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和恶是一对矛盾，在看完了《菊与刀》之后，我觉得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善恶矛盾的民族。在二战之中表现出来的对于中国人的残忍是他们恶的表现之一，而在一些文学著作之中我们却可以看到他们的善——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和《雪国》之中的女主角都是善良美丽的日本女性形象。因此我觉得用王阳明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本，有善有恶意之动”来描述日本这个民族是再贴切不过了。
在《菊与刀》的序言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菊与刀，是一对充满矛盾的组合体，也是日本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的意蕴象征。日本民族文化具有相反的双重性，他们性情温和而友好武力，尚礼而又睚眦必报，喜欢新奇却又顽固保守。正是这样一个性格充满矛盾的民族造就了十分惨烈的“二战”，也实现了战争之后经济复苏的奇迹。那么是日本民族究竟是凭借什么呢？
凭以吾等之精神力量，必可战胜物质之有限
日本人注重精神力量在二战时期就表现的尤为明显。首先日本的广播在战时就经常播放这样的内容——物质资源有限，终将覆灭，这是永恒的真理。他们还认为精神就是一切，可以永恒；物质虽不可少，却是次要的，转瞬即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于物质力量的轻视（但真实的原因却是日本国土狭小，资源有限），却反过来却用精神力量来激励人们。
其次，在他们的战术手册当中也这样写道：“以吾等之训练以抗敌军之众，以吾等之血肉以抗敌军之固”。这其实就是变相的在强调他们是注重并且依赖精神力量的，而不在乎敌军的物质条件比他们要好的多。只要精神坚定那么抗击敌军就能够成功。
最后，日本人所谓的精神力量是最强大的，还有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在二战时一家日本的电台就宣传过这样一则事迹。在空战结束后，一个大尉是最先一批回来的，他脸色苍白但是很镇定。他看着飞机一架一架落地后又向司令汇报工作，汇报完了之后就倒地不起了。经过检查发现他其实早已断气，他的胸口还有致命的弹伤。这就说明大尉其实是用自己精神在支撑着自己，是他强烈的责任感创造了这次的奇迹。
这种注重精神的事情不仅仅是对于军人的要求，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也是如此。在战争中普通的日本百姓白天要做工晚上又要躲避轰炸，但是当权者会告诉他们：“劳累和疲劳是在锻炼人的意志，越是疲倦，就越能锻炼人”。这种意志其实就是他们所强调的精神。荒唐的理论还远远不止这些，日本的战时广播甚至还对民众灌输“精神可以战胜死亡”。当然我们并不排除精神有时候会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尤其是在十分艰难的战争之中，精神力量可以支撑人们的意志。但是过分的依赖精神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这就与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战时美国的物质资源是相当的丰富的，武器装备也是相当的优良。因此美国人在对待日军之时就显示出了自己强大物质实力的优势。他们并不相信日本所谓的“精神战胜死亡”的说法，他们都认为其荒谬至极，也认为日本人是很愚昧的。举一个例子来看，美国人对体力的认识要考虑睡眠、饮食、温度等等因素而在日本那里则只有精神，体力来源于自己的精神。这就很好的说明了其实美国人是比较理性的（这也许是实力的来源），而日本人就要感性的多（依靠自己的精神力量）。
众所周知，二战之中日本人将大部分的资源都用在了军事上，民众能够得到的资源少之又少，因此在战争之中军人们挨饿都是常态更不用说是普通民众了。那么面对这样的事情，日本的民众为何不反抗呢？我认为其原因如下。
吾之信仰万物各得其所，吾之信念万民各安其分
日本人信仰秩序和等级制度，就像美国人信仰自由平等一样。在《家康遗训百条》当中有这样有一句话：“士乃四民之首，农工商辈于士不得无礼。无礼，即心中无士也。于心中无士，士不妨击之。”这就是自古以来传统的等级制度，除了皇室之人以外，武士在日本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从《家康遗训百条》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武士对于平民是有杀伐决断的，而普通的民众也并没有认为有何不妥。因此这些日本民众的反抗精神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浓厚，他们都只是天皇脚下的“顺民”而已。
日本历来推行的就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以明治维新为例，明治天皇在保皇党的帮助下，完成了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使日本不再闭关锁国成功的转型。）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种地的农民就是种地的，参与国事的就应该是皇室之人和大臣；秽多就应该低贱的为人们服务，武士就应该保护自己的大名，做好自己一个家臣的本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位置，如果僭越了那么就应当满怀羞耻或者以死谢罪。
