。可是顶顶要紧的还是自己的性命，又冷又渴，只得再三请求：‘你有暖和衣裳吗？’。”
至于唐奈的身份，美国政府说他是“平民”，而唐奈自己则供认，他是1951年6月参加美国间谍机关中央情报局的，当年12月被美国中情局派至该局驻日本间谍机关工作，在日本茅崎附近的秘密营房，担负训练特务和对中国进行空投特务的任务。训练内容包括：教授特务地下作战如何建立交通线、如何在交通线上刺探情报，如何救护被击落的美国空军人员，如何徒手自卫等。
美国人的反应早在中方预料之中。
按照既定的方针，章汗夫回信给杜威廉，表示：
我国政府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判处十三名美国间谍案，罪证确凿。你来函所附美国政府文件，碍难接受，特予退还。
美国人也知道，他们的所谓“抗议”不可能为中国政府所接受，而且他们的威胁也绝无吓倒中国的可能。于是，它变换手法，准备通过由它操控的联合国，来对中国实施压力。这就引出了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出面“斡旋”和后面一系列的外交较量。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