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姑娘心地狡猾,但外表忠厚,这几年乱碰胡蒙,似乎也没被什么三教九流的问题难倒过。
不过这天,我倒真的被难住了。
第一怪,要怪书上这道来历不明的题目。第二怪,要怪这念二声的“混”
字,竟然要组两个词。我的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就只好乱瞄一瞄了。尽管我知道我这类技术,不比我班上的任何一个人强。
今天的同学们不知哪儿不对劲,都把自己的作业捏得紧紧的,没有给敌人留下一点可乘之机,幸亏我爷爷在天有灵,保佑我当上了四人小组的组长,有了给人检查作业的权利。
按迷信的说法,我今天可走好运了。因为我们班的同学十分信奉我。认为我检查作业是有益无害的。经常迫不及待地把作业拿来给我检查。我便不绕弯道地直接把目光盯在“混”上,这些兴奋者并没有注意到我的行动,倒是我自己内疚了一番,我看到的情景,可以用我奶奶的一句话概括:作孽呀!
浮现在他们本子上的词,竟不是“混蛋”,就是“混球”,不是“混球”,就是“混帐”,不是“混帐”,就是“混搞”。其中“混搞”一词,我甚为不解,便问当事人。他的脸“嗖”地一下红了,眨巴着不大的眼睛,狡猾地说:
“少儿不宜。”
我们班的词语手册之父是龙超。
龙超四本词语手册。可以按不同的标准分类。
按大小分三类:一本16开;两本32开,一本64开。
按贵贱也分三类:最贵的是16开的,其次是两本32开的,最便宜的是64开的。
按内容亦可分为三类:最齐全的,是16开的(包括组词,解词,课后问题的答案,基础训练,范文等);其次是32开的(包括组词,解词,课后问题答案等);最简单的是64开的(包括组词,解词)。
和他相比,我就显得寒酸了许多,一本“词语手册”也没有。
不仅如此,我们班64人,其中63人都有词语手册。换句话说,没有“词语手册”的唯我独尊。
我问龙超:“你要那么多的词语手册干什么?谁给你买的?”他说:
“我妈我爸我爷爷我奶奶给我买的。”噢!我的妈哩?每当我让她买词语手册的时候,妈妈总是大手一挥:
“不用啦!要那东西,还要脑子干什么!”废话!要那东西组词嘛!每学一个生字,都要在后面组两个词。比如:“寇”,后面就要组“日寇”
“豆蔻”。要是会组成语,就只用组一个词了。比如“唾”,后面就可以组个“唾手可得”。
尽管我没有词语手册,但是我是组长,可以借检查作业之名,时不时地抄一两个词。要是不抄,硬想,也能想,只不过要抓破头皮,啃破笔杆。主要是耽误我的时间。
长期这样蹭词,也不是个办法呀!
出于怜悯,龙超借给我一本,最小的,最贱的,最简单的,64开的,词语手册。
于是,上课时他把那本手册借我,写完作业了,我再把手册还给他。虽然程序烦琐,但是总比我每天带四个文具盒,上学时一件一件的拿出来,放学时再一件一件的放进去好多了。
说到文具盒,就在这时,发生了两件与文具盒有关的事:
第一件是,有一阵,龙超在练铁头功。
上课了,当喊“老师好”时,陈大侠一方面要表现对老师的尊重,一方面要展示自己的铁头功,就故意把腰弯得很低,头重重地磕在文具盒上,还故意皱着眉头,轻轻地揉揉磕到的地方,无所谓地笑一笑,表示不疼。
每次别人提到他的铁头功,他总是把自己的文具盒往自己的头上砸,可能是担心别人以为他弄虚作假,他见我的文具盒比他的大,就摆出一副“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表情。拿起我沉重的文具盒,使劲地、用力地、壮烈地照着他空荡荡的脑门子打了起来,然后拨开人群,大摇大摆地走出座位。
一个同学背后埋伏,拿我的文具盒,跟在他屁股后面,当他刚跨出教室时,只听“咣”的一声响,我的文具盒被砸出一个窝,而陈大侠的头并没被砸出一个包。我便确信他有铁头功了。
第二件,那是上音乐课,他没有带竖笛,闲得没事干,就拿起我的文具盒左看右看,动手动脚,只听“喀嚓”一声,我的塑料文具盒被他掰掉了一块。那时候正是上课,我就没有理他,再说沉默是女性的美德嘛!
直到放学,我装做很傲慢的样子,拿尺子敲着桌子说:“你赔我!”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线,头一摇一摇的,额头上的一撮毛更长了,直往鼻子上奔,他说:“赔你妈个大xx头!”就这样,我的四个文具盒里的50%,就被他搞坏了。
我们就开始了漫长的冷战。我是坚决要求索赔的!这样长期相持下去,永远对我有利。
龙超心知肚明,就把那本64开的词语手册让给了我。
但是书的价钱和文具盒的价钱,还是相差2块5。
龙超,我比较了解。他家虽然钱多,但是他自己手里,现金支票的没有。
他翻遍书包,发现了一张过期的贺年卡,上面写着:
龙超:
祝你新年快乐!
我指出称呼不对,犯了明显的错误。龙超答应在5分钟把名字改好。
开始,他是想努力在原字上改动。不想,“方”和“龙”,背靠背,往两个相反的方向扭。所以特别难改。经过反复改正,终于涂成了一个墨砣砣。
一不做二不休,龙超干脆把称呼,全部涂成了墨砣砣。上面变成了:
方舟:
祝你新年快乐!
我终于通过合理的途径,弄到了属于我自己的词语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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