这在日本人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他们每个人都很守规矩（以日本2011年的宫城县大地震为例，当时日本民众的表现被国内外媒体大肆报道——他们没有惊慌失措，没有抱头乱窜，只是安安静静的等待通知，连儿童也不例外。这其实就是日本民众各安其分的表现之一，他们认为他们只是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而已）。因而，在日本漫长的历史当中我们几乎是无法看到类似于“法国大革命”那样的“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不因为别的就是因为他们向来就是如此认为——万物各得其所，万民各安其分。也正是这种各安其分的思想让日本民众的反抗精神被慢慢的被弱化了。
吾宁殉“道义”而死，方能护吾之名誉
日本人特别的注重“道”，在日语词典之中对“道”的释义：正道，人应遵循之道，为免遭世人非议而承受一些或不情愿的事。这里要简单的区分一下“义务”和“道义”——“义务”可能会让人“不情愿”，但“义务”从未被定义为不情愿的行为。而对于履行“道义”，人们往往在心中感觉不愉快，在“道义”的笼罩下，所欠的人情和责任都极其沉重，无以复加。
而在日本人的眼中反抗自己的天皇就是对于道义的蔑视，如果自己不尊重道义那么他将会被所有的人瞧不起。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对于上层的所做所为不满时他们要选取代表代他们上书，而无论成功或者失败，被选为代表上书的人一定会自杀的原因。上书呈请是对于天皇的道义的背叛，并且这也是一种僭越。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之下就只有自杀来谢罪了。
对“道义”的范畴也有着两种全然不同的类型。一类称之为“对社会的道义”，即对社会普通大众的报答之情。另一类称之为“维护自我名声的道义”，即保持自己的名声和名誉不受任何玷污和诋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对“道义”的坚持其实就是一种对于自己名声的维护，如果不坚持道义那么名声就可能被毁于一旦。讲求道义是很困难的，但是没有办法，尽力而为之，才能维护自己的名誉。
在日本人的理念当中名声和名誉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而在“耻感文化”之中不遵循道义也是最大的“耻辱”之一。这就是日本人的“耻感文化”带来的，无论何事只要是让他们觉得耻辱，那么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做点什么来挽回了——例如：日本人经常会用自杀的方式来维护自己名声。反抗天皇也许在他们的眼里就是不遵循道义，因此无论从对天皇的忠心来说，还是对道义的维护来说，反抗精神都是不应该出现的。
吾必定忠于天皇，愿献上吾之生命
“他们有权利说：‘这是天皇的命令，哪怕是投降的命令。’”也就是说，即使是投降，日本最高的法律仍然还是“忠”。在大多数的日本人眼里，发动侵略战争和天皇没有半点关系，或者说他们认为天皇压根就没有任何的错误，也不会犯任何的错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对于天皇的“愚忠”，但在日本人看来这却是理所应当的。我们无法想象在一个等级制度如此森严的国度，人们对于天皇是怎样的忠诚，或许一种最为虔诚的信仰也并不足以代替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
在日本人通过的各项法律当中，只有天皇签了字才是最为神圣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战争中，天皇的鼓舞是最为好的良药，可以治愈伤痛，也可以治愈颓败之气。甚至在战败的时候，一些战败的将领为了显示自己对于天皇的忠诚会选择面向故土切腹自杀，来显示自己对于天皇的“忠”。
这种对于天皇的忠心程度其实并不亚于任何一种宗教信仰，我们从日本人的战时言行之中就可以看出他们天皇的极端崇拜分子，也就和德国纳粹党对于希特勒的崇拜一样。因而无论战争的进展如何，即使是失败大部分人也会一致认为是东条英机蛊惑了天皇，天皇并不知情。因而对天皇如此“忠心”民众怕是难以产生反抗精神。
启蒙即在“牢笼”之中，成长则开启新束缚
按照本尼迪克特的说法，在日本儿童的启蒙时代是相对来说最自由的时候，因为无拘无束的生活才使他们孩童的天性有所释放。但是这种天性会随着孩子的长大而慢慢被束缚住。在日本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日本的孩子从断奶之后就会直接食用成人食物，而母亲也不会为他们准备过渡时期的辅食。这也就恰好说明了一点，随着孩子的长大他们就和大人无异了，他们要吃和成年人一样的食物（尽管他们还没有长大），做和成年人一样的事情。
在日本，每个孩童在各个时期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无论在何时，只要你在成长那么你就要学会相应的规矩。对于女子而言自己的生活和男子还有所不同，当他们了解到男女有别的时候，男生就会排斥与女生玩耍。而女子要做的就是将自己培养成一个贤妻良母，男子则需要学会肩负自己的家庭责任，这样每个孩子就都有了属于自己的“牢笼”。
从小的时候开始每个日本家庭几乎都是这样——母亲管孩子衣食住行而父亲则扮演者教育者的形象。一般来说每个家庭的孩子都以自己的父亲作为儿时的偶像，特别是长子，对于父亲的模仿能力很强，因为他要继承的是整个家庭的东西。这样作为长子的他也就被定在了家庭的“牢笼”之中。而被束缚在牢笼之中的孩子们也是很难有反抗精神。
“无善无恶心之本，有善有恶意之动”我用这句话来评价日本这个民族，我想是十分贴切的。日本的民众在二战时期也是受害者，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不是每个人生下来都喜欢战争的。我相信二战之中大多数的日本人对于中国人都是怀着无善无恶之心的，但是一些怀着有善有恶之意的人发动了战争，给两国人民都带来了痛苦。
因此在读《菊与刀》时我们应该理性的看待日本民族的一些特殊的习惯，不应该恶意的将之丑化，站在客观的角度思考、保持平常心，才能够理解他们的行为习惯和他们的文化内涵。
作者：和敏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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